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不平等正轉化為過程不平等

———楊東平訪談

　　　　　　　　　　楊東平

高中教育正成為瓶頸

　　記者：張玉林的“藍皮書”和您主持的研究報告採用的數據和論證方法都有類似的地方，但前者的結論是“中國教育的嚴重不平等還將長期持續並且有可能深化”，後者的第一個結論是城鄉差距有所改善；第二個結論是階層差距正在凸現。兩者似乎給出了兩種不同的判斷。

楊東平：我們的報告着重於入學機會的城鄉和階層差別，而對入學機會的研究主要是從總量上進行考量的。從總量的角度，農村學生的入學機會的確擴大了，農村學生在農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與城市學生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間的差距縮小了。

但在高等教育內部，農村學生仍然處於劣勢，他們主要集中在地方院校和比較冷門的專業。這裡我要解釋的是，這是兩種意義上的公平。能不能上大學是入學機會，接受怎麼樣的高等教育是過程的公平，理論上講，後者已經是第二位的問題了，現在的焦點還是能不能上大學。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在入學機會上城鄉的差距正在改善，但是正在從宏觀的、顯性的不平等轉化成過程的不平等。

記者：在中國教育經費總量有限的情況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就似乎形成了一對矛盾。高校擴招之後的一個口號是“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基礎教育大眾化”相比，兩者哪個更合理？

楊東平：1980年代中期，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只有3％左右，遠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水平。1980年代末期以後，國家教委採取了控制高等教育的策略，對外的說法是“穩定規模、提高質量”，對大學生的數量採取了限制措施。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年高校入學率增長30％－49％也是非理性的。如果從1990年代初，每年穩步增長到1990年代末達到毛入學率15％左右，那是最理想的，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對基礎教育造成非常大的擠壓。前兩年，中國高等教育的投入在三級教育中已經占到24％左右，在很多發達國家，這個數字只有15％左右。按照世界慣例，國家只包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交給社會力量，我們的情況正相反

　　 記者：您在文章里提到教育平等包括機會平等和教育質量平等兩個層面，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機會的平等。那麼，與中國同樣處於發展中國家水平，也在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努力的國家，比如印度，有沒有可資借鑑的經驗？

楊東平：印度的情況沒有可比性，它的掃盲教育和普及基礎教育的任務現在還很艱巨，遠遠還沒達到中國的水平。但是由於印度的中產階級比較強大，它的高等教育質量比較優秀。中國的基礎教育問題並不是都解決了，但是小學階段我認為問題不大，問題主要集中在中學階段。中國這條路是一種非常規的發展，不是說先普及了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之後，再發展高等教育。而在高中教育還沒有充分發育的情況下，高等教育就突然實現大眾化了。現在，高中教育成為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

重點中學制度成為社會分層的工具

　　記者：如果印度不是好的模板，有沒有其他模板———問題與中國類似，但提出了建設性解決方案？

楊東平：我們在大學入學機會上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由中等教育的學校分化造成的：重點學校制度已經成為社會分層的很重要的工具，優勢的階層能上重點學校，然後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現在，國內有兩類重點學校，一類是所謂的百年老校，靠教育家幾代的積累；另外一類是靠特殊的政策，提前招生、傾斜性的投資、傾斜性的配備師資、不擇手段地把好學生網羅到自己學校里來，製造升學率。近年來，地方所謂的“創重”創出一批這樣的學校。教育家的本事是把差學生轉變成好學生，如果你利用特殊政策把好學生都網羅過來讓他們考出好的成績，這跟你的教育沒什麼關係。

日本和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都曾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促進基礎教育的大眾化，取消名門中學，在教育資源配置上一視同仁，定期地在學校之間交換教師和校長。他們的態度非常堅決，因為少數的名牌學校就會擾亂整個基礎教育的秩序，違反全民教育的功能。中國基礎教育的平均化原則也已經提出了，但是在實際實施的時候，並沒有按照平衡化的原則去做，還是按照以前的支持重點，加劇分化的模式。

