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江防洪問題看“非毛化智障”——兼談三十多年來“政治不認同”對於認識塑造的優先性

老田

很多人期待決策科學性的上升，還有人期待政治民主事業將會促進決策的科學化，三十多年來的事實只能夠給人以悲觀的證據。今年，長江洪水問題上，基於對毛時代農業政策不認同的各種說法，極大地排擠了科學的底盤。而各種對於毛時代的政治不認同，往往與對民主制度的嚮往糾結在一起，這就更不能夠叫人樂觀了。順便說一句，政治認同或者不認同對認識的塑造，在毛時代叫做階級立場問題——什麼階級說什麼話。

近三十年來，基於政治認同（或者政治不認同）的決策數量不少，最為集中地體現在長江防洪問題上。在朱鎔基任上，曾經決策並執行過洞庭湖和鄱陽湖的“退田環湖”，就是基於政治不認同做出的決策，不包含任何程度和性質的科學性。今年的洪水事件中間湖北省又決策了一個牛山湖的“永久退垸環湖”，這一決策也沒有實際的科學依據，也是基於對毛時代農業政策的“政治不認同”而產生的簡單逆向操作。

一、對毛時代農業政策的政治不認同的塑造過程

對於毛時代農業政策不認同，最先是服務於分田到戶政策的需要，在胡耀邦、萬里和杜潤生等人的授意之下，由許多完全外行的馬屁精記者直接鼓吹的，把毛時代的集體農業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事業，說成是破壞環境的“毀林開荒”和“圍湖造田”，這個宣傳運動的底色很清楚：即便是實現了糧食增產目標，所付出的環境代價也過大，總而言之是得不償失的。

在胡耀邦等人發起的宣傳運動之後，很多知識精英開始了跟進，宣傳之後的學術跟進過程中間，所產生的效果更為深遠，直接上升到歷史觀層面，目的是要與毛澤東那個“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奴隸創造歷史”的“人民史觀”劃清界限。在新的歷史觀生產過程中間，中國的人口問題和人地關係緊張，得到了創新性的界定，全局性的人地緊張關係被假定為“不存在”，相關表現被視為錯誤政策或者人為的錯誤選擇。與此緊密相關，長江洪水風險問題被重新界定為圍湖造田帶來的“與洪水爭地”引發的直接後果，按照這個創新性的界定——完全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洪水風險原本是不存在的，不過是錯誤的人為措施帶來了高風險而已。官學兩界基於對毛時代農業政策不認同，倒是在長江洪水問題形成了新的共識，這個共識在朱鎔基任上體現為政府決策：在江西鄱陽湖和湖南洞庭湖地區，都強力執行過退田環湖、給洪水讓地的政策，據說這樣能夠更好地恢復生態並降低長江洪水風險。

很多人口頭上承認“實踐檢驗真理”，實際上，錯誤的政策後果出來之後，也很少有人願意接受不利的檢驗結論，特別集中地體現在那些大官和學界大腕身上。最為搞笑的政策後果檢驗，是“洞庭湖鼠災檢驗”朱鎔基的退田環湖政策——在朱鎔基的退田環湖政策之後不幾年，洞庭湖的退田區域就出現多次發生嚴重鼠災——在農民遷走之後東方田鼠成為毫無節制地膨脹的強勢種群，這個退田政策在後果上是給老鼠生存騰出了空間。鼠災檢驗政策效果的事實，至今得不到官學兩界的起碼承認，至今還有學者說鼠災的出現是農民過度捕殺蛇的結果（學者們論證說蛇是老鼠的天敵，天敵的減少是老鼠數量膨脹的唯一原因，結論依然是農民破壞生態平衡）。每到洞庭湖漲水季節，數十億只東方田鼠在洪水威脅之下集體遷徙，形成規模驚人的鼠潮。鼠災或者鼠潮的屢次出現，是對朱鎔基退田環湖政策後果的檢驗指標，相比較而言，毛時代是“人進水退”，朱鎔基的政策效果是“人退鼠進”。

