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對殷維翰先生這位“第一”的採訪記錄。
我一九二九年考入中央大學化學系，進校
後聽說地質系是專門學開礦，那時我滿腦子國
富民強，想搞實業救國，我就轉到地質系。我
認識謝家榮是一九四二年，那時我在昆明煉銅
廠。一次，我去調查一處鋁土礦，在那裡碰到了
謝家榮，他也是去搞鋁土調查的。從那時起，
我們就有了接觸。我早就知道他，聽說過他治
學為人的許多傳奇式的故事。抗戰勝利後，謝
家榮寫信給我，邀我去南京他那裡工作。一九
四六年我去了南京，成了他的下屬和同事。我
越發佩服他了。他一點不俗，聰明絕頂、能博
采眾長，對新思想新理論接受很快，人又開
朗，笑起來像個小孩，天真極了，笑得一點不
像大人更不像大學者，胸無城府，做什麼都坦
坦蕩蕩，不做假。工作很認真。他喜歡的人是
工作型的，不喜歡不工作的。對人從不繃臉。
他比較信任搞技術的，總務科長這類角色也要
讓技術人員干。我就被他硬拿着去當了幾年總
務科長。他從不占公家的一分錢的便宜，我當
然也不占，也用不着討好他。他文筆非常好，
又快，中外文都好，能用英、德、法文寫作，
像中文一樣得心應手，還能讀俄文。他的文章
很有文彩。他本來是以煤為主要研究對象
的，後來他在金屬、非金屬、石油諸領域都做
出傑出成績，其涉足之廣學識之全面，國內地
學界沒有第二人。常常能提綱挈領，抓住要
害，高屋建瓴，迅速占領陣地，組織突破。我
當總務科長時，正是國民黨政府給我們經費極
少的時候，我們要活下去，工作還得做好，我
們就只好拿技術拿我們全國獨一份的能耐去搞
有償服務。這就有了些錢。這錢，也給我們埋下
禍根。解放前夕，謝老組織我們把資料把設備
轉移到一個美軍不用了的倉庫，是為新中國保
留下財產呀，也成了大禍，說我們是轉移贓
物。礦測處的上司原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
那時我們寫資源委員會通行用英文縮寫：
NRC，這三個英文字母更是遺禍不淺，說是
特務集團的代號，鬧得不可開交。南京市也很
奇怪，解放後大大小小的特務機構都挖出來
了，為什麼NRC這麼大一個特務組織竟沒查出
來？這當然是內部掌握，說我們是特務集團時
並不出示NRC三個英文字母，不然一句話就
解釋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提此事。地
質部一位主要負責人在大會上講NRC，我們
才知道這特務組織是怎麼回事；但還是不容
我們分辯，只是一個勁地追問圖章是什麼樣，
會徽是什麼樣。當他們終於明白NRC是資源
委員會的英文縮寫後，卻一點不覺得自己有多
荒唐，反而更上一層樓，說資源委員會也是反動
的，是國民黨的走狗機構。直到一九八三年，中
央下達文件，明確指出“在大陸的原國民黨資
源委員會的全體員工在護廠、護產、迎接解放
方面是有功的”之後，這個問題才最後釐清。
我被揪出來時就明白，他們是衝着謝家榮
先生來的。在政治上找不出謝老多少污點，就
在金錢上開刀。但謝老的名氣大，又不好動
他，就想先掃外圍，搞順藤摸瓜。沒有確鑿的
實事，動了謝老是交待不過去的。在中央，欣
賞謝老的不只一兩個人，搞錯不得的。我的確
沒貪污，一分錢也沒有，謝老更不是那類人。
可幾搞幾槁，竟搞出上百億上千億的貪污罪來
了。別人頂不住了，我還死頂，絕不承認。我
當時想，我今天如違心承認了，過了這一天，
我以後怎麼做人？這輩子是否就要撒謊、騙人
下去，以此反過一生呢？我受不了的，痛苦大
大。如果因為不承認我被打死了，被槍斃，也
就算了，我也解脫了。因為在這種不講理的局
面下生活是沒法過的也沒有必要過的。我下了
決心不說一句騙人的話，不寫一句騙人的話，
我還真有點大義凜然，心裡不害怕。那時我四
十歲，頭一次經受此等場面，在一間小房子
里，我站在一張桌子上，雙手舉起，一站幾小
時。說完又拖下來打，八個人打我一個，邊打
邊踢，踢了這邊踢那邊。後來又關到另一個地
方，也關了別的人。冬天，我赤着腳挑擔子，為
被隔離的人挑伙食。那冷那氣氛，大喇叭喊，
歷數我的罪行。我很奇怪，要打倒一個打倒就
是，何必搞人格侮辱呢？還弄些群眾圍着你
罵，吐唾沫，要徹底摧毀人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我不敢說所有的人對我都恨，但我沒有仇
人。我一直沒怪過他們，他們受人調派的。幾
十年來，經常碰到過去那些唾過我的人，見了
我就說對不起。我說，我不怪。真的不怪，人
都有弱點，人性也有弱點，人誰不想安全不想
