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Magyar人的遠東祖源 |
送交者: 比較政策 2016年03月06日16:15:16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作為一個現代歐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已經在中歐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他們仍然使用着一種在語辭、語法和韻律上,與中國北方民族相似的語言;他們的姓名稱謂與歐洲的習慣相反,卻與亞洲式的“姓氏—名字—身分”為順序一致,如Arany Janos ùr(愛倫·亞諾什先生)。可以肯定,Magyar人是一個從東方來的民族集團。然而他們的血緣的內涵和語言的起源,他們遷徙的動因和年代,始終是歷史學、語言學和人類學難解的謎。 西方關於Magyar人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九○五—九五九)的一部地理—歷史著作中。[1]它提到在九世紀末,進據今匈牙利地區的“突厥”部落中,有個名叫Megeris的部落。一八九六年,布達佩斯曾經舉行過Magyar人穿越喀爾巴阡山“征服家園”(hon-foglalás)的千年紀念。此前,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學院的一個學術委員會確定這一歷史事件的確切年代。學者們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但肯定它發生在公元八八八到九○○年間,而八九五年又是個較可接受的年分。根據這一建議又因技術原因,這一紀念活動於次年舉行。[2] 遺憾的是,早於這一事件的漫長歲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飄忽不定的傳說,或極具爭議的推測。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學術觀點是: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烏拉爾山脈,和伏爾加—卡瑪—奧卡河流域的森林地帶;他們與西西伯利亞鄂畢河流域的Vogul 人和Ostiak人,在語言上有親緣關係。由於某種不見諸記載的原因,使他們遷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帶。九世紀時,Magyar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結成了一個名為On-Ogur(突厥語“十箭”)的部落聯盟,它被鄰近的斯拉夫人訛讀為Vengr,其諧音即是今世的Hungary。[3]八八九年左右,受到後續而來的游牧部落Pechenges[4]人的攻擊,Magyar人西遷到喀爾巴阡山緣。八九二年,東法蘭克王國皇帝阿諾夫(Arnulf)邀請Magyar人參與對莫拉維亞(Moravia)公國的征戰。八九五年,拜占庭皇帝列奧六世(Leo VI)又利用Magyar人反對多瑙河下游的保加爾人。在保加爾人和Pechenges人的聯合進攻下,Magyar諸部由Arpad率領,穿越喀爾巴阡山脈,進入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平原地區。據歐洲歷史記載,在此後半個多世紀中,Magyar人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襲擊能力騷擾周邊諸國,曾引起西歐地區的一片恐怖。九五三年,他們在巴伐利亞被日耳曼人決定性地擊敗,從此退守家園,開始農耕生活,並皈依基督教,從而在文化和意識上轉化為歐州居民的一部分。 東西方史籍均無九世紀前Magyar人的明確記載,游牧部族高速和頻繁的流動,又沒有為考古學留下充分的遺蹟。因此,在細胞生物基因科學手段發現以前,比較語言學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手段之一。較流行的假說則是“鳥拉爾語系”理論,它將匈牙利、芬蘭、愛沙尼亞和烏拉爾山兩側的大小二十餘種語言納入這一集團,而Magyar語與鄂畢河流域的Vogul和Ostiak語,又被劃歸為“芬-烏戈爾”(Finno-Ugric)語族屬下的“烏戈爾”(Ugric)語支。有一千五百萬使用者的Magyar語自然是“烏拉爾語言”的主體。 據說各種“烏拉爾語系”下屬語言的共同祖先,是七千至一萬年前便存在於烏拉爾山脈北部的“原始烏拉爾語”(Proto-Uralic Language)。[5]必須指出,這種缺乏考古學、人類學和語言學依據的假說,過早地被奉為成熟的理論,已成為追溯“烏拉爾語系”諸族祖源的障礙。 其實,人們很早就注意到Magyar語中有很多蒙古語詞彙,它不僅包括了大量基本物質、動植物、人體器官和家庭關係方面的初等詞彙,而且還包含很多社會組織、軍事、體育和娛樂方面的高等詞彙。這不僅揭示了古Magyar人融含了蒙古語族的成分,而且表明了他們是在脫離蒙昧狀態後才離開遠東地區的,烏拉爾地區只能是他們到達歐洲前的暫居營地。 而本作者又在女真語與匈牙利語,女真姓氏與匈牙利姓氏之間,發現了許多前所未知的關聯現像,並由此推測女真姓氏“馬佳”,蒙古部落名“馬扎爾”,通古斯族名“勿吉”(讀“莫吉”[6])和“靺鞨”(亦作“靺羯”)就是Magyar的源音,而古Magyar人一定是由通古斯語族和蒙古語族諸多部落,以及相當突厥語族部落融合成的人類集團。 女真、滿族,古稱肅慎,元魏(三八六—五三四)稱勿吉,唐(六一八—九○七)時稱靺鞨。肅慎、勿吉、靺鞨、女真、滿族屬通古斯語族,通古斯語與蒙古語和突厥語同屬阿爾泰語系。公元一一一五年阿骨打領袖女真民族建立金朝,一一二五年滅契丹遼朝,次年滅北宋,與南宋對峙於秦嶺淮河一線,一二三四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進攻下滅亡。十七世紀女真族再度興起。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一六三五年其子皇太極改族名女真為“滿洲”,是為近世“滿族”之名的由來,次年改後金為“清”,一六四四年入主北京,漸次統一中國,一九一一年為辛亥革命推翻。 唐帝國興盛後,對遼東和朝鮮半島用兵近三十年,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北部靺鞨諸部為首曾與高句麗結盟抵抗,並重創唐軍。六六六年高句麗宮廷內爭,部分王族降唐內應,六六八年唐軍攻入靺鞨族後方,然後移兵朝鮮半島,九月陷平壤,高句麗—靺鞨聯盟遂戰敗瓦解。《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記載:
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海。
而《金史·世紀》則稱: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靺鞨,而七部並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