網絡圖片：退田環湖之後田鼠種群惡性膨脹導致連年鼠災，這是2007年鼠災圖片

與這個創新性的界定緊密相關，防洪投入被視為可有可無的事情，相應地，整個的農業提升努力過程多被看做是破壞自然原本的狀態，損害了環境。我們就這樣看到如此詭異的人文科學現象：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急劇推進並嚴重損害環境的同時，滿中國的知識精英都說農民種田嚴重破壞了環境。結果就出現了朱鎔基拿巨額財政資金，把大批農民遷出家園，給東方田鼠騰地盤的“退田環湖”決策，今天回顧，我們只能夠感嘆：有錢才有條件任性。

最近湖北省官員決策的牛山湖破堤，除了體現對毛時代農業政策的不認同之外，更為現實和切近的考慮可能是一次政府公共關係行為——以極端決絕的姿態向民眾展示政府及官員們服務於民眾需要的形象，但是，只要深入思考，就很容易發現：這一次爆破牛山湖隔堤的行為，對於防洪需要（據說防洪效果要體現為降低梁子湖的高水位）而言，則是極端愚蠢的敗招。隔堤爆破之後確實短時間內起到了降低了梁子湖水位的效果，假如真的需要達到如此效果來防洪的話，顯然，保持牛山湖與梁子湖的隔離狀態，才是正確的選擇——這意味着必要時牛山湖可以作為梁子湖的最佳分洪區，簡單爆破已有的隔堤，只能夠在超量徑流情況下，出現整體的高水位，結果反而喪失了一個人工可控的分洪區。

不需要很深入的研究，我們來看一下，如果真的要想降低梁子湖水位，其關鍵在什麼地方？

樊口電排站網頁資料

我們看到，梁子湖流域面積3200多平方公里，在暴雨頻發的情況下，匯流迅速，水位上升很快。而外江水位高於內湖水位的情況下，只能夠依賴毛時代建設的樊口電排站提水排洪。而從梁子湖主湖區經過長港水道到達電排站，先需要經過45公里的流程，查閱電排站資料，這45公里流程中間，竟然需要2.28米的河道比降！（對比：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比降是每30公里渠道才1米的比降！）這說明什麼問題，說明梁子湖水位居高不下，長期高於警戒水位的原因在於：電排站的排洪能力不足，同時，在此之先的問題是長港水道的行洪能力過低。這兩個問題背後，實質是一樣的：防洪工程投入不足。

電排站和長港水道，共同構成梁子湖的外泄能力，兩者都是毛時代存留下來的，幾十年時間沒有提升，電排站的能力大體上還與毛時代一致，但是湖水入江通道的下泄能力不足就很嚴重了。樊口電排站的水泵，建設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體現毛時代中國工業化早期階段的最高製造實力，今天依然被宣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泵站，是否體現今日中國製造業最高實力，就無法獲知了。今天，長港水道這樣一個泥土基礎的水道在幾十年的淤積之後，行洪能力的下降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梁子湖地區衛星地圖

梁子湖的入江水道——長港水道，原本是歷史上自然存留下來的湖水入江通道，河道彎曲漫長，泄水能力不足，這個問題在毛時代就已經很嚴重了。毛時代針對長港水道能力不足，原本已經開始挖掘了更為順直的新行洪河道，這個河道只通達到梁子湖最東端的三山湖。毛澤東去世之後，這一工程就終止了，三山湖與保安湖之間只有幾百米的陸地隔斷，但是三十多年來就是挖不通，而保安湖與梁子湖主湖區也只要幾百米的隔斷，三十多年過去了，也依然沒有挖通！結果，毛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梁子湖入江水道行洪能力不足，所以依靠肩挑背扛修成了新河道，但這個新河道在三十多年之後依然是三山湖獨享的水道！

