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奎恩的修正看哲學對語言的需求

——兼回Hare

語言的本質功能到底是不是指代呢？

如果一定要這樣肯定的話，那麼，這個“指代”是在命題里就能確定的，還是需要在語言的整體裡驗證的？整體性驗證這個指代的意義，是在單一指代分句里邏輯實證還原的，還是需要在語言主體當下多種關聯的情境中實現的？

美國也有一哲學兄弟對邏輯實證做過修正，叫奎因，早先對羅素很崇拜。後來到歐洲還結識了石里克、卡爾納普等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但是，他慢慢地對邏輯實證主義產生了懷疑。再後來，他就對邏輯實證主義進行了分析批判。

從奎因的分析中，我們可能會得到一些啟示。

奎因的批評，主要抓住了邏輯實證的兩個弱點: “一個立論是相信分析真理或以那些獨立於事實的意義為根據的真理，與綜合真理或以事實為根據的真理之間存在着根本對立；另一個是還原論，即相信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都等值於以指稱直接經驗的名詞為基礎的邏輯構造。”

對於第一個立論，奎因指出了分析命題的根據不充分，由此把分析命題同綜合命題對立起來的根據，也就不充分。

邏輯實證的做法，首先是把命題分為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即邏輯真理；另一類是綜合命題，即非邏輯真理。例如，“所有的單身漢都沒有結婚”，就是分析命題； “所有的單身漢都是不快樂的”，就是綜合命題。當然， 邏輯實證也經常做另外一些的區別，比如，分析命題由定義判斷真偽、真偽只依賴命題內名詞的意義、意義的真偽只由語言的使用習慣來判斷的等等理解，寬泛了早先的康德的規定。但是，根據意義的指代不同，分析命題就是憑藉自身的意義為真，而綜合命題則是依其相關於世界的意義為真。

依據意義指代的層面差別來做區分，不僅會造成同義反覆，而且最終區分的根據是不充分的。例如，對於“沒有一個單身漢是結過婚的”這個命題，如果把單身漢換成“沒有結過婚的男人”，就成了“沒有一個沒有結過婚的男人是結過婚的。”這就成了同語反覆。非邏輯真理變成邏輯真理的關鍵，就是要找到同義詞。而在奎因看來，同義詞是不能相互下定義的，因為同一詞自身沒有下定義的根據。即使可以從辭典中找到詞義，但編辭典的人也是根據經驗把他相信的事實記錄下來的。這說明邏輯真理即分析命題歸根到底也是來自經驗。所以，分析命題是站不住腳的。由此，邏輯實證關於“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絕對對立”的立論，也是站不住腳的。

奎因的貢獻是破解了語言與事實的簡單指代關係，認為首先語言和事實是分不開的。語言是以體驗為前提的，分析命題是以綜合命題為基礎的。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相互依賴性與區分的相對程度，要由獲得經驗的範圍大小來決定。因此，“要劃分一條分界線的想法，只是經驗主義者的一個非經驗的教條，一個形而上學的教條。”其實，這樣的人為地分類與分開的做法，都是為了某種認知、表述的確立，都是以假定很多經驗條件不變為前提的。

對於第二個立論，奎因指出了邏輯還原論忽視了科學知識的整體性理解。邏輯實證把命題的對立、專注意義的分析破解求證證偽的過程，實際是把知識還原為一個個孤立的命題、孤立的原子，而這一個個命題只有被經驗所驗證，才有意義的真偽理解，其實是具有極大主觀性的。奎因就此提出，我們不能把科學知識看成是一個個孤立的命題，而是一個整體。有經驗意義的知識單元，不是一個個的單獨命題，而是整個科學。所有的科學構成一個體系。只有整個命題的體系，才是能被經驗所驗證的。因此，他強調這種驗證應該是整體上的驗證，不是一兩次個別的驗證，因為理論具有整體性，而感覺、經驗具有主觀性、私人性等等。

奎因反對還原論，主張整體性驗證的實質是不能把語言的簡單指代，就當成語言的本質，這裡隱藏着諸多的語言與世界的聯繫。

首先，他認為應將觀察句直接與當下的感官刺激相聯繫。觀察句和其他語句一樣，都是關於物理對象的語句。觀察句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與感官刺激的因果聯繫最為直接，可以在主體間清楚明白的場合下通過實指法而領會，例如，“外面的花開了”、“這個屋子有幾張桌子”、“這些菜都黃了”等這樣的句子，其真值都是隨場合而變化的語句。這裡就將簡單的指代關係，複雜成了語境關係。