“其五部無聞”是隋唐兩代連年用兵的結果。六六八年高句麗—靺鞨聯盟的敗滅,導致了靺鞨社會分化、重組和遷徙。安車骨、泊咄等部抗唐失敗而出走,二百多年後出現於歐洲Magyar人,可能就是這些西遷的靺鞨後裔。 高句麗王朝覆滅和靺鞨強部出走以後,滿洲地區出現過一段和平時期。大概是公元七○○年左右,靺鞨族以中原皇朝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國。《新唐書·渤海傳》對這個興盛了二百餘年的北方王朝有如下的記載:“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為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轄下的十五府,大部又以原靺鞨和高麗各部領地為域界,如:
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為定理府……。率賓故地為率賓府……。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鐵利故地為鐵利府……。越喜故地為懷遠府……。
鄚頡、挹婁、率賓、拂涅、鐵利、越喜,當為靺鞨部名;而“鄚頡”就是Magyar之音,它應該是西遷的靺鞨或Magyar人的餘眾居地。
地圖 一 唐代東北亞地區形勢
渤海國最盛時(八二○年左右)的鄚頡府界於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間地區,[7]鄚、高二州分別為今黑龍江省阿城(舊名“阿勒楚”,女真語“金”字之別音)和賓縣,這一帶恰是安車骨部的居地。府界內粟末水入注嫩江—松花江處,即舊名“伯都訥”的今吉林省扶餘市,是當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8] 經渤海國和遼朝先後各二百年的統治後,於十一、十二世紀之交興起的完顏女真部,又是源發於這一地區的“按出虎水”,即今哈爾濱—阿城地區之“阿什河”。阿骨打興立金朝,都城“上京”即是鄚州故地。《金史·地理志》說:
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
韓儒林很早便考定“安車骨”與“按出虎”本乃一詞。[9]地名“按出虎水”應得名於族名“安車骨”。從地望上來看,金源女真諸部應與“失聞”之靺鞨部落同源。
圖二 今日黑龍江省阿城和阿什河鳥瞰 按,阿城又名阿勒楚,阿什河即金代按出虎水。 一、語詞比較
《金史》得金元相交之際中原儒仕領袖元好問、王鶚等人考撰而成書,其價值頗為後世史家重視,該史後附〈金國語解〉為金源部落的語辭解譯。這些金源部落似與七世紀奔散的安車骨等部同脈,倘若後者也是西遷的Magyar人的先世之一,匈牙利語和〈金國語解〉錄載的金源女真語有非同尋常的關聯,應在意料中。 〈金國語解〉收錄金代官稱、姓氏和語辭一百二十五條,其中“人事”、“物類”和“物像”等類詞彙七十七條,它是十二世紀女真語的一個粗略記載,也是歷史語言的寶貴遺產。這些女真語辭意義散亂,然而這些無關詞彙卻也構成了一組隨機抽樣的語辭集合,對於語言比較而言,反而具有重要的統計學意義。 此七十七條女真語辭,因語義不明,或無適當可比對像,或為外來語辭,而無法或無必要比較者二十條。所餘五十七字中,有十六字與匈牙利語辭匹配嚴整:
女真語 匈牙利語 客人 按答海 vendég 瘠人 什古乃 szegény(窮人) 摔角者 拔里速 birkózó 頭 兀朮 fej 牙 畏可 fog 次第(第二) 益都 kettő 和諧 奴申 összhang 寬容 訛出虎 eltűr 快 撒八 sebes 買 兀帶 vétel 刀刃 斜烈 él 金 按春 arany 口袋 蒲盧渾 bőrönd 罐 活女 korsó 紅色 活臘胡 vörös 鐵 斡論 vas
令人惋惜的是,東北地區的女真、滿語已被人類遺棄了,惟十八世紀去新疆伊犁地區戍邊的錫伯族將士的後裔,還有許多人將它作為活的語言在使用着。在關於錫伯族的論著[10]中,我們發掘了一些與匈牙利語相關聯的錫伯語詞彙,並擇要作一比照如下:
錫伯語 匈牙利語 母親 額聶 anya 妹妹 嫩 nővér 乞丐 蓋克吐 koldus 富人 巴顏 vagyon 指甲 庫渾 köröm 手、臂 嘎拉 kar 頭 烏傑 fej 牙 畏可 fog 鼻 歐弗 orr 雞 超庫 csirke 牛 依憨 tehén 喜鵲 沙沙哈 szarka 箭 牛彔 nyíl 食物 依迪 étel 鞋子 薩布 cipő 倉庫 查爾 csűr 村莊 嘎善 község 好 薩音 szép 新 伊徹 új 舊 佛 vén
以上比較簡直就像是一個指紋鑑定,確證了匈牙利語的極東祖源是女真語。而與Magyar人使用同類語言的Vogul 和Ostiak人,應是鄂畢河上游“烏古”和“兀者”部落的後裔;東北地區的“兀者”又作“烏底改”、“兀的改”,中國歷史對它們有很多記載。 十三世紀前,蒙古是一個不出名的室韋部落。普遍認為室韋是鮮卑的遺族,契丹的旁支,契丹則是較室韋更為著名的蒙古語民族。高寒多林木的大興安嶺和水量豐富的嫩江流域,是漁獵的室韋部的生息之地。水文無常,間有沙磧和草原的西遼河上游,是契丹族的良好牧場。分割嫩江-松花江和遼河兩大水系的松遼分水嶺(今通榆—長嶺—長春一線高地),構成了這兩大蒙古語民族的一條模糊分界。 在很早的時代,靺鞨、女真民族就有與室韋、契丹諸部融合的趨勢,《新唐書·室韋傳》記載:“室韋,契丹別種,……其語言靺鞨也。”就標誌着一些室韋部落的語言已經相當通古斯化了。據記載,清初錫伯族還使用着一種“非清非蒙”的混合語言。[11] 另一方面,嫩江—扶餘地區的靺鞨諸部的語言,也必然融入了大量古代蒙古語(室韋、契丹語)的成分,安車骨和泊咄兩部可能就是這種混合語言的載體。〈金國語解〉記錄的金源女真語中的蒙語成分,如“兀典,明星”和“忒鄰,海也”即為明證。Magyar語中俯拾皆是的女真語和蒙古語混合成分,或許應該歸因於古代遠東地區的這種混合語言。 作為鮮卑、室韋民族的後裔,錫伯族的語言在清代已經徹底地滿語化了;一度強盛的契丹族又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滅了,但《遼史》和它的〈國語解〉記載了若干契丹語辭,我們將語義明確的三十五個契丹語辭與蒙古語和匈牙利語進行了比較,結果是二十四字(百分之七十)與蒙古語一致,十九字(百分之五十六)與匈牙利語關聯。這十九字如下:
契丹語 蒙古語 匈牙利語 父親 阿主 etseg atya 雨 瑟 — eső 宮帳 斡爾朵 ord palota 主要的 葛兒 gol fő 宰殺 懨 alahk ölni 田鼠 拍 — pocok 太陽 乃捏 nar nap 兔 陶里 tuulai nyúl 美好 賽伊 sain szép 心臟 算 zurkh szív 玉 孤穩 — gebe 繁殖 窩篤 uulder fajta 孝順 得失得 tahim áhítat 法官 楚古 shuugu zsűri 營地 捺缽 - tabor 百 爪 zuu száz 角 犀 — szarv 興旺 (一) 耶魯 — jólét 興旺 (二) 蒲速 — bőség
我們注意到其中n/t、g/f、u/f之間的互換現像,但“興旺”的同義辭“耶魯”、“蒲速”更引人注目,它們與匈牙利語“興旺”的同義辭jólét/bőség分別對應,是非常罕見的關聯現像。“耶魯”、“蒲速”是《遼史·營衛志》記載的兩個“女古”部落,其曰“女古斡魯朵,……金曰女古。以國阿輦、耶魯盌、蒲速盌三戶置”;其中“金曰女古”是告訴我們“女古”就是名號“金族”的“女真”,因此《遼史·國語解》記載的“耶魯”、“蒲速”是兩個女真部落名,也因此可能不是契丹語而是女真語中的“興旺”一詞。 下面,我們再選擇了一組現代蒙古語詞彙與匈牙利作一補充對照:
蒙古語 匈牙利語 一 neg egy 五 tav öt 大 eg nagy 水 us viz 湖泊 nuur tó 河流 gol folyó 主要的 gol fö(兼義“酋長”、“頭目”) 青草 nogoo fü 空氣 agaar lég 頭腦 tarkhi agy 男子 er ùr(先生) 兒子 huu fiú 熱 hal forró 軍隊 tsereg sereg 會議 hural ülés 富有 bayan vagyonos 英雄 baatar bátor 官員 tushaal tiszt 時代 tsag szak 村莊 gatsaa község 娛樂 zugaa szorakozás 乞討 guikh kér 欺詐 zali csal
匈牙利語與契丹語、蒙古語的這些對應,表明說蒙古語的民族也是Magyar人的重要祖先。
二、 姓氏分析
女真民族數度征服中原,而其自身語言卻被被征服者同化了。它的姓氏系統,亦因文化模仿而被徹底漢化。反之,西遷歐洲的Magyar人,在文化寬鬆和語言多樣的環境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祖源語辭和基本語法,而且還幾近完美地保留了以女真、靺鞨諸姓為主的中國北方民族的族名系統。 匈牙利國名和姓氏Magyar、Magyars應與女真、滿族大姓“馬佳氏”有關。其實元魏年間就有“万俟氏”、“莫折氏”內入中原,後來“万俟”還入了《百家姓》。而《隋書·鐵勒傳》族名“蔑促”,《遼史·營衛志》族名“梅只”、“慢押”,《蒙古秘史》族名“蔑里乞”,乃至“勿吉”、“滿洲”都是“馬佳”或Magyar的變寫。 對於族名“女直”、“女真”,《蒙古秘史》記為“主兒乞”、“主兒勤”,[12]相關人名作“主兒扯”;而《三朝北盟會編》和《滿洲源流考》分別作“朱理真”和“朱里真”。匈牙利文gy讀j,cs讀ch,匈牙利姓氏Gyurgyi和Gyurcsany應讀ju-r-ji和ju-r-chan-i,漢字注音即“主兒扯”、“朱兒真尼”,也就是“女直”、“女真”。而匈牙利姓氏Gyuricsa即“主兒乞”、“主兒扯”的諧音“主兒察”,另一姓氏Gyurko則是“主兒古”或《遼史》族名“女古”了。 《金史》〈百官志〉和〈國語解〉記載了一百多個金代女真姓氏,如“完顏”、“愛申”、“拓特”、“粘割”、“呵不哈”、“女奚烈”、“古里甲”等;其中還包含了曾為匈奴貴姓的“蘇不魯”(須卜),契丹大姓的“移剌”(耶律)、“石抹“(蕭),扶餘大姓的“把”(同朝鮮姓氏“朴”或滿族姓氏“巴”),蒙古部名的“光吉剌”(弘吉剌)等。因此,十二世紀入主中原的女真民族也是一個血緣豐富的民族。 現代匈牙利姓氏則與《金史》記載的女真族姓氏極為準確地對應,不僅那些典型的靺鞨、女真姓氏一一在列,匈奴、鮮卑、契丹、扶餘名家大姓Sípos(須卜)、Major(抹顏)、Illés(移剌)、Szima(石抹)、Papp(把,朴)等,亦無多遺漏。這表明:九世紀末到達歐洲的古Magyar人所融含的血緣成分,與十二世紀南下中原的女真族十分近似。因此,匈牙利語中兼含女真語,蒙古語(當時的契丹、室韋語)和少許突厥語成分是順乎情理的事情。 載於金代以前諸史的靺鞨人名,僅限幾個貴族而已,如《魏書·勿吉傳》的“乙力支”,《新唐書·黑水靺鞨傳》的“倪屬利稽”,同書〈李謹行傳〉的“突地稽”,〈渤海傳〉的“乞四比羽”和“舍利乞乞仲像”等。其中“支”、“稽”、“比羽”、“乞乞仲像”可能是姓氏尾綴和官稱,因此不難析出它們中的姓氏,並與女真和匈牙利姓氏進行比較:
靺鞨姓氏 女真姓氏 匈牙利姓氏 乙力 移剌 Illés、Illyes, 倪屬利 女奚烈 Nyíri, 突地、度地 拓特 Tóth, 舍利 — Széles, 乞四 赤盞 Csarszár。
“乙力支”是一位靺鞨使者,從他出使中原路線來看,他是來自松花江下游地區;[13]與之對應的匈牙利姓氏Illés似是“挹婁人”的意思。匈牙利大姓Tóth似應源自靺鞨部名“拓特”,我以為“拓特”就是“韃靼”或“達達”。 Nagy(納吉)是匈牙利最大的一族,當初必有人數眾多的Nagy部落參與了Magyar人的西遷活動,它可能就是古Magyar七部之首Nyek部(見注釋 [1])的族名,Nagy或Nyek似應同《金史》中的“粘割”、“粘葛”、“納合”、“納可”等姓氏,元代有人稱之為“金源之巨族”。[14]《元史·粘合重山傳》則說“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福建、台灣地區的《粘氏家譜》亦謂其祖先為“金源貴胄”。[15] 匈牙利姓氏 Arany的字義是“金”,與“愛新”的音義均相諧合。靺鞨部名“泊咄”亦有匈牙利姓Bodó與之音合。匈牙利Buza(蒲察)、Dudas(徒單)、Fehér(夫合)、Sánta(散答)、Szabó(塞蒲里)、Szakál(撒合烈)、Tomen(陀滿)、Turi(都烈)諸姓,皆與女真姓氏相關的現象,更表明靺鞨社會廣泛參與了古Magyar人的西遷運動。 《魏書·勿吉傳》記載的勿吉鄰國“庫婁”、“素和”、“郁羽陵”、“庫伏真”,大概都是一些室韋部落:而《新唐書·室韋傳》又記有部落名“如者”、“婆萵”、“駱丹”、“那禮”、“落坦”等,多可在金代女真和匈牙利姓氏序列中找到對應:
鄰國部名 女真姓氏 匈牙利姓氏 庫婁 — Kőrösi 素和 術虎 Juhos 郁羽陵 斡雷 Oláh 庫伏真(庫莫奚) — Kovács 如者 術甲 Józsa、Rózsa 婆萵(仆骨) 蒲古里 Bokor 那禮 納剌、那拉 Nyúl 駱丹、落坦 — Rodas
其中,Kovacs是匈牙利最重要的姓氏之一,它對應的“庫伏真”、“庫莫奚”即是奚族的族名全稱;Bokor 是鮮卑大族名“婆萵”、“仆骨”,這都揭示了Magyar人中的蒙古語族的氏族成分。“那禮”則是蒙古語的“太陽”,女真民族中的“那拉”、“納剌”氏族顯然具有蒙古血緣。 遼代的兩大契丹姓氏“耶律”和“蕭”,金代改作“移剌”和“石抹”,也都有其匈牙利親屬:Illyes和Szima。之於匈牙利姓氏Boros和Bartha,《遼史·太祖紀》載:“天顯元年(公元九二六),以奚部長勃魯恩,王郁自回鶻、新羅、吐蕃……等從征有功,優加賞賚。”《金史·伯德特離補傳》載:“伯德特離補,奚五王族也,遼御院通進。”“勃魯恩”應是魏姓“破六韓”、“撥略-n”,融入Magyar族稱Boros,意為“Boro部落的人”。 《魏書·官氏志》有載的姓氏(以下簡稱“魏姓”),在匈牙利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亦將它們與相關的匈牙利姓氏,作一對照:
魏姓 匈牙利姓氏 乙弗、羽弗 Aba、Abai 契苾 Csibi 副呂、賀樓 Fülöp 賀拔 Horváth 須卜 Sípos 庾氏 Soós 樹六於 Soros、Szöllös 獨孤 Takács、Tokaji