活命呢。我被宣布逮捕後把我父親從上海弄
來，要我坦白，把我才讀小學的女兒也動員起
來，給我寫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脫離父女關
系，連一點天良也不講了……有人還向我暗
示，只要我一承認，謝家榮就要拉回南京挨
斗。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他們為什麼動員這麼
大的力量煞費如此的苦心搞謝呢？也許是有人
很不高興謝，他在學術上太強，找礦成果太
多，人生太好吧？那又是誰呢？誰又能有此能
耐呢？這個懸案留待後人吧！好在謝家榮已是
個歷史人物，是歷史，後人自會有評說的。
我深感安慰的是我沒有辜負謝家榮先生當年
對我的信任。
殷維翰的案子的徹底平反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是地質礦產部政治部作出
的。為此，地礦部政治部進行了大量工作，作了反覆查證，最後行文稱：“純屬錯
案，應予正式平反，並消除影響。”
在拜訪殷維翰先生之前，我已經向謝學錦了解過他在“三反”中的經歷了。是
在烏魯木齊。烏魯木齊的夜晚雖然寒風嗖嗖，但沒有人事的干擾，很適合聊天。還
是把我的記錄抄在下面吧，它比我敘述更簡潔。
我剛剛在中國地質學會的大會上報告了我
與徐邦梁月山考察與野外工作的成果，心裡很
熱，想不到馬上就被打入了冰窖。“三反”了，
報紙出來了，我很坦然。我們一向清廉，而且
就我個人來說，我來測勘處時間短，從來也沒
沾過錢財。打虎隊一進來，我才吃了一驚。化
驗室的有位同志對我說，我們從美國進口的藥
品里有兩小瓶白金化合物，清單上有，倉庫里
沒有，怎麼辦？那藥品清單在上海壓了幾個
月，有些看不清，他說乾脆毀掉。我說不行。
他怕極了，就用稀硫酸塗了一下。第一個被揪
斗的是殷維翰。大家平常都很好，突然翻臉不
認人了。我很難過，感到殷維翰怎麼受得了。
一次斗完後，我回到家心裡很不安，我便叫了
輛人力車去了他家。那時下傾盆大雨，他家住
南城，好遠。我是去安慰他的，也向他說明共
產黨的政策。我自認為與黨的關係密切，又一
向是進步分予，所以我以為我的安慰和說明會
對運動對殷先生有好處。過了幾天，運動越來
越激烈，唾人打人，烏煙瘴氣。我想我應站出
來說話了，我便去找打虎隊長×××（即南京
市府秘書長），我講了我個人的經歷，也講了父
親的經歷，講了殷維翰的為人，說他決不會貪
污。我還把化驗室那位同志用硫酸塗抹清單的
事也講了。我說那位同志肯定沒拿那兩瓶白金
化合物，不然，他不會跟我講這事，更不會當着
我的面塗抹。是運動的氣氛不正常，弄得人人
自危，弄得沒錯出錯。我把那位秘書長當一家
人了。一到運動。人與人不再有信任。這是多
次運動給我的教訓。運動中你跟領導交心，他
總是和顏悅色，但第二天他就變臉了，他自己
作紅臉，讓下面的人作白臉。有一天，打虎隊
突然要我承認，說我與應維翰訂了攻守同盟。
說我冒着大雨去了他家，不訂攻守同盟會冒大
雨去嗎？說不把內幕交待出來就不准回家。這
樣，我就被關起來了。
不久。在南京大學召開了個大會（即新華
日報報道的那個當場逮人的會——作者注）我
們一群是蒙着眼睛拉去的。
我也被斗。在回來的路上，有人嘆息，跟
着謝家榮幹事，倒大霉了。在會上在一片吼叫
聲中。我也跟着胡說八道。別人說一億，我也
說一億，別人說一百億，我也說一百億。唯獨
段維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見到的骨頭最硬的
一個人。我眼看着他被銬上拖走了，我猛然感
到天塌地陷。我幻滅了，整個幻滅了。回來
後，我被關在三樓。我把床單撕成條子，連結
成繩，從窗口吊下去。布條斷了，摔到地上，
留下了終生的腰痛。我躲開崗哨，翻牆而過，
找了部人力車回了家。我想拿點衣服後就此離
去，去哪裡我不知道，反正得離去。李美生見
我嚇了一大跳，堅持送我回去。天剛亮，我就
回去了。官方還不知我逃跑的事，這下知道
了。又不算我“迷途知返”，罪加一等。運動進
入退贓階段，打虎隊才慌了手腳，哪來贓？到
哪裡去弄幾百幾千億的贓？後來，我們解脫
了，我也聽到了解脫我們的說法，你們沒問
題，但打你們是對的，謝家榮沒問題，但謝家
榮愛好黃金。王植沒問題，但王植搗騰袁大
頭。沒有給殷維翰一個說法，我想，在殷先生
的人格面前，他們感到了渺小吧……
我在段維翰家吃過兩頓便飯，是殷先生他妻子王定權親手做的。她的菜做得很
好，她做的紅燒肉一點不膩。她從我的口音知道我是湖南人，不僅做了紅燒肉，還
