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國企屢改屢敗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失敗 高木

持新自由主義者觀點的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國家是虛擬的，集體也是虛擬的，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事實上沒有具體的主人，誰擁有了權力誰就想撈一把，致使公有制企業無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生存，只能給國家增加包袱，因此晚賣不如早賣，即便是在產權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一些，也總比被撈的一點不剩後再想起來變賣強，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論。因此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把公有資產的所有權，半賣半送給個人，實現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國企職工變換身份成純粹的僱傭工人，就應該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了。鼎力支持這項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主要有：吳敬璉、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陳淮、張文魁、周其仁以及國資委和政府部門的部分官員以及公有制企業的中高管理層；而反對這項改革的人是非主流學者、民間學者、有責任感的政府官員和幾乎全體的數以億計的公有制企業的職工和其家人。

我81年高中畢業後進入國企工作，至今已經有23年了，除了84-87三年大學生活外，絕大多數時光都是在國企度過的，可以說，我親身體驗了國企改革的全過程。 鄧小平同志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主流經濟學家的所有者缺位理論是否經的住檢驗，我們這些國企老職工最有發言權。我通過20多年的親身體驗得出的結論是，國企只所以會衰敗到目前這種田地，根本的原因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所有者被篡位和主流經濟學理論邯鄲學步黔驢技窮的結果。

經濟學是一門很複雜的學科，因為任何一個經濟要素基本上都不是靜止的，而是時刻處在不斷的變化過程中的，各個經濟要素之間還存在着或正向或反向的聯動關係。同時，經濟學又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只有通過解決實際問題才能彰顯經濟理論的價值。因此，這就要求經濟學家時時刻刻要用運動的、聯繫的、系統的觀點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做到這幾點，他的理論才能夠自圓其說，才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但是，自80年代早中期開始的，由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國企改革，只所以屢改屢敗，致使國企衰敗到目前這種任人宰割的死敵，完全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家一直在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和理論脫離實際的態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致！

例如，微觀上，在國有集體企業責權利關係尚未理順的前提下主流經濟學家就慫恿國家貿然啟用了物質刺激（發獎金）辦法，致使企業迅速走上了拚設備拚能源濫發獎金的危險道路；此路不通後，仍然在未理順好責權利關係的前提下主流經濟學家又慫恿國家啟用了廠長經理負責制，由於這些廠長經理都是上級任命的，職工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又被極大的弱化，這些廠長經理們自然會只為官，不為民，只為己，不為國地產生短期化、內耗、貪污腐敗行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國有和集體資產的迅速流失和企業全員團隊精神的消耗殆盡，而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卻置若罔聞；就在國有和集體企業陷入進退失據，內部問題突出暴露的緊要關頭，主流經濟學家又慫恿國家匆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於打破行業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經濟成分參與幾乎涉及一切行業的全方位的競爭，造成了國有和集體企業除了要背負責權利不明的體制包袱外，又背負着離退休人員負擔、賦稅不均負擔、財務管理受限制等負擔帶病上陣，與那些輕裝上陣、可偷稅漏稅、能送回扣拋紅包的、優惠政策優厚的各種私有民營三資等經濟成份昏天黑地展開了一場規則不一的、顯失公平的激烈競爭，致使國有和集體企業元氣喪盡，滑落到目前這種任人宰割的死地；由於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慢於企業改革，各級官員為了突出政績又不暴露劣績，就敦促銀行用貸款給奄奄一息的企業餵奶，長期維繫着企業明盈暗虧的局面，致使後來出現了銀行斷奶後，企業殭屍問題和金融壞帳問題的凸現。