其中 Horvath是匈牙利大姓之一。著名美籍金融投機家、慈善家匈牙利猶太人喬治·索羅斯原姓日耳曼姓氏Schwartz,二次世界大戰前全家改取Magyar姓氏Soros(音“須羅須”),該姓即是魏姓“樹六於”(魏姓所含之尾綴音“於”皆擬讀“須”)。 北方大族“高車”在匈牙利有裔族Kocsis氏。《魏書·高車傳》說族名“高車”得名於“車輪高大”,其實匈牙利語中Kocsi是“車”,Kocsis是“駕車人”,突厥語、蒙古語的“車”也是hoca,漢語的“車”可能是“高車”的縮音,“高車族”只是“車族”、“駕車族”而已。有匈牙利學者認為歐洲語言中的coach(車)一字是出自Magyar語的,總之這一族和這一字都是來自東方的。 音樂學家杜亞雄教授發現,許多匈牙利民歌的音階、旋律乃至歌詞,都與甘肅地區的裕固族民歌一致,[16]這一研究結果引起了各國學者的興趣。裕固族是從漠北出走的回鶻後裔,獨處祈連山區的裕固民歌旋律,必是漠北古風。回鶻民族可能在七、八、九世紀,於蒙古高原和歐亞草原各處,不僅以血緣和姓氏,乃至以感情和旋律,與西遷的靺鞨—女真人一起,融合成了古Magyar人。 匈牙利歷史文獻中的Kun族,即是十一世紀出現於東歐的又一支著名而不知其源的游牧部落“庫蠻人”(Cuman)。[17]這提醒了我們:“庫蠻人”就是中國史籍中的“渾族”。歐洲史載庫蠻人兩度進入匈牙利地區,第一次被擊敗而退出,第二次則是在蒙古鐵騎的追迫下,破釜沉舟,永遠地沉澱在Magyar人中了,Kun就成為了他們的姓氏。 《新唐書·高宗本紀》有載,公元六六○年拔野古部曾聯合思結、仆骨和同羅部反唐而遭鎮壓。匈牙利姓氏Bakó、Szekeres、Bokor、Torok當是“拔野古”、“思結”、“仆骨”、“同羅” 部落的同名氏族。Magyar人於六六八年戰敗後西遷時,中途有可能融納了這些創傷未愈的部落成員。 公元五六八年一個名叫Avars的游牧部落,在突厥追剿下逃入拜占庭轄地,後來在今匈牙利地區立國,並統治巴爾幹北部地區,八六五年方為查理帝國所滅。[18]西方史家認為Avars是柔然的一部,五五二年柔然為突厥民族所滅,Avars部落西逃。受西史啟發,馬長壽先生舉證柔然有“阿伏於” 者,[19]《魏書·官氏志》則記有北方族名“阿伏於”。匈牙利姓氏Orvas可能是先期到達歐洲的Avars人,也可能是其它的阿伏於部落。 我們將匈牙利姓氏,金代女真姓氏,和北魏內入北方諸族姓氏的可比部分,作一表列。
匈牙利姓氏 女真姓氏 魏姓 備註 Aba 乙弗 人名“螯拜” ács 阿廝准、阿速 Almás 諳蠻 Arany 愛申、阿鮮 高車部名“阿崘” Bakós 把古 族名“拔野古” Balla 拔列 Barta 契丹姓氏“伯德” Bodó 泊咄 靺鞨部名 Bokor 蒲古里 族名“仆骨” Boros 撥略 Bócsa 蒲察 Csaki 夾谷 Csarszar 西域族名“車師”、“赤沙” Csibi 契苾 Dobi 達勃 Dudas 徒單 Fehér 夫合 Füzese 吾塞 Földes 扈地於 Fordo 賀都 Fülöp 吾魯 副呂、賀樓 Gáal 蓋樓 Gyöngyösi 古姓“長勺” Gyöngyi 輾遲 Gyurcsany 族名“女真” Gyurgyi 族名“女直” Gyurkó 族名“女古” Horváth 賀拔 Illés 移剌 族名“挹婁”、姓氏“耶律” Kocsis 族名“高車” Kopasz 柯拔 Kun 族名“渾” Major 抹顏 莫輿、慕容 Molnár 莫那婁 Nádasi 納坦 Nagy 粘割、粘葛 Németh 聶木欒、納木魯 族名“乃蠻” Nyíri 女奚烈、倪屬利 Nyul 納剌、那拉 那禮 Ökrös 烏古論 Oláh 斡雷 斛律 Orsi 紇奚烈 紇奚 Országh 斡准 Orvos 阿伏於 Pálfy 蒙古部名“巴爾虎” Papp 把 朝鮮姓氏“朴” Rajk 耨 Rózsa 如甲、術甲 Sánta 散答 Sárközy 錫伯姓氏“薩孤齊” Sípos 蘇勃魯 須卜 Soós 庾氏 Sütő 屍突 Szabó 塞蒲里 Szakál 撒合烈 Szántó 神土 古姓“申屠” Szekeres 厙狄 族名“思結” Széles 舍利 Szima 石抹 契丹姓氏“蕭” Soros 樹洛於 Tánczos 田眾 Takács 獨吉 獨孤、屠各 Tomen 陀滿 Torok 太洛稽、沓盧 族名“同羅” Tóth 拓特,突地 族名“韃靼” Turi 都烈 Vassi 錫伯姓氏“華西” Vörös 斡論 烏洛蘭
我們相信,這一比較極具說服力地表明:現代Magyar人的東方祖先確實是以靺鞨、女真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北方諸族。
三、 歷史的遺蹟和語言的化石
《國語·魯語下》有一則孔子告訴陳惠公的“楛矢石砮”的故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楛”(音hu)木就是寒帶樹種樺木,它在大小興安嶺地區十分繁盛,在中原地區卻很罕見,蒙古語的“樺樹”為hus,“楛”字可能是來自北方民族的語彙。樺木輕而直且硬,數千年前東北肅慎民族便善用樺木製箭杆,還配以一種以輕質石料磨製成的箭頭,並以此“楛矢石砮”上貢周代王室。《魏書·勿吉傳》又有“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的記載,及至清代樺木箭杆仍是寧古塔將軍和黑龍江將軍獻給朝庭的年貢。可見,貢贈楛矢或樺木箭杆是通古斯民族數千年一脈相承的傳統。[20] 由於通古斯民族的祖先在冷兵器時代的早期便解決了射擊武器的材質問題,制箭術也就成了肅慎、靺鞨、女真民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內容。和蒙古人的馬術所向披靡一樣,唐代靺鞨人的箭術是他們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他們恃勇好鬥的本錢。遼東戰爭期間,多名唐軍主將被其毒箭中傷,甚有致死者,以致唐軍惱羞成怒,殘殺俘虜,你來我往,愈演愈烈,遼東戰局一發而不可收。 “箭”,在滿語、錫伯語中為niru(牛彔),匈牙利語為nyíl,芬蘭語為nuoli,愛沙尼亞語為nool,這顯示匈牙利、芬蘭、愛沙尼亞民族的有着共同點東方源頭。而“樺樹”在匈牙利語中被稱為nyírfa,意為“箭樹”,又證明Magyar人至少有一部分祖先是那些用樺樹制箭的民族,而且他們一定是橫越樺樹繁盛的西伯利亞來到歐洲的。 作為蒙古軍隊的一種布陣或組織形式,“古列延”一字在波斯史學名著《史集》中作了詳細的記載和解釋:[21]
所謂古列延(küriyan)是圈子的意思,當某部落駐在某地時,就圍成了一個圈子,部落首領處於像中心點那樣的圈子中央,這就叫做古列延。在現代,當敵軍臨近時,他們(蒙古人)也按這種形式布陣,使敵人和異已無法衝進來。
儘管現代蒙古語已經沒有了這個辭,但是匈牙利語中的gyűrű(圓圈)和kör(圓環),都還是與古代蒙古辭“古列延”同根。 流行於阿爾泰語系諸族的原始宗教—薩滿教,也在匈牙利語言中流下了蛛絲馬跡,“薩滿”一字出自通古斯—滿語中的“巫師”一字。匈牙利語中sámán至今仍作為“巫師”保留着它的席位。滿族及其先祖崇拜植物神柳樹,與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有關。柳葉是女陰的像征,柳枝則成了生育女神的圖騰。現代滿族還保持着柳枝家祭的習俗,[22]亦即所謂“佛多媽媽祭”,“佛多”意即柳枝。落戶歐洲的Magyar人早於十世紀末皈依基督教。在此後整整一千年中,原始宗教的世俗荒誕,早已被高級宗教的倫理滌盪一淨。然而,匈牙利語的“柳樹”fűzfa和“柳枝”vessző仍可與滿語中的同義辭“佛多活”和“佛多”對音。當然,它們早已失去了既穢俗又神聖的圖騰意義了。 在未穿越喀爾巴阡山前,Magyar人的七個部落選出Levedi為他們的第一個聯盟酋長,他的稱號是dux。[23]在匈牙利王朝早期歷史中,dux又是“王子”或“公爵”的頭銜[24]。斯蒂文一世(Stephen I)在位時(九九七—一○三八),將匈牙利全國劃分成四十五個相當於縣的行政地區(megyék),並任命了負責管理和稅收的地方官員,其稱號是fő ispán,其中fő 的意思是“頭頭”。[25] “咄”、“弗”作為滿蒙地區的酋長稱號,也曾被記載在北魏、隋唐各代歷史中。[26]“咄”、“弗”兩字含意相似,某些部族“弗”是“咄”的副手,有些部族有“弗”而無“咄”。Magyar人循遠東先祖之慣例,仍以dux(咄)為酋長之稱號;初抵中歐,立國建政,又以fő(弗)為地方行政長官之稱謂。 作為古Magyar人來自遠東地區的語言遺產的一部分,匈牙利語中的許多動植物名辭和有關詞彙,仍與滿語、蒙語、錫伯語、契丹語一致。有些匈牙利語辭,也為我們考證滿語和蒙語的古代語辭提供了對照。下面我們表列了一部分這類相關詞彙:
滿語(錫伯語) 蒙語(契丹語) 匈牙利語 樹、木 moo mo fa 花 ilga tsetseg virág 動物 mal állat 家畜 mal marha 馬 morin morin ló 騎馬 moringga/yaluga lovagol 牛 ihan tehén 羊 khon juh 駱駝 teme teve 兔 tuulai nyúl 雞 coko(超庫) csirke 魚 zagas hal 魚骨 szálka 狗 kuri nohoi kutya 狗叫 khutsah 猴 monio samz majom 田鼠 (拍) pacok 跳蚤 bers bolha 喜鵲 (沙沙哈) shaazgai szarka 蘋果 alim alma 豌豆 bori buurtsag borsó
上表中,似乎只有“魚”、“狗”、“馬”三字有對應上的麻煩。但稍加甄別便一切釋清。原來,蒙語的“魚”zagas就是匈牙利語的“魚骨”szálka;匈牙利語的“狗”kutya則是蒙語的“狗叫”khutsah,兩種隔離了一千多年的同源語言間,有微妙的變通是不足為怪的。 匈牙利語與漢語的同源成分,也是Magyar人的先祖與中原民族的關聯線索。匈牙利語的“珍珠”gyöngy、“絲”szál、“鍾”csengő、“篩籮”szűrő、“磨石”malomkő等字的讀音都與漢語幾無二致。匈牙利語的“馬”字ló恰似漢語的“驢”、“騾”,而“心臟”一字szív又即是漢語的“心”。 歷時二百五十餘年的滿清統治,也以許多滿語詞滙豐富了中國語言,特別是北京方言。“沙其馬”原本是滿語“面糕”的意思,現在已是一種無人不知的甜點。而從匈牙利語“甜糕”一字sutemény(音“蘇基馬尼”),竟也不難品嘗到其中“沙其馬”的味道。
四、 唐帝國的遼東戰爭和Magyar人的西遷
西方的史學家往往把亞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續西遷活動,歸結為中華帝國的強盛和羅馬帝國的虛弱。其實,古代的中國也只是時而強大,時而衰弱。北方少數民族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環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統治中國,而且最後融入了中華民族,萬里長城並沒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確是因為強盛的唐帝國在軍事上的優勢,將一個後世極有作為,但當時還處於落後狀態的靺鞨、女真民族的一些部落,逼上了西遷不歸之路。本文以語言和姓氏論證Magyar人和東北諸族的血緣關係,還繼續假設和求證:對唐戰爭的失敗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五八一—六一八)和唐朝(六一八—九○七)是兩個姻親家族先後統治中國的皇朝,隋朝的亡國之君楊廣(五六九—六一八)是唐代的開國帝王李淵(五八六—六三五)的姨表兄弟。楊李這兩個北方軍人世家長期與異族相處和通婚,使他們後代都有相當多的胡人血統。由於這種特殊的種族和血緣的認同感,隋唐兩朝政權對異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現出很高的寬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職業軍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們在追求軍事成就上表現出特殊的進取心。 然而,隋唐兩朝的諸多擴張領土的軍事活動中,唯有“遼東戰爭”進行得極不順利。就是因為隋煬帝楊廣的一意孤行屢征高麗不果的人禍,觸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斷送了原本是興旺發達的隋皇朝的命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當政十八年後,恃國力強盛,置前朝之先鑑於不顧,開始了另一場纏鬥不休的征東戰爭。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以二十多年的時間和大量的人命犧牲,去換取極為有限和不穩定的空間,是得不償失的。 這場漫長的戰爭,實際上是唐帝國對高句麗—靺鞨軍事聯盟的戰爭。在這個聯盟中,已具備國家和政府組織形態的高句麗王朝,顯然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處於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別人包辦,然而卻不知進退地從事着軍事上的蠻幹。在長達一代人的抗唐戰爭中,既耗盡了唐帝國的精力,也給自己引來了滅頂之災。 在唐初連續的征東戰事中,以第一次(貞觀十九/公元六四五年)的期待最高,聲勢最隆。那時候,統一中國的唐太宗,又因解決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躊躇滿志,威望如日中天。開國元勛如李績(五九四—六六九)等正年富力強。後起之秀若農家之子薛仁貴(六一四—六八三)已顯露頭角,正在軍中任下級軍官。歸附的各族酋帥,如突厥族阿史那思摩,契苾何力,靺鞨族突地稽等也都為唐太宗的恢宏氣度所感召,心悅誠服,忠勇無比。在這種挾開國之盛勢,集各族之英豪,內政外交諸事順遂的大好形勢下,唐太宗決定親征高麗,以為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地區的領土問題。 唐軍戰前的準備相當充分,戰略的算計亦極盡緻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載的戰事進程揣度出來,即陸路大軍以營州(今朝陽)為後方基地,春季開始行動,於夏水泛濫之前搶渡遼河,迅速攻取今撫順、遼陽等要地。海路部隊出山東半島,襲取遼東半島南端之金州地區。然後南北夾擊,拔除遼東灣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敵軍據點(今鞍山、海城一帶),以打通通往朝鮮半島之最短線,力爭夏季進入朝鮮半島,隆冬前結束戰爭。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敗了唐軍的這一戰略企圖的實施,使得唐太宗敗興而歸,一場本擬速決的戰爭就此一拖便是幾十年。 《新唐書·太宗本紀》記載了這次戰爭的梗概:
(貞觀)十八年(公元六四四) 七月甲午,營州都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以伐高麗。 十一月甲午,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績、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六總兵官,以伐高麗。 (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 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陽宮,以伐高麗。 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大饗軍。 癸亥,李(世)績克蓋牟城(今撫順)。 五月已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縣)。 丁丑,軍馬首山(今遼陽市郊)。 甲申,克遼東城(今鞍山)。 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間)。 已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今海城南)東南山,左武衛將軍王君愕死之。 九月癸未,班師。
對於這場空前殘酷的戰爭,史籍上也做了許多生動的記載。唐軍將領負傷乃至犧牲者比比皆是,士卒填於溝壑者則更不可數計。唐太宗也親臨前線,救死扶傷,激勵士氣。如突厥貴族阿史那思摩於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率部內附後,“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未幾,卒於京師。”[27]又如“帝征高麗,詔(契苾)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槊,創甚,帝自為傅藥。”[28]決戰是在安市城外進行,正當唐軍兵臨城下時,情況發出突變,“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眾十五萬來援。”[29]而在雙方的激戰中“常以靺鞨銳兵居前”。[30]顯然是靺鞨軍的高昂士氣和優良箭術,使唐軍飽受重創。最後“(高)延壽等度勢窮,即舉眾降”時,太宗對高麗部眾寬大有餘,“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眾三萬縱還之。”而惟獨對逞勇好鬥的靺鞨部眾恨之入骨,竟“誅靺鞨三千餘人”。[31]接着唐軍又圍城休整達三月之久,仍無力再戰,遂於九月撤軍,征東戰事半途而廢。歸途中,大雪紛飛,將士們饑寒交迫,衣衫襤縷,唐太宗與將士同甘共苦,但情緒極為沮喪。[32]以後的東征也都不順心,四年後太宗在抑鬱中死去。 唐軍首戰不勝的根本原因在於靺鞨部隊的介入,而在戰前唐朝對靺鞨毫無防範。甚至於唐太宗向新羅使者闡明他解決朝鮮半島三國之爭的策略時,還曾說過:[33]“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然而,內附和可資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遼西營州和燕州地區,偏遠的嫩江、扶餘、粟末、長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諸部則並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戰爭中,外交又未能與軍事並進,“遠交近攻”的古訓被置諸腦後,乃至於發生了北部靺鞨與高麗結盟抗唐的嚴重後果。《新唐書·黑水靺鞨傳》對此前後始末說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六二二),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六二八)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為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眾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三千餘,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軍不共戴天的死敵,從以後唐朝的各次征東戰事中,不斷地用兵於“扶餘道”的史實,我們推測當時與唐軍為敵最力者,乃是聚居於扶餘、嫩江地區的靺鞨泊咄和安車骨兩強部。 在以後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麗之間的戰事無休無止,勝負卻始終未能決出。除掉唐軍將帥的指揮失誤以外,游擊戰也困住了唐軍。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親來,實在乏善可陳,年號一個一個地換着,卻也喚不出一個好運氣來。若要逐次地敘述高宗時代的征東戰事,簡直是浪費篇幅,就連〈高宗本紀〉也將歷次戰事的將帥任命和事態發展記載得極為疏略,以致我們還得從史卷的字裡行間去搜證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順序。 連續二十年的抗唐戰爭,對於高麗和靺鞨人民來說也是一條不盡的隧道,英雄主義的鬥爭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滅殆盡。為權臣所挾持的傀儡國王,還不得不與唐帝國私相授授。[34]老邁而頑固的獨裁者泉蓋蘇文卻一味地好戰,而他的兒子們早已等着爭奪他死後將遺下的權位。高句麗王朝氣數將盡了。 干封元年(公元六六六),高句麗國大難臨頭,蓋蘇文一死,內鬨即起。繼任“莫離支”(相當於兵部尚書或總理大臣)的長子泉男生被兩個弟弟男建和男產陷害,出走國內城(今集安),並遺子泉獻誠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率龐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營州都督)、薛仁貴和李謹行(燕州靺鞨部酋長突地稽之子)等出遼東接應。九月薛仁貴小勝高麗軍於新城(今撫順北)。泉男生率其靺鞨、契丹部眾前來會合。唐軍進次金山(今開原西北東西遼河交匯處),[35]威脅扶餘地區。十二月已酉,高齡八十的李績被任命為遼東行軍大總管,統率征東戰局,戰事進入高潮。 干封二年(公元六六七),九月辛末,李績率唐軍擊敗敵軍,占領高麗西陲重鎮新城,由契苾何力留守,主持北線戰事。跡像表明,此次唐軍已不以速勝為戰略,而以攻取扶餘嫩江地區,痛擊靺鞨強部為首期目標。 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二月,薛仁貴(時年五十四,極精明)率兩千精兵攻克扶餘城(今四平),扶餘地區三、四十城(部落)納款輸誠。[36]唐軍進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區。在西線失利的危急態勢下,泉男建率大軍傾巢而出,史載:“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兵數萬據南蘇城(今開原東西豐縣境內)。”[37]並襲擊新城,薛仁貴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區受阻。薛仁貴避其鋒芒,出其不意東取南蘇、木底(今新賓)、蒼岩(今通化)等三城,殲敵五萬,[38]消滅大批有生力量,進據東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麗敗像已露,靺鞨社會大受震動,史載:“……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今敦化北山區)。”