記者：據我所知，重點學校的存與廢在1949年之後有好幾次波折，但直到今天它還依然存在，是什麼支撐着它的存在？

楊東平：這個問題我們在大城市感受得不是很真切，但是到了中小城市就可以感受到為什麼地方政府不惜代價地打造重點中學。我個人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它是地方的政績和臉面，所以很多地方的重點中學極盡豪華之能事。去年《中國教育報》刊登了一篇專訪，在參觀國外中學之後，我們國家來自大城市和欠發達地區的校長一致認為，我們重點中學的硬件遠遠高於發達國家的水平。當然，由此產生的高額建設費用主要還是轉嫁到學生頭上。但這筆債光靠收學費也是很難想象的，於是地方政府不惜高額舉債，這就是我們現行體制，現在借錢的人不需要為將來還錢負責。我拼命建，建完了這是我的政績，十年二十年之後誰來還能不能還清跟我沒關係。第二，重點中學成為教育利益集團的近水樓台。在重點中學裡面存在三類學生，一類是靠分數，一類是條子生，還有一類是交費生。去年我到上海浦東地區的一所重點中學去，該校的一位老師向我透露：浦東地區區政府處級以上幹部的孩子都能在那裡上學。重點中學的第三個功能就是成為教育利益集團創收的工具。很多地區有開放擇校的政策，說是為了將擇校的收入幫助薄弱學校，將擇校費全部上交財政，財政再按比例返還給學校。在一些貧困地區，重點學校就成為地方政府穩定的財政來源。把公立學校變成盈利的工具，這是完全違反教育政治的。

“小寶塔”和“放水養魚”

記者：我看了您以前寫的一些文章，談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有一些反對重點中學式精英教育、實現平民教育的嘗試。

楊東平：建國之後的前30年，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期，新中國延續了共產黨以前的平等理念，強調擴大公民子弟的教育機會。但當時的教育理念強調的是階級內的平等，是以剝奪非勞動人民子女的教育機會為前提的。在擴大勞動人民的受教育權利的同時剝奪了另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權利。這也是違反現代教育的基本準則的。在後來的發展中，這種平等主義發展到打擊知識精英，甚至關閉大學。但是，在1970年代，中國農村高中教育的普及率曾經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儘管當時中學教育的水平很低——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學了大量政治化的東西和實用技術——儘管它是低質量、低水平的教育，但畢竟滿足了大多數人受教育的需求。1990年代很多嶄露頭角的知識分子就是當年高中普及的受益者。

記者：“文革”後，還有抗衡精英教育模式的嘗試嗎？

楊東平：之後就是一邊倒了。當時又回到了1950年代初以追求現代化和趕超戰略的國家主義目標上去——終於克服了“四人幫”的干擾，現在可以集中精力來發展經濟了。尤其是在教育界，開始複製1950年代的蘇聯模式。經濟領域在1970年代末開始反思，能不能重新回到1950年代？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重新回去，重新搞蘇聯模式、計劃經濟，另一部分人就已經意識到：不能再這麼搞了。但是教育領域沒有經歷這種反思，非常簡單地回到1950年代，重新搞城市中心、重點學校、升學教育那一套。在1980年代，這種現象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學率，在1990年代，正式命名為應試教育。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20年沒有任何制約的力量。在1990年代末，出現了新的變化，市場的因素介入進來，單一的考試標準里摻雜進權錢的成分。實際上，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時候，高考的競爭程度遠比現在激烈得多，但大家沒有覺得不公平，而現在入學機會比以前多了許多，但大家不公平的感受還是非常強，因為有很多人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什麼保送生、定向生、特長生——更容易地獲得教育機會。

記者：過去人們經常以集中優勢力量辦學、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作為精英模式的存在理由。現在我們沒有類似的人才壓力了嗎？

楊東平：1980年代教育政策的主要思路就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這種傳統的發展觀的引導下，教育出現了很多不健康的傾向。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我們的課程的深度和難度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這完全是違反教育規律，不理性的。表面看來，中國的基礎教育比國外先進許多，但它是以一代人的休息、健康、娛樂為代價的，而且這種教育模式很難培養出真正有創造性的人才。網上有一個故事，講1978年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中國和美國互派了一個教育代表團，中國代表團在美國學校里看到學生上課自由散漫隨便說話，基礎訓練非常薄弱，斷言：20年以後，中國的教育肯定超過美國。美國代表團在中國看到紀律嚴明，學習熱情很高，書生朗朗，也斷言：20年以後，中國的教育肯定要超過美國。現在20年過去了。

記者：您似乎沒有真正回答我的問題———我們要不要集中資源優先培養一部分人，跟我們怎樣集中精力去培養這部分人，是兩個概念。您講的笑話只能證明方式的錯誤，不能證明選擇的錯誤。

楊東平：所謂的集中資源培養一部分優秀人才的做法在這些年的教育實踐中已經被逐漸淡化了。回想一下，1980年代大學生少年班曾經如火如荼，但是隨着知識水平普遍的提高，越來越意識到，這種方式是不可能真正培養出優秀人才的。更好的選擇是為所有人提供一個均衡的、開放的成長環境，因為我們無法知道最優秀的人才在哪個地方，是在上海還是在某個農村，但是如果大家都能享受比較均衡的教育，就有可能為優秀人才的成長創造一個前提。用俞平伯的話說就是“放水養魚”。（錄入　鍾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