這樣一來，在今年巨量暴雨匯流的襲擊之下，整個的梁子湖不得不完全依賴又長又彎曲、行洪能力與時俱退的長港河道來排洪了，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上面那個怪異的數字：梁子湖主湖區的水位大大高於電排站前的水位！

更為可怕的是，媒體宣傳和決策程序，都選擇性地遮蔽梁子湖排洪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通過爆破牛山湖隔堤，把人們的眼光和思考集中到“退垸環湖”方面，這也許意味着政府不希望投入防洪能力建設，或者，在決策層面上，維護對毛時代的政治不認同是比增進防洪能力是更為優先的政治目標。這樣一來，官學兩界好不容易達成的共識就得到了很好的維護：洪水原本不存在，是人們過度侵奪湖區的錯誤政策所致。

二、長江洪水風險體現全局性的人地關係緊張

長江洪水風險屬於全局性的問題，而非局部操作失誤所致。

長江中下游平原面積16萬平方公里，而四十年一遇洪水線以下面積11萬平方公里，長江洪水風險由此顯得極為嚴重，其中長江洪水風險威脅最大的是湖北的荊江河段。

長江洪水風險還被兩個因素所放大，一是人口密度和財富密度的增加，二是相應的“防護投入不足”，這兩者的後果是一致的：同等洪水風險條件下的損失都會加大。

換言之，長江洪水風險中間，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整體的人地關係緊張導致無法放棄洪水風險較高的土地，這意味着風險的不可避免性；二是人口和財富密度增大導致同等洪水風險下的損失上升，這意味着風險損失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三是與風險損失相匹配的保險費投入不足（防洪工程停滯了近三十年之久）。

企圖通過所謂的“退田環湖”政策，讓地於洪水來緩解防洪風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想，這個幻想的依據是：全局性問題只需要局部措施就能夠徹底解決。與這個幻想緊密相關的是，三十年來洪水威脅之下的人口和財富密度大大提高的情況下，有效的防洪工程投入卻嚴重不足，這導致每一次長江洪水到來時，都會出現一次宣傳上“虐心運動”——集中報道各種生命財產受威脅時期所謂的“正能量現象”，以此掩蓋或者歪曲三十年來防洪所需的投入不足問題。

三、普遍性的政治不認同對於洪水風險認識的根本性歪曲

應該說，中國存在着普遍的政治不認同，從時間順序上看，精英群體中間的政治不認同，是胡耀邦等人培植出來之後，後續出現了自發的擴張；而民眾中間的不認同現象，則較為復雜，大體上與中國三十年來的階級對立程度上升呈現正相關關係——很多民眾本能地願意相信老爺們只顧自己升官發財而完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精英和民眾之間的政治不認同，催生了一個奇特的傳播學現象：凡屬說政府壞話的，都有人樂意聽，反過來，也有人樂意說。這種輿論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基於政治不認同所產生的“正反饋現象”，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蔚為大觀，已經成為最突出的輿論現象，在每一個重大事件和場合，都會成為最引人注目的輿論現象。

在晚清和民國年間，長江水患之重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共產黨執政之後，依仗戰爭期間訓練出來的民眾組織能力，把中國農村海量的剩餘勞動力組織起來，投入這一最緊迫的防洪目標，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重大成就。湖北省作為“千湖之省”，舊時期許多湖泊的存在，並不是自然條件下降雨補給的，而是由於江漢堤防單薄頻繁的潰口所致，武漢周邊的多數湖泊就是如此。1949年之前，在漢口姑嫂樹上船可以一路撐到孝感，武昌在花山上船，可以直接坐到達長江大橋附近的漢陽門，整個武漢市區都被湖區所嚴重分割，而這些湖泊主要是由江河潰口而補給形成的。在江河堤防取得了決定性進步的條件下，相當多的湖泊失去了水源補給，成了陸地，一時間出現了“人進水退”的現象，這其實就是胡耀邦等人宣傳“圍湖造田”的主要依據所在——水面減少的同時耕地增加了。

