重大刑案，公安要尋情報組織援助
2003年5月19日，安徽少女王冬被發現赤裸陳屍於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一條水溝內，18日晚搭載被害人的老鄉、貨車司機張輝、張高平侄叔倆，被認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神探”聶海芬的刑訊逼供，導致叔侄倆差點被槍斃。最終高法否決以前的判決，叔侄倆申請國家賠償。好在沒槍斃，不然社會又要大嘩。
“神探”聶海芬，經常講，“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這不僅是中國大陸公安機關的座右銘，也是檢察院和法院的座右銘。但近70年的司法工作，卻證明，我們經常放過許多壞人，冤枉許多好人。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任何一個錯案，都造成公檢法的難堪，甚至是社會對政府的不滿。所以李揚才建議，公檢法在必要的時候，要尋求情報組織的幫助和支援。
做為一名公安警察，李揚就親自經歷過，在追查案件嫌疑人時，從身高、體重、性別、年齡、髮型、模樣、穿着、活動路線、做案時間、犯罪原因、犯罪證據、等等，一看就是“他”，所有的辦案公安警察，都認為罪犯就是“他；就是將這個偵破過程中，調查的結果，告訴一個傻子，傻子也能相信罪犯就是“他”；告訴一個刑事偵察大家，大專家也會認為就是“他”。但最後結果卻是，還就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所以在破案壓力下，許多犯罪嫌疑人，往往屈打成招。
年輕公安警察可能不服氣，認為李揚講歪理邪說，就是普通人民群眾，也不相信，“哪有那麼巧啊”？但是，你們問問老刑警們，個個遇到過類似案例，甚至一生遇到過多次類似案例；開始時，所有的刑警都是打，“不信你不招”，但在毆打的過程中，大量刑警也不是傻子，往往越認為快破案時，有些老刑警越充滿狐疑，感覺不對勁。而且這類案子，還經常找到真兇了，嚇得從領導到普通刑警，都不知如何掩飾好了，看着被打得悲慘的曾經“犯罪嫌疑人”，都不知怎麼掩口了。
這個社會，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世上有大量事情，真的說不清楚。越是重大刑事案件，越可能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判死刑的案子，在偵查、在破案過程中，如果刑警們感到有絲怪異時，可以向情報組織尋求幫助，支援公安機關的破案工作，大家都是為共產黨幹活，為國家和人民幹活，平時再互相瞧不起，再有矛盾，碰到大事件，也要互相合作配合。李揚建議各地公安機關，遇到類似案件時，可讓情報組織催眠調查，大不了付給他們1—10萬元的酬謝費，人家幹活也不容易，哪能讓人家白干？破案立功了，你也不分給人家一半。
在過去一個節目中，聶海芬坦言，當時既沒有在被害人身上發現精斑等痕跡，也沒有在車上找到任何物證，受害人指甲里留下的男性DNA，經鑑定與倆嫌疑人無關。這就是最重大的可疑之處，她臨死前的指甲中，居然有第三人的DNA，說實話，李揚認為這個案件，真的不至於造成冤假錯案，因為疑點太大；在主攻方向叔侄倆拒不認罪時，應該想辦法，找出第三人DNA，是怎麼來的？如果當時的破案小組，就是主觀認定叔侄倆是最大嫌疑人時，可以找情報組織，催眠調查一下，一切就全清楚了。貪功，總幻想着破大案無數，成為中國一代神探，欲望和貪心太大，往往走錯路。欲速則不達，飯要一口一口吃啊。
“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是政府和人民，對公檢法的要求，也是公檢法的座右銘，但公檢法從沒做到過。李揚對同行聶海芬，沒有意見，公安警察們和她一樣，就是各國警察們，也和她一樣，包括燈塔國警察，大多如此，所以李揚才建議，今後的刑警工作，要引進什麼。實際上，連各國情報組織，也從沒做到過，先不講他們遇到的人類難以理解的事情，就是他們在工作中的主觀故意，就是明知誰冤枉了，誰是真兇，卻往往故意放縱真兇，而利用情報組織工作，陷害冤枉的人。他們通過催眠調查工作時，都敢這樣干，公檢法聲稱“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李揚才大聲質疑：
你們怎麼可能做到？！
西方國家，警察局早就引進催眠術了，必要的時候，通過催眠調查，來尋找破案線索。香港的警察局，也有催眠師，關於這個催眠師的介紹，大陸也經常轉載、報道。所以，各地公安機關，再遇到類似重大案件時，不要太相信主觀臆斷，越是在破案過程中，本能地感到哪有不對勁的地方，越要趕緊尋找情報組織的幫助和支援。這筆破案費用，哪個公安機關都掏得起，比你在那兒掄着棒子毆打，要省錢、省力、省時，而且準確率很高。但要提高警惕，避免被情報組織耍弄，畢竟兩個單位不是一家人，他們耍弄公安機關的事例，非常多，所以李揚給同行們提前一個警示。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 李揚
2016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