[39]又載:“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降)唐……”[40] 失盡了遼東、扶餘,朝鮮半島已無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線被殲,靺鞨外援更無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苾何力率軍於今安東新義州一帶渡江,“悉師圍平壤”,[41]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麗國亡。 而我們所關心的唐軍的死敵,Magyar人的祖先,靺鞨安車骨、泊咄兩部人民的命運,則更是悽慘,《新唐書·高麗傳》的記載是:“泉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李]績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對我們來說,究竟是誰指揮了這次戰役,已是無從考據了。李績和泉男建分別是雙方的主帥,凡事都可以和他們扯在一起。然而,那條“薩賀水”在何處?則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按其音,應該就是後來的宋瓦江,[42]現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車骨、泊咄兩靺鞨強部的聚居地區。 當時的真相大概是,唐軍在占領扶餘地區以後,又以窮追猛打之勢進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圖一舉肅清靺鞨強敵之後方基地。在薛仁貴率主力唐軍東進後,朝鮮半島告急,高麗部隊已無心戀戰,急於回救平壤,扶餘、嫩江地區的靺鞨部隊已成孤軍,最後被唐軍聚殲於薩賀水地區。本着唐朝一貫的“以夷制夷”的治邊政策,唐軍中的少數民族部隊,如高侃所率的營州契丹—奚族,和李謹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參與了這場“除惡務盡”的掃蕩行動。他們在戰場上大顯身手,戰勝後則縱兵虜掠,所謂“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似已不是來自農業地區的中原部隊之為。此時,與高麗方面結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內部已相當空虛,無力抵抗,於是一場牽動滿蒙廣大地區的大逃亡開始了,這也就史書所說的:“泊咄,安車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 作為後來歐洲的Magyar人,他們在告別了東方社會以後,先是逃亡,轉而漫遊,在無垠的歐亞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個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許多不同血緣的族落,也終於忘卻了自己祖先的業績。他們本可以和平地游牧於水草豐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於九世紀中葉蒙古高原的動亂,後續而來的逃亡者,又搶去他們的牧場,將他們推入了歐洲民族的熔爐。就此開始了他們作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五、 結束語
亞洲北方諸族對世界人類,語言和歷史的偉大影響是無法低估的,惡劣的生存環境為他們的文化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但也玉成了他們堅毅刻苦的意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傑出的統治藝術。而中國史學則承擔了記載他們的歷史和人文的最重要的責任。然而史載留給我們的畢竟只是一些片斷,語言也隨着時代的遷延和種族的融合而游移變換。但是,正如於群星萬點中可以看到一條銀河,本文即是從語言、姓氏、歷史故事和人類互相征伐的記載中,企圖窺判一個極有作為的民族的全息性的始末。在注意到蒙古語族,突厥語族與Magyar人的毋庸置疑的血緣關係的同時,本文所力圖證明的是:對於在科學、文化、藝術、體育諸方面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匈牙利民族來說,女真、滿族的祖先靺鞨人是他們更為重要的遠東祖源。
注釋
[1] 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rio,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1967, p.175. 按:此英譯本所列八個Turk部落為:Kabaoi、Nekis、Megeris, Kourtougermatos、Tarianos、Genach、Kari、Kasi。一般認為Kabaoi部滯留於摩爾達維亞而未入匈牙利地區。余稱Magyar七部,匈牙利文則譯作:Nyek、Megyer、Kurtgymat、Tarjan、Jeno、Keri、Keszi。 [2] E. Lengyel, 1,000 Years of Hungary,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p.15. [3] P. Golden,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29-55; D. Sinor, History of Hunga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6, pp.15-22. C. Macartney,Hungary, a Short Histor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2, pp.1-17; D. Kosary, A History of Hungary, Cleveland, Benjamin Franklin, 1941, pp.1-18. 按:國名“匈牙利”或Hungary,羅馬尼亞語為Ungaria,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諸語為Ugarska,字根為Ungar或Ugar,後者近同北方族名“烏古”,可資參考。 [4] E. Lengyel, 1,000 Years of Hungary,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p.13. D.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4, p.98. 韓儒林《穹廬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80。 按:在匈牙利語中稱Pechenegs部為Besenyo,音似“伯岳吾”,它可能就是《元史》所載的“欽察伯岳吾部”;阿拉伯文獻則記之為Bajanak,音似“巴顏”。