準備了一瓶辣得嚇人的辣椒醬。我問她為什麼認為湖南人就一定愛吃紅燒肉和辣椒，
她說她在湖南生活過，抗戰時期哪。她說從書報上看到毛主席喜愛這兩樣東西。我
說，那我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了，於是紅燒肉我吃得很多，辣椒也吃得很多。她
笑了，微笑，她難得說一句話。我與段先生交談時她都避開，在另間屋子裡做她的
事，一點聲響也不發出。吃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親手做的飯，於我是一份少有的
福氣，但也給我的心理帶來難以言喻的重壓，用一句湖南話說，叫“造孽”。吃飯
時我突然向她建議：您也許應當請一位保姆。她說，不必的，我還能動，動動好。
她笑了，還是微笑。想倒她與殷先生此生此世的患難與共，她此時此刻的寧靜淡遠，
我忽然想，這難道不是某些轟轟烈烈者追尋一生終不可得的一種人生境界麼？她還
寫得一手好字，我得以觀摩其字，還是因了殷先生保存的當年他在南京坐牢時她寫
給他的許多信。信的開頭句：維翰夫；結尾句：妻王定權。信里談的是家常，報的
是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信封上的字寫得更為工整：本市：老虎橋南京市
監獄0234號。她一寫就是七個月，那個0294號。近年來，有幾家報刊刊出了幾篇他
們夫婦艱難扶助、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有家刊物還在封面刊出了他倆的彩照。他
們家的牆上掛滿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寫給他們的條幅。而我只想借用她寫給“0234”
信中的那句話，向關心他們的讀者報個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
“三反”之後，謝學錦經歷了一生中最為艱難的一年。那一年，比較日後的反
右，日後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日子更難將息。他經歷的是一種比肉體的死亡更
難以承受的幻滅。他不再相信什麼，他只相信自己的常識判斷了。以後的運動，其
規模，其對人的摧殘程度要大得多，但以後的運動，謝學錦用一句話把它打發掉了：
人還在，心不死。只要心不死，日子就過得下去。謝家榮死於“文化大革命”中，
他首先死去的是那顆心。“文化大革命”對謝家榮和謝學錦父子，在這個意義上講，
是不一樣的。或者說，他們的承受力不一樣。甚至可以說，是“三反”運動救了謝
學錦，使他在生命最強旺的年歲去接受“幻滅”的洗禮。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
到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時，他已經有經驗了，知道如何對抗“幻滅”了。謝家
榮的幻滅，卻比他晚了好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出現。這時，他已是六
十八歲的人了，承受能力不可跟三十歲左右的人好比了，他挺不過來了，他振作不
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謝學錦比他父親“成熟”得早些。
一九五三年，地質部在北京籌組化探研究室，這個研究室就是現在物化探研究
所化探部分的前身。謝學錦接到調令，讓他去那個研究室報到。那個研究室的成立，
標誌着地質界對化探作為一個新興學科的首肯。這無論對化探事業還是對謝學錦個
人，都是一個極好的機遇。但那時的謝學錦正心灰意冷來着。那個機遇對他一點不
具挑戰性，更無誘惑力可言。在這以前，大連的友人邀他北上大連，他們希望他換
換環境，他們知道他在南京的遭遇。他沒去大連，他連離開南京換換環境以此振作
的欲望也沒有。在烏魯木齊，他對我說：那時不想動，哪裡都不想去，不僅僅因為
惰性。他不知道他未來將幹什麼，他在南京得過且過，不得過就不過。他像害着大
病。他知道病因，卻找不到藥物或不去找藥物。
就在這“最難將息”的時分，他的父親來信了。來得正是時候。
謝家榮在信中說：你發表在地質通報上的關於海州香薷的文章我看到了。你成
長之快令我吃驚，也令我極為欣慰。你可以把地球化學當作你終生的事業了。我相
信我這個判斷，中國的化探剛剛起步，前景不可估量！希望你再學一門外語，最好
