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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學術的三大病症
送交者: 孫江 2002年03月24日19:01:3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北京大學著名青年教授王銘銘學術剽竊問題曝光後,多如雪片的批判文章通過
互聯網傳遍了全球,王銘銘三字儼然成了當代中國學術腐敗的象徵。在筆者看來,
王銘銘剽竊他人學術成果是那麼大膽而無知,近乎無心,這值得人們反思;另一方
面,學界內外一片繁榮的"學術批評",刀光劍影,有如一場武鬥,也值得人們深
思。筆者去年應約在《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規範、
傳承與文化霸權"的筆談文章,文章雖然是在談論社會史研究,實則涉及整個學
界。觀照目下學術腐敗之討論,似乎有進一步引伸闡述之必要。在筆者看來,當今
中國學界的問題豈止學術腐敗,而是學術貧乏。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占據重要位置的
不是"學術",而是"術學"。因為學術腐敗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學術純潔,那麼我們
的學界在腐敗之前,究竟有多少純潔的學術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是這篇小
文所能勝任的。這裡撇開意識形態的爭議,僅就規範、傳承與霸權問題入手,對當
今中國學術界存在的三大病症略綴數言。

  病症之一:欠乏規範

  成熟的學術研究應該是規範、傳承與霸權的三位一體。規範是學術研究的基本
前提。對於學術規範的問題,學界曾經有過熱烈的討論,但是,和眾多的情緒化的
學術批評一樣,學術規範討論中的一些議論給人的感覺是,其指向與其說是要建立
規範學術操作的準則,毋寧說是在尋求建立一種新的學術霸權。在關於學術規範的
討論中,一個可見的成果是《中國社會科學》等七家刊物聯合發表的一則啟事,提
出了學術論文必須遵守的幾項基本規範。創刊有年的國家級權威學術刊物提出一些
常識性的學術規範,這本身便不能不讓人慨嘆中國學術之貧乏。其實,學術論文的
規範除了七家刊物所提的數條之外,還應該包括內在性的指標,比如在沒有真正創
新的前提下,應該迴避研究同類課題,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應該客觀地整理和評介等
等。如果比照這些在國外屬於常識性的標準,可以說七家刊物至今刊用的有些文章
仍有不合規範之處。而且,一些論文雖然在注釋中羅列了以往的研究,但由於對提
到的前人的研究沒有做必要的介紹和評論,也就是說沒有嚴格區別他人的研究和自
己的研究,因此也多流於形式。

  此外,學術刊物在對作者提出要求的同時,也應該對編者提出相應的要求。在
國外,有一定權威的學術刊物雖然審稿是請專家來擔任的,但是編輯大多經驗豐富
且認真負責,從正文到注釋都仔細看過,有的甚至還查對注釋和引文的頁碼。由於
編輯認真負責,所以杜絕了作者可能犯下的一些常識性的筆誤。

  重複選題和無視他人的研究,是當今中國學術中"自我"與"他者"關係、進一步
說是"知識產權"關係不明確的表現。因為自/他關係不明確,學術缺乏內在的自律性
和張力,結果大抄小抄亂抄錯抄等抄襲剽竊現象的泛濫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在中
國學術史上,抄襲剽竊古已有之。顧炎武在《竊書》(《日知錄集釋》卷十八)一
文里,曾對明代以前的剽竊學風有過精闢的概括。他認為,漢以後的學風是江河日
下:"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如張霸的《尚書》、衛宏的《詩序》等。"
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其代表為郭象。"郭象者,為人薄行,有
儁才,見秀意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郭象自以為向秀死後,其尚未完稿的
《莊子》注不為世人所知,便據為己著。在顧炎武看來,"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
書無非竊盜而已。"這是對傳統學術失范的尖銳批評。

  那麼,十九世紀以後在歐風美雨浸潤下的近代學術,是否就有了一個好開端了
呢?套用錢鍾書在《圍城》裡一句話,中國學人的過人之處在於,對西方的東西拿
來一件砸毀一件。多年前,筆者初次踏進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圖書館時,十分驚
詫,不大的圖書館裡居然收藏了大量的西方譯著,還收藏了包括馬恩列斯全集在內
的幾乎所有的西方古今著名學人的全集和名著。日本學界不僅老老實實地把西方名
著一本本地翻譯甚至重譯過來,而且還出版了大量導讀和介紹書籍。除了各類學會
和研究會之外,還有各種讀書會,如黑格爾讀書會、福柯讀書會等。可以說形成了
一套介紹和研究西學的嚴格規範。這二十年間,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術的譯介用力不
可謂不勤,然而總的來說是雜亂無章,至今沒有認真系統翻譯過一位學術大家的全
集。相反,學習才剛剛開始,研究便突飛猛進,每年大量生產和重複生產的"西學"
著述(當然也包括"國學"著述),裡面摻雜了不少"無非竊盜而已"的東西。1916年
8月,陳獨秀在致胡適的書信里說:"弟意此時華人之著述,宜多譯,不宜創作,文
學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興學四十餘年,其國人自著之書尚不足觀也"(《黨的
文獻》雜誌社編:《紅書簡》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雖然時間快要過去一
個世紀了,陳獨秀的話仍可為當今學人引以為戒。

