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政壇，國民黨主席連戰可算是“世家子弟”，他被封為島內“四公子”之一。但是，在顯赫家世的光環下，連戰的生活也並並非一帆風順，在這裡，連戰親自講述了他不為人知的故事：所謂“世家子弟”，背負的極可能是沉重的傳家使命，與不可不成材的危機感，滋味其實相當壯烈，非妄封我“四公子”的人所能想象……

　　曾以豬油拌飯為最大享受

　　對日抗戰前後，父親轉職西安、重慶，我出生在西安，啟蒙教育也在戰火連天中更迭動盪，一年級到五年級共換了四所學校。
父親在中央戰士團工作，雖軍階為少將，但戰時生活艱苦萬分，記憶中，他每日穿着粗麻布軍服，天不亮就動身出門，沿着城牆從城東走到城西上班。

　　那時戰火正熾，西安屬日軍轟炸重鎮，幾度炸彈就落在鄰舍，父親這樣早出晚歸，看着他小心翼翼在炮火中穿梭，真不知早上一別，是否還能再見到他平安踏進家門？母親和我整日活在恐懼中，彼此相依為命。

　　在西安煎熬多年後，一家三口遷到重慶，開始了無家可言的日子。父親隻身在李子壩工作，將我們安置在母親任教的黃桷椏南山中學宿舍。

　　父親每到星期天清早，秘從李子壩過長江，翻山越嶺，來回步行數小時，直到草鞋磨破，兩腳鮮血淋漓，才能回家與我們母子見上一面。往往相聚未及盞茶，又到了他兼程往回趕的時刻。

　　在黃昏暮色中，倚門凝望父親清癯瘦消的背影漸行漸遠，生離死別之感，常令我不禁縱身母親懷抱，相擁而泣。

　　我頑皮好動的個性，到了七歲八歲“貓狗都嫌”的年齡，着實令母親和師長頭疼不已。還記得母親有個“治”我的法寶，就是她非離開片刻不可時，用筆在地面畫一個圈圈，命我坐在圈圈裡的板凳上不准出來。母親回來如果發現我有離圈違令之嫌，免不了要吃頓排頭。 記憶中，為了怕我在每天上下學途中遭日寇軍機轟炸，雖只有八歲小毛頭，也只得送我住校，那種穿草鞋、抓虱子、吃“八寶飯”（混有稗子、石粒等雜物）的生涯，至今難忘。每周能從家裡提一小罐豬油到校拌點鹽下飯，已算非常奢侈的享受。 懵懂歲月里，課業不難打發，因為生性好玩，所以總是集中全力將功課完成，以便去打球。這種“讀書時拼命讀書、玩樂時盡情玩樂”的習慣，一直伴隨我到大學畢業，都覺得極具效率，事半功倍。

　　母親是如來佛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父親已早一年因光復而返台接管台北州；我和母親則是第一次踏返家鄉，插班進入台北承德路圓環附近的日新國小六年級。當時的導師李修和，是位以嚴格著稱的“殺手”，而我活潑如故，並不刻意追求名列膠茅，妙的是，直到畢業，竟從未挨過一下鞭子。這也是我求學過程中的通例；從未拿過第一名，但也從未留級補考丟面子，各種成績永遠均衡發展，體育、操行分數尤佳，同學們見我如此活躍，不免把班長、會長、總幹事等差事與頭銜加身。小伙子精力旺盛，也曾熱心奉獻過一番，大夥滿意之餘，就此結下終身的情誼。

　　為着“調理”我的頑皮好動，母親又想出個拘孫猴子的“緊箍咒”，就是開始讓我學鋼琴。記得初請來一位張彩湘老師，非常嚴格，她是以造就音樂家的水準訓練我，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對我而言是受苦刑。但張老師為我奠下尚稱紮實的音樂基礎。後來換了位溫柔可親的肖老師，使我對鋼琴激發出由衷的興味，願意主動去練。母親藉鋼琴來安定我心性的安排，的確發揮了實效，直到現在，我仍然喜歡古典音樂，若得片刻小憩，能有蕭邦、莫扎特，或巴哈、貝多芬的旋律伴我入眠，真是最恬然自得的享受。

　　在念書時間並不算多，但成績一直不惡的狀況下，或許大家以為我是靠聰明過關，其實除了過眼不忘的天賦，集中意志的能力應是我最大武器。因為做任何事若是心不在焉，自然事倍功半，而我發奮念起書來，真能“老僧入定”，心無旁鶩，專心一意的程序，足以大量消化，充分吸收，百分之百“入庫”。對常識的汲取，也是我累積實力的不二法門。工作中焉知何時需要何種知識作後盾，所以大量吸收各種資訊，有助腦中“資料庫”的存檔。我喜愛真實有效益的事理，不常看小說、詩詞，除了中外文學巨著，閱讀光陰幾乎都奉獻給經世致用之學。近年來，廣讀中外雜誌、期刑，更成為我的日課，一天至少二小時與書報為伍，才能勉強滿足我對知識的渴求。我是陪伴只會說台語的奶奶長大的，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的父親又傳授些日語，我的正宗台語仍足以應付任何場面，並不遜於土生土長本省人。

　　當年同學叫我“阿戰”

