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一、二年的功夫，之於畢生從事某一課題的專家來說，只是樂在其中的瞬間。然而，在大陸出版的《中國北方諸族源流》和在台灣出版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卻在海峽兩岸冷寂的學術類書籍市場中得到熱情回報，這對於涉史不深的我來說，自然是非常鼓舞的。

批評意見主要是關於我採用的方法，即以比較語言來達成對人類遷徙的認識。這種批評的根據可以總結為：語言是用文字記載的，而漢語則是用圖形構造的漢字記載的，它們是表義而不表音的，每一個漢字在各個時代的讀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漢字記載的語音數據，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須逐字逐代地辨認其讀音。而這樣的工作已經為古代訓詁家和西方漢學家完成了。

一位語言學者建議我常備一本瑞典人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說：“大多數漢字的上古和中古讀音及其轉換規則都可以在裡面查出來。對這些讀音的理解不是靠現代方言能夠取代的。歷史語言學就像文科裡面的理科，自有其嚴格的科研規範，音轉規則就像數學公式，其間並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間。”言外之意是：一切漢字語音的“正確”結論已由前人締造完畢；新的努力就只能產生“謬誤”了。

事實上，這不是什麼“規範”，而是一種特殊的“意識”，科學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錮，而這種意識卻是要固化人們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學的敵人，不幸它又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也發生過一些變化，但其主流是從“迷古”轉為“崇洋”。如果後者是採用西學方法也好，不幸的是大部分人只接受西方人的個別結論；而一旦接受了它們，又企圖把它們固化起來。

上一世紀，由於比較語言學方法的應用，漢語語源學（如“漢藏語系理論”）就很有斬獲。但對漢字古代讀音的研究，如高本漢對漢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構擬，只是將中古韻書作的拉丁化注音和有限程度的猜擬反推，他自己在《漢文典》的新版導言中說 “在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上拋棄了傳統的解釋，引入了新見解”。因此，外國人高本漢的思想不斷在“吐故納新”，中國人卻要將他奉若“生而知一切”的神靈。

就本書討論得最多的族名“女直”、“女真”而言，蒙古語和女真語將它們讀作“主兒扯”、“朱里真”，這表明“女”字除讀nü 音外，還讀與“主”、“朱”相諧的ju音；但《漢文典》中“女”字的“兩古音”只是nio/niwo而已。

在《漢文典》的導言中，高本漢認為“女”的ju音“實為“汝”的假借”，這顯然倒置了“女”和“汝”的本末，“汝”的ju音借自“女”字的ju音，才是合理的結論。然 而，在正文中高本漢又只將“汝”字擬為nio/nziwo（n、z均為捲舌音，此處無法標出），“汝”字的ju音也被他捨棄了。因此，按他自己的邏輯，“女”字就沒有讀ju的依託了。

再如，他還將“黑”字的“兩古音”構為xmək/xək，其中xmək顯然是為“墨”字的讀音mək（即mo）打的埋伏，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有此亦云；如果能認識蒙古語和突厥語的hala/kara是漢語“黑”字的語源，他們都絕不會作此“複輔音xm”之誤擬的。高本漢和王力都沒有能夠更自覺地從漢語漢字的循環“內訓”中走出來，或者還沒有能夠找到更合理的非漢語“外訓”坐標。

而一旦認識了“女”字的ju音，以及ju/qu間的清濁轉化，〈五帝本紀〉中的姓氏“娵訾”，西域地名“龜茲”、“屈支”，當然都是“女直”；而匈牙利姓氏Gyurgyi/Gyurcsany（gy讀j；cs讀ch），俄文族名Чудь/Чудьн，無疑也是“女直/女真”了。二十世紀不乏利用粵話、閩語、朝鮮語、越南語、日本語對北方漢語進行比較研究的高明先例，而蒙古語、女真語、俄語、匈牙利語對“女直”、“女真”的叫法，為什麼就不能是“女”字讀ju的實證呢？

又如，匈奴王號“單于”俗讀chan-yu，而《漢文典》和《同源字典》都正確地給出了“單”的古代讀音tan。我略有區別地認為“單”是讀da的，因為“單于”應是蒙古語“酋長”一字dar-ga的近音。而基於《漢書·匈奴傳》“單于廣大之貌也”的說法，“單于”也須與蒙古語“廣闊”一字del-ger音近。

然而，《漢文典》給出“單”字的七個出處：

《詩》俾爾單厚；

《禮》歲既單矣，世婦卒囂；

《書》乃單文祖德；

《左》單斃其死；

《禮》鬼神之祭單席；

《詩》其軍三單；

《書》明清於單辭。

無一能成為“單”字不讀chan的理據，它們統統都是“單”的“詩經字源”，而不是它的“詩經音源”。因此，儘管西人高本漢和國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可能是偉大的，但遠非是完備的，後人還大有進一步改良的空間。