  病症之二:無視傳承

  由於欠乏規範,學術傳承也就無從談起。就筆者所熟悉的歐美和日本的漢學界
看,各國都非常重視學術傳承。在歐美學術語境裡從事研究的人,可以不引用和評
介中國學者、日本學者的著述,但必須引用和評介歐美語言系統裡的學者的著述。
而在日本的學術語境裡,可以不引用和評介中國學者、歐美學者的研究,但必須引
用和評介日文系統裡的學者的研究。這是學術研究得以為學界認可的前提,也是一
篇論文為有權威的雜誌所採用的前提。因此,經由權威雜誌刊載的學術論文既要承
繼前人的研究,又能啟示後學。

  反觀中國學界,由於學界普遍漠視學術傳承,眾多的研究論著有如不明飛行
物,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哪些是自己的發現,哪些是他人的專利,曖昧不清。一
部研究中國古代史的論著,可以在沒有任何學術交待的情況下,突然冒出一段洋文
注釋。許多研究不談國外的前人研究也便罷了,甚至連國內的研究也置之不顧。在
旅日華人邱永漢的《中國人與日本人》(日本中央公論社,1993年)一書裡,有一
段對中國人和日本人特性比較的文字。作者說,日本人是"匠人"性格,中國人是"
商人"性格。概言之,前者重過程,精益求精;後者輕過程,追求結果。筆者不同
意這種本質主義的比較方法,但如果不帶任何價值判斷地將中日學術加以比較的
話,可以說當代中國學術尚未完全擺脫政治話語的糾葛,又染上了太多的"商業"習
氣。從根本上說,人文社會科學不但不直接產生經濟利益,相反它還要求學人"安
貧樂道"。筆者在八十年代初讀大學的時候,文科各系裡有不少書呆子似的教師。
滿腹學問,述而不作;出口成章,不修邊幅。記得一位剛剛下放歸來的老師,在課
堂上引用"夢裡尋她千百度,衣帶漸寬終不悔,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欄柵處"之
句,忘我地描述做學問的境界時,男女同學無不竊笑,原來這位老師的腰帶從衣角
處露了出來,而他本人卻渾然不知。書呆子老師可以說是一個大學的品牌,他們起
初可能被年輕學子視為怪異,但日子一長,必為向學者所愛戴。可嘆現在的中國學
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書呆子學人實在太少了。相反,在"學術大躍進"的滾滾浪
潮中,年產論文數十篇,論著若幹部的"品牌"教授大有人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那些論著根本就不能歸在學術研究的範疇內。

  可悲的是,在學術抄襲和剽竊日益泛濫下,連抄襲和剽竊也在"腐敗"。不學之
人混跡學界無算,錯抄瞎抄甚囂塵上,翻譯著作不嚴謹,研究著作問題更多。在前
文提到的《竊書》一文里,顧炎武還提到學術腐敗之腐敗的問題。他說郭象雖為"
竊書"大盜,畢竟還有"儁才","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
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只有"薄行",而無"儁才"
的"鈍賊"製造出來的產品,自然離原作者的意思差了很遠。

  病症之三:亂立霸權

  當代中國學界,無論研究還是批評,都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氣象。究其實質,
乃是因為"學術"蛻變成了"術學"之故。學術和"術學"根本不是一回事。"學術"有
其一整套內在的和外在的規範,而"術學"則僅僅追求學術的附加價值。在追求論著
"數量"的抄襲剽竊風氣下,"術學"演變為"數學"(數字或數量學問),以多取勝,
以量代質,論著數量居然成為衡量一個學人學術價值的主要指標之一。這是當代中
國學界亂立學術霸權的一個表現。平心而論,真正合乎規範的學院式的研究是和數
量毫不相關的,能夠批量生產的學術研究必是與利益利害相關的"術學"。

  追求數量,這在亂立霸權的學界還屬於"小霸",堪稱"大霸"的霸權乃是追新求
異。將國外的東西隨便拿來,任意解釋一通,便自為一派代表,領袖群倫。筆者長
期關注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研究,有一個感覺,美國的中國學鼓勵知識冒險,充滿活
力,薄積而厚發;日本的中國學提倡學術承續,暮氣沉沉,厚積而薄發。應該承
認,當今中國人自己的中國學沒有日本中國學的厚積薄發之風格,僅得美國中國學
薄積厚發之唾餘,由於沒有美國中國學裡相應的規範和傳承做依託,沒有對其它人
文社會科學的理解和呼應,顯得極其幼稚。學術論著不僅生產過程長,而且所謂的
創新亦不容易,僅有求新的勇氣,而無薄積厚積的功底,這樣的學術只能喧囂一
時,絕不可能持久。其實,近年介紹到中國的美國中國學著作許多都存在史料詮釋
乃至理論架構的問題,實有必要對其史料和理論背景加以再檢討。在這裡要附帶說
明的是,目前譯成中文的日本中國學論著有不少學術價值並不高,在日本也不為人
注目,它們被譯介到中國真是匪夷所思。

  最後,還有必要說一說學術批評的問題。學術批評成為一種群而趨之的霸權,
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在國外,學術爭論一般都是有備而來的,因而非常嚴肅。
加上師承關係和人際關係的因素,在展開批評的時候,雙方都比較慎重,建設性的
批評多,破壞性的批評少。而國內的學術批評很多都是情緒化的宣泄。可以說,畸
形的學術必然導致學術批評的畸形,二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都需要揚棄。

  總之,王銘銘剽竊事件絕不是王銘銘個人的事情,置身於學界的每一個學人,
包括王銘銘的批評者,不管他/她願意與否,只要自認為是中國學界的一分子,都應
該承擔學術無序的責任。要克服當今中國學術欠乏規範、無視傳承和亂立霸權的三
大病症,有待於整個學界進行建設性的努力,那種置身界外的學術批評是無助於重
建中國學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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