其次，他認為應將觀察句與所謂的觀察直言句相聯繫。觀察直言句是指由兩個觀察句通過“不論何時”聯結而成的永恆句，即真值與場合無關的語句，比如“無論何時太陽初升的時候，鳥兒就歌唱”、“無論何時哪裡有煙，哪裡就有火”、“無論何時如果這是雪，那麼這雪就是白的”，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我們常說的經驗定律。顯然，觀察直言句可以被當下的感官刺激所引發的觀察句直接確認或反駁。這裡就將簡單的經驗指代，引申到了使用語言主體的當下情景關係。

再次，他認為應將觀察直言句與科學中的其他語句聯繫起來。非觀察直言句一般並不直接蘊含觀察直言句，而只有足夠大的一個語句系統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被蘊含的觀察直言句被確認了，那麼，參與蘊含的所有語句也得到了間接的確認；如果被蘊含的觀察直言句被反駁了，那麼，參與蘊含的語句組也間接地被反駁了，但具體要放棄或修改其中的哪些語句，我們仍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

由此，這種關於蘊含觀察直言句的往往不是單個的語句，而是一個充分大的語句系統的理解，將讓我們看到了邏輯實證對命題的簡單分類、還原論對語言的簡單指代、以及對意義的簡單證偽等等，其實都是事先假定了一些前提系條件的。所以，邏輯實證中的所謂的真理性、自明性、可證性、有效性等等，在單一、孤立地還原框架里，其實都是很不確定的。

由此，奎因提出，檢驗一種理論、哲學學說是不是有意義的標準，不在於它能不能被簡單的經驗所證實或證偽，而在於它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用處如何。有用，就有意義；沒用，就無意義。例如，當看到紅花、紅布、紅房子時，認為紅的性質是客觀實在，而具體的花、布、房是不實在的，這就是唯心主義；相反，認為紅的性質是不實在的，而具體的花、布、房是實在的，這就是唯物主義；如果認為兩者都是實在的，這就是二元論。而這三種看法哪一種有意義，是真理，這就看它們在解釋經驗的問題中誰最方便有用了。

其實，命題、指代的意義不僅與當下主體的多種關係的情景有關，甚至與主體的目的性、功用性分不開。

這裡奎因的看法雖有實用主義之嫌，但是，他卻向我們提醒，命題不能被簡單的分類，不能被視為絕對的對立，驗證不能依據語詞、語句、甚至句組的簡單地指代關係，必須依據語句與感官刺激的場合相聯繫，必須將經驗的語句與當下的主體情境相聯繫，必須把語句放進語言世界的體系裡，與科學中的其他語句聯繫起來，甚至必須放在與人的目的性相通的關係裡，才有可能確定的證偽。

我所以在Hare的“2可言之物一定是指代功能的運用”之後，反思：“指代只是言的一種形式功能，被指代的也是物的一種性質”，在“3指代功能是語言的本質”之後，反思：“指代作為言的本質，只是在語言的含義層面，而非其他的層面。這是語言學與語言哲學的差別”，也是想指出Hare對語言本性有可能抽象化了。

如果說伽達默爾側重語言的本體性，那麼奎因似乎則重了語言的主體性。不論我怎樣地斷章取義，他們二人都是在語言的世界意義上來釋義的。所以，他們沒有不可用語言來描述的絕對，也就沒有不可解釋的命題、意義及其實體。

我所以欣賞這兩位哲人的思考，在於這裡涉及到了命題、指代及其意義必然涉及語言的主體性，而語言的如何主體化是內含着一定的作為生活主體的人的必然性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就完全同意他們的理解，或者認為世界就是語言的，就是整體的多種情景關係，而是想提醒，如果範例哲學的“絕對”與這種必然性無關，那麼，範例哲學在建構世界的基本層面，就缺少了足夠的必然性。就是說，如果“絕對”不與人的主體性發生關係，範例哲學怎麼能必然地導出人生活於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必然性呢？黑格爾當年不滿意康德的難道不包括這一點嗎？

應該承認，範例哲學關於“絕對”的規定，吸取了康德的教訓，發揮了黑格爾的思考優勢，有益於對哲學構建世界的基礎性思考，例如，Hare寫到“範例的本體絕對範疇，體現在範例現象思在的表述之中是，思維。思 維的本質上，分享本體的絕對部分。思維的絕對性質，與本體的絕對性質唯一的區別 在於，思維的絕對性被“個體化”了。對範例本體的絕對範疇的認識，來源 於對思維本質的發現。即是，從個體思維的絕對性，上溯到範例本體的絕對背景”（見《論範例》第945-946節，第285頁）等等論述，是相當的精彩，特別是這個把絕對性聯繫到“個體化”的思考，很有啟發性的。