湖北省很多湖泊的消失，不是局部的“圍湖造田”行為所致，而是恰好反過來，是宏觀的江河防洪工程取得進展之後，過高的洪水威脅受到防洪工程抑制的結果。老田的老家蘄春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明清以降，縣內濱江小平原上形成了很多圩垸，這個時期的現象倒是符合胡耀邦等人所說的“圍湖造田”邏輯——每個小的圩垸都是獨立地與外部的湖區和洪水相隔離的；等到毛時代水利事業興起之後，對洪水風險的全流域治理成為首要目標，而各種局部治理方案都靠後了，這些舊時代的圩垸在1970年代的“第二期農業學大寨”過程中間，被徹底平毀，圩垸集中的三渡公社，把幾百年來“圍湖造田”形成的圩垸平毀之後，規劃修建了“五縱七橫”的道路網和渠道網；自此之後，縣城附近歷史形成的所謂“四十八圍、七十二畈”徹底消失了。也就是說，毛時代的湖面減少不是因為圍湖，而是因為減少了江河潰口所致，不僅如此，傳統上的“圍湖造田”事業，在毛時代都徹底喪失了合理性，連各種圩垸的遺跡都在消滅之列——圍垸所占用的土地是徹頭徹尾的浪費。

蘄春縣傳統“圍湖造田”的圩垸地域被平毀之後的衛星圖

從歷史和現實的依據看，胡耀邦等人宣傳毛時代“圍湖造田破壞環境”是徹頭徹尾的謠言。換句話說，毛時代防洪事業的進步，並不是因為局部利益最大化邏輯之下的“圍湖造田”，而是全流域洪水防範方面的進步，這是一種宏觀進步而不是微觀進步，而且，由於宏觀防洪事業進步的可靠性很高，微觀防洪事業的必要性急劇下降了，這就是為什麼蘄春縣把歷史上幾百年圍湖造田事業的成績，一概抹殺而毫不顧惜，因為，此後的防洪事業不再需要依賴局部防洪工程了。

在胡耀邦等人的宣傳熱潮之後，後續跟進的精英們，則屬於“逆向種族主義”宣傳的一部分：這些精英敵視防洪事業的進步和民眾生存權的改進，並以此與毛澤東進行爭論：民眾不僅不是歷史進步的力量和歷史創造者，還是破壞環境的主力軍，就算只是種種田其後果也是破壞性的。當然，精英們的逆向種族主義宣傳，也不是沒有一點學術上的依據：要是中國人口低於2.5億的適度人口數量，肯定就不會出現人地關係緊張了。

四、政治不認同對於智慧的障礙——三峽工程的防洪能力問題

在長江防洪問題上，三峽工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晚清和民國期間，長江水患特別嚴重，因此，尋求各種工程防洪措施，在政治決策中間就有很高的優先性。

1950年代，在接管了國民黨時期配合美國工程師薩凡奇設計三峽大壩的班子和資料之後，成了一個全流域規劃機構——國務院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今天稱為長江水利委員會），重新開始了三峽工程的設計和論證過程。對於薩凡奇的大壩設計，新的“長辦”沒有完全否定，而是認為其具有技術上的可行性。但由於基礎工作的粗糙，缺乏較大范圍的地質資料進行比選，顯然，薩凡奇方案並不具有技術上的合理性。

由於長江水患的嚴重性，及其在政治決策中間的優先性，因此，1950年代三峽水庫的論證過程中間，其防洪功能被提的很高。最初論證的各種大壩方案，是190-260米水位的各種高壩，防洪庫容都不低於300億立方米，甚至高於500億立方米，後來實施的175米水位大壩方案，從未出現在設計人員的視野里。2003年，臨終前的長辦老主任林一山，在接受王小強等人訪問時，依然認為從防洪角度看，應該選擇高壩方案，175米水位沒有合理性。175水位防洪庫容221億立方米，防洪庫容過小無法應付主汛期的超量洪水，防洪庫容需要時刻需要保留着，以備最緊急狀態下的應急之用。

