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文藝復興沒有莎士比亞

老實說，這個創意來自一本書。在徐葆耕的《西方文學之旅》中，“文藝復興：醒來的狂歡與憂鬱”這一章就談到了這個話題。作者寫道：“沒有人懷疑文藝復興對西方文化發展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集中表現為一句話：沒有文藝復興運動，就沒有整個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即使是當代最時髦的後現代派，也是文藝復興這個母親的兒子。但我們還是可以問 ：假若有文藝復興而沒有莎士比亞呢？”

歷史由人民創造，但它確實需要巨人的出現。文藝復興伊始，它所面對的敵人是統治千年之久的宗教本位文化，猶如一扇沉重的鐵門，把人禁錮在矇昧無知的黑暗之中。後來有個叫但丁的人寫了一部《神曲》，是他先知先覺地將這道鐵門推開了一條縫隙，讓智性的陽光投射進來。接着，意大利人卜伽丘、法國人拉伯雷，向中世紀的神學文化展開了猛烈抨擊。如果說前者的《十日談》意味着高舉人性大旗的話，那麼後者的《巨人傳》則無疑在荒誕中加上了理性的光輝。按照徐葆耕的說法，到了拉伯雷時代，“人”已經站起來了，人已經意識到自己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人可以成為無所不能的巨人了。

但是，文藝復興到了拉伯雷時代，還缺少一種必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對於自身從現實主義立場出發的認識。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卜伽丘還是拉伯雷，在他們的作品中，“人”不是原欲的就是完全理想化的，換句話說，他們所塑造的人物是“非真實”的。至此，文藝復興運動猶如攀登一座陡山，現在只是處於一個中間過程，如果停下來，則勢必意味着滑回谷底，眼前只有一種選擇：繼續攀爬，直至頂峰。

這個時候，莎士比亞一把接過接力棒，繼續向前跑。到莎士比亞時代，他的周圍教會勢力已經大不如前了。也正是因為有前驅者的貢獻，莎士比亞可以從容地將中世紀文化中所有值得汲取的營養保存下來，並轉換成為豐富新興的資產階級文化。在莎士比亞那裡，基督文化中的奉獻精神、原罪精神、博愛精神在充分尊重個體價值的基礎上重新得到了詮釋。莎士比亞把對自己的認識和追求都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情感與理性、欲望與道德、個體與社群、自尊與謙卑，“所有關於人生的重要問題幾乎沒有不被莎士比亞探討過，以至於近三百年的所有新興哲學都能從他的作品中找到某些端倪”。

杜勃留洛勃夫在《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中是這麼評價莎士比亞的：“因此，正因為他們是某一時代人類認識最高階段的充分代表，從這一高處來觀察人們和自然的生活，把這種生活描寫給我們看，他們就能高出於文學的服務作用之上，而躋身於一群能夠促進人類徹底認識自己的活躍的力量和自然傾向的歷史活動家的隊伍。莎士比亞就是這樣的。”

讀莎士比亞，你能讀到他在初期作品裡掩飾不了的浪漫、激情、樂觀，就像《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這部影片獨有的基調；能讀到他在中期時表現出的現實、深沉、憂憤，就像《哈姆雷特》中王子的那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命題；也能讀到他在晚年時期流露出的悠遠、懷疑、虛無，就像《暴風雨》中自然表現出來的脫離現實，轉向夢幻世界的傾向。

俄國著名文學批判家赫爾芩說：“對莎士比亞來說，人的內心世界就是宇宙，他用天才而有力的畫筆描繪出了這個宇宙。”可以想象，缺少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會是多麼的軟弱無力，蒼白無望，而這正是莎士比亞的顯赫之處。

(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