再例如，在指導思想上，長期在計劃和市場之間模稜兩可，被迫在價格問題上採用了雙軌制，巨大的差價誘惑,致使官倒現象高乾子女經商問題蔚然成風，首開先河地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自身形象，而主流經濟學家卻從來沒有拿出過有效制止官倒和高乾子女經商的辦法；在行業管理上，主流經濟學家慫恿企業一會搞橫向聯合、一會造航空母艦、一會又搞兼併重組，拉朗配式的包辦婚姻最終抖散了企業的筋骨；在市場管理上，完全不顧市場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種經濟實體在各個行業重複投資，重複建設，使得社會總資金的利潤率迅速下降，致使技術含量低的行業的競爭迅速進入白熱化，而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和項目卻無人無力問津；讓人費解的是，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主流經濟學家竟然又慫恿國家在同一個時期幾乎同時出台了全員合同制、職工住房改革、醫療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費等需要讓城鎮居民捂緊錢包、拚命儲蓄才能應對的所謂產業化市場化改革，一下子把城鎮居民的消費熱情打入到九泉冷宮，再加上銀根收緊和銀行的商業化，中國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終於浮出了水面；主流經濟學家慫恿國家開設股票交易市場的初衷是讓國有企業籌集資金，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卻根本沒有預料到股市操作的難控和股民過分投機的惡果，更沒有提前採取預防措施，目前銀行、企業、個人紛紛把有限的資金投入股市，更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貨幣短缺，更加劇了需求的不足。更為可悲的是，由於大多數公司都是經過喬裝改扮包裝上市的病態公司，責權利不明的病源並沒有根除，而違軌資金又天量入市，中小投資者又難識廬山真面目，這種種的陰差陽錯終於給中國的股市種下了騎虎難下的禍根，那些能夠上市融資的企業，卻是以圈錢為目的，圈得的資金，大多被任意揮霍，真正能用到生產經營上的卻很少。本來，克服這種亂象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行財產登記、帳戶唯一、貨幣電子化，利用中央銀行觀控數據庫進行有有效監管，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卻故意南轅北轍，淨出些獨立董事、二板市場、全流通、開放基金、銀行民營化等弄巧成拙的損招。甚至最近，當股市出現劇烈下探行情的時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竟公然指責政府要為此承擔責任，故意挑撥股民對政府的不滿，以次來推卸自身責任；面對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經濟學家根本不從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慫恿國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基建投資規模，產生滾動效應，以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明白人算算帳就可以清楚，在腐敗昌盛，財產往來不透明的環境下，國家每投資一個億，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變成實際購買力的貨幣能有幾何呢？而其中的大獲利市者是不會熱心於用賺來的鈔票大量購買實體商品的，他們對儲蓄，對股票投機，甚至對資金出逃，或者購買能保值的房地產更感興趣，政府千辛萬苦通過向老百姓借債，向銀行告貸，甚至通過超量印發鈔票籌集到的，寄希望於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的寶貴資金，猶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變成了加劇經濟過熱金融危機的炮彈；當實施多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2003年-2004年引發投資過熱後，吳敬璉、張五常等主流經濟學家仍然不從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資過熱的責任推卸到政府干預和銀行的國有化身上，極力慫恿國家對國有銀行也實行民營化；更為滑稽的是，面對持續的市場有效需求不足，主流經濟學家不是千方百計想辦法提高占總人口90%以上工人農民和小商人的收入水平上，通過建立完善的信用體系讓普通民眾也儘快享有助學貸款、消費信款、創業貸款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高薪養廉上，千方百計提高公務員薪金，千方百計為國企老總們爭取高額年薪，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卻不知道，公務員和老總加薪，工人農民傷心，有財政能力的地區部門加薪，無財政能力的地區和部門離心，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深。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增加富人的貨幣量，並不象增加窮人的貨幣量一樣能同步增加社會的實際購買力，給富人加薪，實質上就是給實體經濟抽筋，給全社會壓包袱，產生的需求絕大多數是虛假且危險的泡沫。

目前，極為危險的是，由於連續的政策失誤，政府幾乎耗費殆盡了計劃經濟重積累輕消費時代和改革初期積攢下來的國有資產和政府信用，甚至已經大量透支了老百姓的銀行存款，而政府背負的公務員工資福利，離退休人員工資，國企下崗失業職工安置，三農等包袱卻異常沉重，入不敷出已成定局。也許是出於有病亂投醫的慌亂，也許是出於拆東牆補西牆苦維穩定的無奈，也許是出於對短期出政績的過度渴求，也許是出於渾水摸魚中飽私囊的自私，總之，決策者和政策執行者似乎更加亂了方寸，任憑所剩無多的國有資產和城鎮及農村土地當成了最後一塊可供鯨吞的殘羹。試問，當這最後一塊殘羹被吃淨分光以後，面對幾億無產無業的國民，國將何國呢？

懂得一點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貧富兩極分化加劇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分析見後），也是失業率上升、工農收入下降、刑事案件上升、社會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可是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不是積極促成各屆政府,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及時有效地利用財產登記和稅收槓桿，有效防範住非法的和非合理的貧富分化加劇的趨勢，卻是極力鼓譟政府把大力發展私有經濟，盲目招商引資，盲目追逐幾乎已毫無意義的GDP，甚至把促成私產入憲，當作了工作的中心內容，豈不知，這正是那隻伸過太平洋的巨大黑手，在善良的中國人面前掛起的碩大而又美味的誘餌，正在引誘少部分中國人帶領大多數中國人走向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而一些良心還沒有徹底泯滅但看不清楚真相的主流經濟學家，卻天真的認為，只要對弱者群體實施了社會保障，一切就可以萬事大吉，但是他們卻不仔細想一想，一旦生產資料被惟利是圖一毛不願意拔的少數中國人和外國人所牢牢控制，誰還願意為世界最龐大的社會保障買單呢？　　

20多年國企改革的實踐證明，主流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難圓其說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劇了國企的衰敗。其實，張維迎在接受採訪時，已經在無意中坦白了主流經濟學家在理論上的無能，例如他說“國有企業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的過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這不是最初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界在相互碰撞當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國有企業每走一步，我們都會發現，原來的設想沒有辦法解決我們想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郎咸平先生所給主流經濟學家所做的靠“拍腦袋”做決策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實根本就沒有自己系統的理論，幾乎完全是舶來品，是用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和屁股決定腦袋的方式來為政府出謀劃策主導國企改革的。

目前這些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不願意從自身理論缺陷上找根源，而是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結為產權不明所有制缺位，企圖通過化公有為民營，搞產權改革身份置換的股份制，一是說明他們的理論已經黔驢技窮、二是說明他們想推卸歷史責任、三是說明改制將讓他們中的很多人獲得更多的切身利益。如果國家和人民依靠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繼續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大方向，將是釐毫已差千里更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