等到1990年代，三峽工程進入決策程序之時，中國已經進入改開搞年代了，新時代最大的特點以經濟利益駕馭一切，設計單位需要從其設計的工程建設費用中按比例提取費用，來決定自身的生存狀況。此時，對於三峽工程的反對意見，處於極低的外行水平，相關反對意見的想象力均集中於“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三峽上馬就必須回答大壩的戰爭安全問題。而長委從自身的切身利益出發，迫切需要快上三峽工程以提取可觀的設計費來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為此，提出一個在謹慎論證過程中間從未出現過的145米低壩，以期獲得通過。這個情況的出現，說明，在改開搞年代，一切所謂的科學論證和規劃，在切身利益面前都沒有合理性。最後，是多事的重慶市政府向中央表達不同意見，要求恢復200米高壩方案。在最後的決策程序中間，是某位半文盲高官“拍腦袋”，把145和200米兩個方案搞了個“二一添作五”再四捨五入之後，形成的175方案，也就是說，這個水位完全是人為選擇的，沒有經過任何意義上的科學論證。

因此，在決策三峽水庫上馬方案的過程中間，既不民主也不科學。而尤為讓人惋惜的是：長委作為水利規劃機構為了短期的切身利益目標，無法堅持依專業知識得到的科學結論。老田住在武漢，與長委新建的協昌里小區為鄰，親眼看到：自從三峽工程上馬之後，常委的辦公大樓和住宅小區建築，都迅速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從這個重要的經驗事實，可以看到為什麼改開搞年代，許多機構的行為邏輯一夜之間大變，一切向錢看，個個都爭着“要為五斗米折腰”。更為可怕的是，長委這種行為模式，還是美國等民主國家中間最為活躍的利益集團的標准行為邏輯，也就是說，中國越是在政治上象美國，利益集團主導政治決策現象就會更趨於上升，違背民主和科學的決策更加得不到抑制。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改開搞就是拙劣地模仿美國的結果，當然，也如同美國那樣創造出為局部利益而行動的利益集團了。在一定程度上，改開搞年代，提出“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口號，這個口號的落實，意味着要創造新的主體和新的行為邏輯。

在三峽大壩的175米方案中間，防洪庫容嚴重不足，因此，在防洪庫容的運用方面，就採取最保守的方案：在任何時候只要有可能，都要儘先實現防洪庫容最大化，騰空防洪庫容。結果，很多民眾就看到一種極端違背常識的現象：在中下游洪水水位尚高之時，三峽水庫往往加大下泄流量，甚至常常大於入庫流量，而不是如同常識所見——儘可能把洪水存留在庫區。

近十年，長江宜昌水文站的年徑流量4300多億立方米，其中主汛期流量占據一半左右，依據荊江河道的安全下泄流量，十年一遇的超量洪水都大於500億立方米。在260米高壩方案中間，是可以實現按照常識進行調度的——把所有超量洪水都攔截下來以降低汛期下泄量，用釜底抽薪的方式來解決防洪問題。三峽大壩已經木已成舟，無法更改了，在長江上游干支流規劃的大水庫中間，存蓄汛期洪水的大水庫，例如雅礱江的兩河口水庫、金沙江的龍蟠水庫，大多數都還沒有修建。即便是這些水庫都修築完成，大約能夠降低主汛期長江徑流量的10%左右，但由於三峽水庫需要備防各大控制性水庫下游30萬平方公里的暴雨區，最大限度地保留防洪庫容備用也依然有着合理性，估計三峽防洪庫容按照最保守方案運用的設計，在短期內還不會更改。