　　高中時同時考取建中、附中與成功，我選擇了第一個放榜，感覺上“動感”較強的師大附中，開始擁有腳踏車，可騎着上學。

　　每天清晨，在車後繫着母親一大早做好的熱便當，急急忙忙趕赴學校，滿腦子想的都是運動場上龍騰虎躍好光景。身兼足球、游泳與雙槓校隊，心情十分滿足，沒什麼特別喜歡或不喜歡的功課，似乎各科都能掌握。但若那科老師教法新穎，對學生有特殊的輔導，我定能感受出來。而對此科格外用心。

　　當年同學都叫我“阿戰”，我們處得非常融洽。為懷念那段無憂歲月，我們至今每年都要聚會一次。多年來，只要人在國內，我從未缺過席。 每當看到當年因長得富泰又愛笑，被我取外號“媽媽臉”的大企業家，以及連我自己都想不起來，何以被我冠上“馬桶”之稱的大工程師等老同學，回想起讀書無礙且得暢快遊戲的求學生涯，快樂充實之感，實非念日勞頓難為的公僕生活所堪比擬。

　　投考大學時，我曾面臨前途抉擇，那時還沒有聯招制度，我所選的三個志願都錄取了：台大政治系、台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土木系、師範學院史地系。如何決定呢？留在台北陪侍雙親，是獨子應盡的義務，所以回台南老家就讀的心意因此打消。而政治學的智慧，應較純學術的史地更適合我活潑的個性，由是走上這條“不歸路”。

　　留學時曾在鄉村俱樂部做調酒工作

　　我隨母親遷徙流離時，父親菲薄的軍官待遇不足以維持家計，母親就邊作教員，邊飼養各種家畜，不畏勞苦，也放棄自己北平燕京大學的學歷，與曾任撫順縣立師範學校訓導主任的身分，每日起早睡晚，養一批家畜，換取貨幣與資源，不但改善我們一家的生活，更成為後來返台發展的基金。剛到台北時，母親又以她過人的眼光，把連家僅存兩小塊薄田賣了，加上辛苦賺取的儲蓄，買地造產，投身營建與金融。母親素來沒有胭脂花粉，也不捨得動用任何“老本”為自己打點。父親任內政部長時，她一樣搭公車進出，就這樣點滴積聚，創造出我家的“經濟奇蹟”。 就因母親如此刻苦，激勵我在赴國外深造時，下定決心不仰賴家中，務必自給自足。我在申請到芝加哥大學助教獎學金後空手放洋，利用假期到鄉村俱樂部做調酒工作，當辛勤所得足夠支付食宿，還積顧慮到夠買部舊車時，那種自力更生的成就感，真是快慰又驕傲。

　　在芝大念完政治碩士、博士，又在威斯康辛大學與康涅迪克大學任教多年，我娶妻、生女，還要支持太太念碩士學位。兩人草創小家庭，準備教材，與幫忙換尿布、推搖籃，累得手忙腳亂，委實沒有時間做別的事，也不曾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民主開通的好父親

　　大學時，我開始逐漸成熟，懂得收斂起玩性，埋首鑽研真知。父親點滴灌輸祖父雅堂先生家訓：公、忠、家鄉、愛國之思，以及祖父手著《台灣通史》這部保存家鄉史實的珍貴書冊，也帶給我無比的使命感。父親終其一生，不曾對任何人有過聲色之厲或背後之私，他的道德與學問修養，總是流露出深切的關懷與愛心。他從未對我有任何特殊的要求，而是尊重我的興趣發展與自由意願。他是位十分民主開通的好爸爸，樂意在颱風天親自陪我上學，再親自接我返家，更常以“誠信做人，勤懇做事”期勉我作個忠實厚道的君子。他自小植苗，到我大學時已生根發芽，全心讀書也是因父親教誨“少學問無以治世”，自感非要成為夠分量的連家傳人不可。

　　父親賜予的觀念，如今也成為我課子的主要內容，例如：任何事不可心存投機，務必腳踏實地；待人要光明磊落，務必問心無愧；不要自欺欺人，必須對得起國家民族……。父親給了我許多人生指引，他的言教與身教，塑了今日的個性。有人認為我太方正、太耿介、太執著，其實，所謂的“世家子弟”，擁有的極可能是沉重的傳承使命，與不可不成材的危機感，滋味實相當壯烈。

　　回台服務後，莫須有的罪名一直憑空籠罩，硬指我在美“同情台獨”、“協助台獨”。為了這項不實指揮，為了洗刷這不白之冤，我與妻子曾親上法庭，打過誹謗官司，要求造謠生事者拿出證據，證明我們做過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但拖了幾個月對方依然無憑證，對方當然敗訴。近年來我無故擔負了家庭內動拳腳、在美國搞叛國的黑鍋，但念及父親寬容大度的訓勉，唯有硬咽下不平之氣。回憶在美初執教鞭時，以一外邦人而需以人家的母親教政治學，緊張心情可想而知；每每通宵準備，不敢成眠，在窄小簡陋的公寓中繞室演練，妻子坐在沙發兼床的角落充當觀眾兼評審。我們戰戰兢兢，全力以赴，終於換得學生的肯定，校方的器重。直到教書第二年，才敢買一架電視機稍做休閒。剛返台大教書時也不例外，深恐所學不符本土環境，所以加緊研究台灣的教材教法。在基隆路的宿舍中，踩着吱吱作響的地板，來回踱步，從頭學習用中文講解。呼呼北風由門窗縫穿進，太太燒好的小菜一端上桌就涼了，我們常穿大衣入眠，但回歸自己國土的喜悅，足以抵銷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