但是，這個本體的絕對，若不能與人的語言相通，甚至都不可被人的語言描述的話，那麼，思維的本質是怎樣分享着本體的絕對？本體的絕對又是怎樣被思維“個體化”了呢？個體思維的絕對性，又是怎樣必然地上溯到範例本體的絕對背景呢？僅僅靠純粹悟性，沒有前後的不斷集成，沒有左右的共域生成，這個絕對怎麼可以具有被思維在時間上分享的歷史必然性？怎麼可以充滿具有被思維在空間上展示的多樣必然性？

康德忽視了前一種必然性，黑格爾忽視了後一種必然性。

思維不是消極地分享着絕對的，她也生產着絕對；個體不是被動地消化着絕對的，他也創造着絕對。她與他之所以能這樣的根據之一，就是她們擁有着動物沒有的共生語言。當然，語言的共生同時就是以吃喝拉撒睡的生活共生為邏輯前提的。

由此，任何哲學的絕對，如果想要擁有現實的活力，不僅要與人相通，而且必須與人的本能欲望相通。

這就是為什麼我欣賞安博的“自然屬性”、“天性”的理解，這不只是道德之根，也是哲學之根。我所以在Hare的“人是混合物之母”後，寫下“反思：作為“之母”，這個“人”不僅需要自然的規定，而且需要社會、歷史的規定，還需要心靈自我的規定。這是馬克思與弗洛伊德等人相互補充的”的話，因為在我看來，不僅黑格爾的“絕對”忽視了個體的這個“天性”，馬克思的“規律”也有類似的忽視。

由此，任何哲學的絕對，如果想要展示完滿的必然，不僅要與語言、藝術、信仰等等相通，而且必須自覺地把他們當作寶貝兒女來真愛，不能簡單地當成自己實現防老養老的手段、工具，因為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努力、夢想創造着母親的本質存在。沒有兒女，就不會有哲學意義的母親。

這就是為什麼我欣賞嘎拉哈的“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指的是一種最高精神人格”。我認為有啟發的，原因是這個“絕對”如果不與人相通，就不會成真正的絕對，一方面不與作為高於動物的類的我們相通，這個絕對就會是無美的情慾；另一方面不與作為個體的你我他相通，就會走向無情的意志。

Hare的範例哲學對“絕對”的興趣和論述，雖然對我們反思“難得糊塗”的文化傳統有益處，但是，隔絕了語言，不與人相通的絕對，也一定會忽視中華文化中的博大精深，例如道法的自然精神，儒釋的人倫善修等等，仍舊不能讓我們在“存天理滅人慾”的心理模板里與“君君臣臣子子”的功利等級中走出來。

我想，如果當年康德能親身感受本能欲望的力量及快樂，可能那個與世隔絕的“自在之物”就會進入人的“自為之物”；如果當年黑格爾能領會打魚者沒魚吃的氣憤首先不是道德緣由，可能那個“絕對精神”就會融入不殺猶太人的“自我之物”。

如果範例哲學不僅能從語言、科學、道德、宗教中、從人的生活中找到絕對，而且能從個性的表現形式里，例如從達芬奇、貝利尼等的獨特畫面上、邁克傑克遜的回頭轉身時、嘎嘎夫人的裸露掙脫中，找到生活的“絕對”，那麼，這樣的絕對才能為我們的中華文化復興提供心理的必然性。

由此，我感覺，Hare需要在兩個方面來思考，一方面是範例的“絕對”至少需要接受語言的描述，否則，這個“絕對”就不是生活世界真正的絕對，因為，它缺失了人的一種現實本性，缺少了生產並實現着人性的一種存在；另一方面是語言本身不僅能夠描述“絕對”，而且能夠生產並實現着絕對的意義，否則，這個語言就不是人真正的活生生的語言，因為，它缺失了人的一種現實魅力，缺少了產生相互理解及其意義的發生方式。

吸收活生生的性質，哲學的“絕對”才能把語言收歸自身，人才能把意義實現出來。作為世界的主體，人才有產生高級範例、從而到達悟性認識的內在必然性根據。

我設想，如果Hare能進入奎因的語言系統，能從科學的整體性的語境上來再思考絕對，以及範例的諸範疇，結合其純粹悟性的合作，可能到達絕對認識的推導過程，就會充滿足夠的、豐富的必然性了。

希望範例哲學的研究能更深入，繼續給我們、給更多的網友們展示更多的思維生活的必然性。

魏中軍

2016.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