三峽水庫防洪庫容的運用方式，及其與民眾常識之間的不一致，也合乎邏輯地成為精英們在三峽防洪問題上兜售政治不認同的重要支撐點。

五、舊有分洪區工程的運用條件問題

水庫的防洪庫容運用，是工程手段防洪的首選，由於水庫修築要受到自然地理條件的局限，不是所有的超量洪水都能夠找到可以修築水庫的條件來處理，准此，各種關於蓄滯洪區的設計，也是分擔超量洪水的技術性手段。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沙市水位已經超過了荊江分洪區的運用條件，結果大家都知道，沒有啟用荊江分洪區。這個事實提示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荊江分洪區實際上近乎作廢了，很難再按照設計要求加以運用了。

荊江分洪區作為新中國最先竣工的防洪工程，只建設了進水口和排水口，後續的防護設施沒有跟進，結果，每運用一次分洪區，就導致數十萬計的民眾離開家園，還需要在整個汛期居住在大堤上，基本的生存條件——吃喝拉撒睡——都很難解決。這意味着，運用荊江分洪區的“非經濟成本”極高，已經到了能夠不使用，就儘可能不使用的地步。如果不能夠解決民眾生活困境方面的“非經濟成本”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分洪區作為一種降低洪水風險的手段就失效了，不僅是荊江分洪區不能夠使用，任何一條河流和任何一個分洪區使用，都存在着同樣的限制。

要使用分洪區來降低長江洪水危險，要麼建設那種“無人居住”的分洪區，要麼在分洪區內部建設民眾住宅的防護工程——使得分洪區運用期間民眾的居住和生活條件不受影響。

實際上，在1974年湖北省曾經啟動過“無人分洪區”建設工程，首先是在洪湖實施，預備圍繞洪湖修築環湖大堤，然後再聯通長江，實現江湖再聯通，這樣，在汛期就可以根據需要運用閘門控制長江的超量洪水進入湖區，讓洪湖起到分洪區的作用。這個工程實施之初，先期建設了聯通長江的上下水道，水道的護堤在高度和強度上都等同長江大堤的防護標准；非常不幸的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了，這個工程隨即停工，配套的高標准洪湖環湖大堤沒有上馬，成了“半拉子”工程。今天從武漢坐車去洪湖的路上，還可以看到洪湖入江水道那高大的護堤。

此後三十多年來，長江洪水風險被重新定性為錯誤的“圍湖造田”政策所致，否認長江洪水風險是全局性的人地關係緊張所致，溝通江湖的再努力過程也就停止了。在朱鎔基任上的退田環湖決策，最大限度也只能夠增加一點點湖泊的滯洪能力，對照長江大洪水多為全流域洪水的經驗事實，此種簡單還湖產生的新增湖泊容量，基本上沒有滯納超量洪水的作用，僅僅能夠在水位上漲早期推遲一點點水位上漲的時間——例如半小時或者幾十分鍾，完全不具備“湖泊作為長江分洪區”的功能。鄱陽湖“修（水）信（江）贛（江）撫（河）饒（河）”五水，其主汛期是每年的4-6月份；洞庭湖“資（水）湘（江）沅（江）澧（水）”四水，其主汛期是6-8月；而宜昌長江幹流的主汛期則是7-9月，所謂的全流域洪水就是上游來水與下游的來水重合，朱鎔基退田環湖所產生的湖泊容量，在長江主汛期到來之前，早已經被充滿，也就是說，朱鎔基的退田環湖政策對於防洪的作用，是極其微小的，無限接近於零。

確實，沿江的大湖都具備重新溝通長江並作為分洪區的條件，但是，這並不是簡單的還湖就能夠實現的，需要如毛時代那樣認真規劃並建設護堤，配套人工的閘門加以控制，才能夠達成“以湖泊容量分蓄長江超量洪水”的目的。洪湖因為湖面集中，修築防護大堤的成本，在各個沿江大湖中間是最低的，梁子湖因為湖面不規則，修築大堤的堤線會比較長，同等滯納洪容積條件下建設成本較高。