韓儒林先生認為“伯岳吾”源自於“巴顏”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5] T. Vuorela, The Finno-Ugric Peopl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15; R. Harms, "Ural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2, p.701. [6] 《北史》卷九十四,〈契丹傳〉,頁3127。 曰:“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 按:“勿干”意為“智者”或“善射者”,應讀作mergan,故“勿”應讀作 “莫”。 [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地圖出版社,1987,頁78-79 。 [8] 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409。 [9] 韓儒林《穹廬集》,頁471。 [10] 李樹蘭等《錫伯語簡志》,民族出版社,1986; 白友寒《錫伯族源流史綱》,遼寧民族出版社,1986; 《錫伯族史論考》,遼寧民族出版社,1986; 賀靈等《錫伯族風俗志》,中央民族大學版社,1994。 [11] 《侍衛瑣言補》,轉引自《錫伯族史論考》,頁12。 [12] 謝再善譯《蒙古秘史》136-137節,中華書局,1957,頁92-96; 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頁104-105。 [13] 《魏書》卷一百,〈勿吉傳〉,頁2220。 曰:“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 [14]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四,中華書局,校點本,1997,頁394。 [15] 陳智超《粘氏族譜考》,待發表。 [16] 杜亞雄“裕固族西部民歌與有關民歌之比較研究”,《中國音樂》第四期,1982,頁22。 Du Yaxiong, "Ancient Hungarian Folk Songs and Shamanic Songs of Minorities of North China", in T.Kim and M.Hoppal,ed., Shamanism in Performing Arts, Budapest, 1995, p.123. [17] C. Macartney, Hungary,A Short Histor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2, pp.8, 21. [18]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1958,頁204-8。 [19]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頁251。 按:其依據是《魏書·長孫肥傳》中關於長孫肥之子長孫翰的事跡:“蠕蠕大檀入寇雲中,世祖親征,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于于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 [20] 孫秀仁、干志耿“楛矢石砮探源”,載《史料匯編》第二輯,黑龍江博物館出版,1979。轉引自陳芳芝:《東北史探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81。 [21]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余大鈞譯,商務印書館,1986,頁112。 [22] 宋和平《滿族薩滿神歌譯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頁15。 [23] D.Sinor, History of Hungary, p.18. [24] C. Macartney,Hungary, A Short History, p.18. [25] C. Macartney and G. Barany, "Hungary",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20, p.700. [26] 《北史》卷九十四,〈勿吉、奚、契丹、室韋、烏洛侯等傳〉,頁3123-32。 曰:“[勿吉諸部]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曰奚族:“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二曰莫賀弗……四曰木昆……。”曰契丹:“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太和三年……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眾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 又曰:“南室韋……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北室韋,分為九部……,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 再曰烏洛候部:“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 [27]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突厥傳上〉,頁5165。 [28]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傳〉,頁4119。 [29]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頁6191。 [30] 同注[29],頁6192。 [31] 同注[29],頁6192。 [32] 同注[29],頁6194。 [33] 同注[29],頁6188。 [34] 同注[29],頁6194。 [35] 賈敬顏〈東北古地理古民族叢考〉,載《文史》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1,頁149。 [36]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一,〈薛仁貴傳〉,頁4141。 [37] 同注[28],頁4120。 [38] 同注[29],頁6196。 [39]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九,〈渤海傳〉,頁6179。 [40]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九,〈黑水靺鞨傳〉,頁6178。 [41] 同注[29],頁6197。 同注[35],頁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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