是俄語，蘇聯的化探科學很有實力。你學好了俄語，將如虎添翼。
這封信謝學錦保存過好多年，“文化大革命”中才銷毀。謝家榮一本又一本的
日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銷毀的。謝家榮的許多往來書信，有些是被銷毀的，
有些是被抄走的。一九四八年南延宗為謝家榮寫的祝詩的墨跡即那首“高山安可仰，
當世一名賢”就是被抄走了的，至今不知下落。
謝學錦到北京後，他的“幻滅”期便宣告結束了。他不僅生機勃勃地投入了工
作，而且學開了俄語。學了三個月，他就着手譯書。在他的著譯目錄里，就有兩本
蘇聯學者的專著。在烏魯木齊，我的一位朋友請謝學錦吃飯，還請了我的另一位朋
友作陪。這位朋友是個作家，大學讀的是俄語，席間聽我說說學錦自學三個月之後
就翻譯了兩本俄文著作並出版了，便大感驚訝，站起來就向謝學錦鞠躬。謝學錦說：
我那時缺錢用，搞點翻譯聊補家用。我那朋友說：謝先生還真幽默。謝學錦說：我
是小幽默，生活才是大幽默！於是，席上便有人嘆道，這充滿大幽默的生活，而且
還“啊”了一聲。
蘇聯已經瓦解了。說蘇聯已經瓦解已不犯禁。時光倒退幾十年，如果有人說有
一天蘇聯可能瓦解，他就得倒霉，生死存亡那類霉。蘇聯，曾經是中國人政治生活
中一個難解的“情結”，或日“怪圈”。
一九四九年以前，想要給誰定罪，說聲“他是領盧布的”就夠了。一九四九年
以後，特別是“反右”運動中，只要指出某某對蘇聯乃至某位個別的蘇聯人不太恭
敬，政治生命便結束了。而在較長的一段好日子裡，中國人把政治生命是看成一切。
到了赫魯曉夫時代，情況又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文化大革命”中。無數中國
人又為蘇聯吃了大虧。謝學錦跟我談起他父親與蘇聯人的一段“淵源”時蘇聯已經
瓦解，在他在我都沒有犯禁的感覺。那是在烏魯木齊：“蘇聯有很強的地質科學實
力，但那時派到中國來的有一些是半吊子。這個“半吊子”印象在我父親那裡看得
更為清楚。我父親接受的是美歐教育，但從不拒絕蘇聯，我父親的俄文是在解放前
的幾年學的，那時他就認為蘇聯實力可觀，許多新思想新觀點值得重視。與那些蘇
聯專家比，我父親當然一點不弱，我父親對中國的地質情況的了解和蘇聯專家了解
的是不成比例的。父親自認為他的發言權很充足，但事實上，他錯了，錯的不是技
術，不是戰術，錯的是政治，是戰略……有一次，我看他從一架顯微鏡上抬起頭來，
指着鏡片對一位蘇聯專家說：你自己看吧，究竟是什麼，該停止爭論了。那位蘇聯
專家沒去看顯微鏡，而是面露尷尬……地質找礦也不可能沒有部署錯誤，但這個錯
誤越少越好，每個錯誤都是以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民幣作代價的。我父親因此很難
容忍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錯誤，於是，他便不可避兔的有忍不下去的時候……這便
在戰略上輸理了……”
謝家榮是帶着一身風塵走進“右派”行列的。那時，他剛剛從青海野外考察回
京。那次的青海之行和他早兩年的新疆之行，去年去世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石油地
質專家朱夏著文說：
我受謝先生的教益是無可計量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短短幾年中，謝先生對我
國新生代盒地油氣地質工作，亦曾彈其心力。
對子華北地區，謝先生首先提出了重視非構造
圈閉氣藏的見解……他的一生預見已獲證實。
……一九五五年我在新疆工作時，謝先生和黃
汲清先生聯袂遠來檢查……在克拉瑪依的黑油
池畔，在烏爾禾的風城裡，在烏倫古河的蚊雷聲
中，在黃羊湖沙漠的通宵旅途中，兩位前輩同
我和一些更年輕的同志們一直無拘無束地熱烈
地討論乃至爭辯着種種問題。一股清新、自
由、寬鬆的學術氣息浸潤了三代的地質學家
……一九五七年的謝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了，還
不辭勞苦來柴達木盆地，我陪他馳騁於達肯達
板山前和達布遜鹽池之畔，臨別時他幽默而又
嚴肅地對我說：庖丁解牛，心有全牛，明全局
然後能務細節，不要被冰湖與馬海霸絆住了，
還要打運動戰開拓出去！……他一生致力於中
國礦產資源的開發，又一直戰鬥在地質科學思
潮的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