今天，如果要重新復活荊江分洪區的作用，需要進一步投資修築民居防護工程。不僅僅在長江防洪問題上，淮河的分洪區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和困境。農民的莊稼被淹沒，這還只是一種經濟損失，可以通過合理的經濟補償來解決，但是，農民的生活條件僅僅依靠經濟補償很難解決，而是必須保障其基本生存條件穩定性，住宅防護工程是必不可少的。這當然意味着要進行移民遷建、村落集中，否則，分散的村落其防護工程投資會上升到天文數字。當然，集中居住意味着耕作距離的延長，這也需要考慮，不過在個體農業條件下，要解決這一問題，良非易事。在一定程度上，沒有農業的社會主義，分洪區建設就陷入了困境，反過來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特別有利於洪水威脅的最大化。

六、政治認同或者不認同對於認識過程的遮蔽作用

不得不說，我們極端遺憾地看到，在國民受教育年限急劇提高的今天，在網絡發達和信息獲得成本極低的今天，人們的認識依然極大程度上受制於政治認同的塑造，科學的昌明卻攻不破新的政治迷信的頑固堡壘。對於長江洪水風險相關問題的認識，非常鮮明地揭示了這一點。

在朱鎔基任上，中央財政的吸納能力有着顯著的上升，得益於1998年長江大洪水的“力爭”，政府對於長江防洪也有足夠的重視，但是，在投入的有效性方面卻遺留了太多的疑問。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今天的長江洪水，再一次提升了防洪問題的民眾關注度，還會相應地提升其在決策中間的優先性，但是，毛時代曾經是常識性的長江洪水風險認識，在受到政治不認同的塑造之後，已經不再能夠指導人們如何認識洪水風險及其防護問題了。

可以肯定的是，在官學兩界流行的關於長江洪水風險問題的“共識”，如果得不到及時消除的話，我們還將為這一問題付出更多和更為慘重的代價。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宣傳很搜集了一些正能量事跡，湖北簰洲灣的一位老農拼命去堵管涌，這個很能夠鼓舞人，宣傳效果頂呱呱；此後，每到洪水風險降臨的時候，就開始宣傳親人解放軍、宣傳高官關懷民眾疾苦，這個老田不打算提出異議，問題是：洪水是怎麼來的？要怎麼樣去合理面對？誰支付成本？光靠這一點點正能量宣傳能夠對付嗎？是不是該在百忙之中抽點時間，也說說如何抵禦洪水的正事兒呢？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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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論證以安全作為首要目標， 在國內外一堆人搞破壞的大環境下做這樣的決策並不算大的失誤， 畢竟國家集體利益至高無上的年代已經被小崗村為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賤懶饞滑精神所取代。 三峽論證還算是嚴謹的，直接參與論證的專家多達400， 參與研究取證的研究人員多達數千。 雖然這樣大的工程與國外相比不算多， 但是， 在中國工程史上還是可圈可點的。 最終方案雖然保守， 但是不能拿三峽可能發揮的最大效益做參照， 因為復辟以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人願意為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自己承擔決策風險了。 三峽工程如果被扯皮拖到今天， 光是移民安置這一項就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盪。別說無法建成200的高壩， 就是150米的低壩， 買辦門也未必讓你如願。 有良心的學者不肯接受工程上的次佳方案， 但是純粹工程上的最佳方案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很少能落實。 資本主義社會哪一項工程不是利益集團妥協的結果？ 三峽工程能發揮今天的效益是因為當時的利益集團還不夠強大， 不過是設計院鬧點小錢而已。 今天再有這樣的機會， 資本家的目標絕不會是小小不然的設計費。

作者關於國家水利整體布局的論證嚴謹而翔實， 畢竟， 即便長江上游的水全部截住， 下游遇到暴雨同樣會發生洪水， 三峽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中國歷史就是同洪水乾旱搏鬥的歷史， 三峽下游水利工程才是控制洪水的關鍵。 大家一談到都江堰就只是眼睛盯着寶瓶口， 實際上都江堰是一個綜合水利工程， 寶瓶口不過是一個代表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