夷狄語言卻能用來“外訓”古代“單”字是讀da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沃沮還屬樂浪……在單單大領之東（應為‘之西’）”，有人以為“大領”是“大山”、“大嶺”之誤。其實，“大領”是《金國語解》說的“忒鄰，海也”，或蒙古語“大海的”一字dalain。而“單單大領”就是“韃靼海”（今“日本海”），陳壽顯然不知道“單單大領”的意思，但把它的讀音準確地記下來了，這就使我們今天還能識別“單單”就是“韃靼”。這就是“單”字讀da的一個古代證據，也是我們顛覆“單于讀chan-yu”的一個支點。

顯然，高本漢也意識到《詩經》並不是最古的漢字字源，因此他還盡力列舉了許多甲骨文字。他把它們羅列在《漢文典》中，然而又只把它們當做“意符”，那是不能解決任何漢字讀音的問題的。我在《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一書的〈前言〉中說：

如甲骨之“帚”字是“婦”，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還是意符？始終沒有正確的理解；如果我們能有語音實證的自覺意識，它們不是“回紇”、“兀者”、“烏馬”、“斛律”、“悅般”、“惡來”，又是什麼呢？

而司馬遷還遇到過個更古老的語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紀〉結尾時說：

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上古）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訓），薦紳先生難言之。

我以為“雅言”或“雅馴”是指後來形成的漢語，而記載黃帝事跡的《百家》是“前漢語”或“非漢語”時代的著作，它很可能是用楔型文字寫成的，這種文字的考古發現近年已經開始出現。它記載的上古中原的語言，應即是今世北方民族語言的祖先。

二十世紀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讀，中國史學的實證化有了長足的進步。而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鳥夷”的同時，也認識到商族與東北“鳥圖騰”民族的關聯，從而把歷史人類學推進到幾乎破局的邊緣，然而他們未能竟功。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未能進入現代比較語言學的實證領域；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原地區還曾經有過一個漫長的“戎狄時代”。

顧頡剛是一個有大膽思想的先進人物，但他依然因循傳統觀念來點校《史記》。以〈秦本紀〉說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為例，“邽”、“冀”既為戎狄，為什麼就不能是一個雙音節的戎狄族名，而非要將它們斷成兩個單音節的族名“邽”和“冀”呢？而這樣的斷點遠非只此一例。

《後漢書．西羌傳》又說“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此中“邽”、“冀”兩字依然連用，為什麼它們一定要糾纏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鄭”就是“突厥-n”；而“小虢”則是與人名“少昊”相關的族名，也就是該傳記載的族名“燒何”，或是流徙到歐洲的匈牙利姓氏Sáhó（音xia-ho，匈牙利語s讀x，sz讀s）等等。

顧頡剛以“疑古”成名，其實那並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書”而已，即質疑成書的時代或作者的真偽，但這之於中國人愚昧的“敬書”傳統，卻很有叛逆的意義。“懷疑”是“實證”的動力，而“疑書”也推動了“證史”的熱情。今天，李學勤的工作大都是“證史”，顧先生生前很器重這位弟子輩的李先生。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卻以為“證史”的後進是反對“疑古”的先聖的大逆不道了。

科學是知識的進化系統，即基於一些認識背景和方法，不斷達成新的認識，並成為新學科和新手段的生長點。傳統學術只求“知”不求“識”，既不清理，也不外延，於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鑽在垃圾里“掏來掏去”，“倒來倒去”或“叨來叨去”的人，就是所謂“朽儒”了。現代出現了幾個比較傑出的人才，一些比較象樣的成果；立刻就會有一些人將他們捧為“聖賢”，把他們的成果固化起來，從而讓學術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語言學是人類學的當家學問，然而中國語言學者卻大多成了文字學的俘虜，本書是為涉及中國人類源頭的史學實證化作的一個努力。幾年前，新西蘭曾經發生過一場小小的“名利”之爭，某大學的一些分子生物學家採用基因手段證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緣關聯，而該校的一些語言學家們則聲稱，他們早在許多年前就預言過這個結論。我真希望有朝一日中國的歷史語言學家也能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功能。

《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原為北京中華書局柴劍虹教授集輯的“世界漢學論叢”的一部，我把它改寫成許多篇通俗文章，大多被《歷史月刊》錄用發表，原任社長虞炳昌先生建議我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這就是新任社長東年先生主持“歷史智庫”出版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當我向東年先生提出再出版《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的繁體本時，東年先生又一口答應了。

五年前，虞炳昌先生曾經希望我能編一部“北方民族族名大譜”，為後人研究中國北方民族提供便捷的工具，我當時是很畏難的，但一直留心着這件事情，本書最後一篇〈族名、人名、地名關聯擬譜〉即是獻給虞炳昌先生的，他和東年先生對我的厚愛，令我此生難忘。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