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8月27日訊】前幾天，中國發射量子通訊衛星的事情引發了人們很大的關注，似乎中國在這項科技領域有了很大的突破。筆者諮詢了一位專業人士，專業人士笑着說：“這件事情的主掌人是業內公認的牛皮大王，實際就是激光通信衛星，沒什麼新的科技含量。被量子加密的只有秘鑰，幾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但因為有‘量子’兩個字，就成了世界第一了。”我又問他歐美專家們對這件事怎麼看，他說：“都憋著沒笑。”

是啊，被中共捧著的“科學家”們花著大把大把的納稅人的錢，搞不出什麼真東西，經過一些文字包裝，能騙了“領導”，能騙了百姓，卻騙不了行家，騙不了歷史。

一直以來，很多有獨立思想的人都在思考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章啟群說，“據科學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統計，現代世界上一般建國後35周年左右，就會有自己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不要說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國都是如此。中共建政至今已經66年，但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本土中國人只有屠呦呦一人。這樣來看，中國科學研究尤其是科學家的創造性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而且是深層次的問題。”

本文粗淺的探討一下中共的體制、中共的文化對中國科技創新力量的制約和破壞。

第一，從微觀層面上看，中共極端的控制欲要求一切都得受它的“領導”。

這樣一來，外行（黨委）領導內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大光明的。由於是外行掌握著經費、資源，科學家們的主要“工作”從學術研究變成了“走走路子，通通關係，包裝包裝”。中國科學界和高校的浮誇、弄虛作假、抄襲欺騙、騙取科研經費等等事件時有所聞，但是結果大多不了了之。這種行為如果出現在歐美科學界，欺騙者必身敗名裂，作案犯錯的代價高得沒有人能夠消受。但是這些現象產生於中國科學圈內部，也消化於內部。醜聞一再發生，久而久之成為潛規則，弄虛作假成為占取額外優勢的聰明做法，老實人反而吃虧。

國際科學界的評價系統，其原則是同行評價，並在程序上儘量排除與科學無關的利益干擾。最普遍的做法是學術委員會由外部專家主導，甚至全部由外部專家組成。這些功成名就並得到科學同行承認的外部專家唯一忌諱的是自己的學術聲譽不要因為評價失誤而受損，評價結果與其沒有絲毫利益相關。一旦發現有利益衝突的嫌疑，專家們自己就會退出以潔身自好。在香港的某些高校，重大學術問題由特聘的海外學者組成委員會決定，而不是自己校內的人來決定，就是為了從程序上排除利益衝突。

中國科學體制的政治化使得科學界形成中國特色的評價系統，這種評價系統是自我滿足的，卻必須屈服於凌駕在科學界之上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

第二，從宏觀層面上看，中共的文化本身就扼殺着一切創新。

中共奉行的是所謂“絕對的唯物主義”，超出它理解範圍的東西都是它否定、打擊的對象，比如說西方的神學、宗教，中國的神傳文化等等。這種狹隘的思維斬斷了人與廣袤的未知世界精神上的聯繫，人就自然缺乏能夠進行創新的原發性創造力與藝術想像力。

牛頓、愛因斯坦等為人類開創全新科學領域的科學家都崇尚神學，認為神學領域“無邊無際”。

很多有建樹的中國的科學家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哺育。

屠呦呦先生對於青蒿素的認識和發現源於中醫典籍《肘後備急方》的啟示和靈感，而且她在獲獎儀式上的演講中也多次提到中醫藥對於人類的貢獻。

1926年出生的李政道，他從西南聯大畢業之後，去美國留學跟隨名師深造，最後在科學研究中作出卓越的貢獻。而他的青少年時代曾在東吳大學附中就學，受到過傳統中國文化的嚴格訓練。他在芝加哥大學註冊研究生時，說明自己曾經研修過孔子、孟子等人的著述。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李政道說，他研讀屈原的名篇《天問》，發現這是大詩人用詩的形式寫就的宇宙學論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詩中巧妙運用了幾何學和物理學的對稱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圓的，可能是個東西、南北不一樣長的扁橢圓球體。從這裡至少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對於屈原、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是有着精深研究的。同時，還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藝術修養。

李政道等人的教育過程，基本上是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共同經歷。例如華羅庚、蘇步青、陳省身、丁文江等，他們的啟蒙教育幾乎都是讀“四書五經”，然後接受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教育。而那一輩人的所達到的科學高峰，至今還令現在的中國科學家們景仰。

第三，中共對有信仰、有可能完成學術突破科學家直接進行迫害。

文革期間中共對科學家的迫害本文就暫且不提，我們來看看中共如何迫害修煉法輪功的科學家。

1）現年七十八歲的熊輝豐老人，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宇航學會的理事，是享受國家特殊津貼的專家。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航天事業發展的初始階段，熊工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航天科學研究當中，可以說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航天事業，曾因科研工作的傑出成就獲得一九八五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一九九三年度《光華科技基金獎》二等獎，以及若干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榮，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極高的聲譽。

一九九五年底，熊輝豐開始修煉法輪功，不但身體更加健康，工作中更是開拓了思路、視角，使得科研工作更加順暢。熊工事事嚴格要求自己，工作上盡心盡力，處處做表率，全所上下提到熊工時都豎起大拇指稱讚。此外，熊老還向《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捐款，至少資助了二十二名貧困地區的孩子完成學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集團開始瘋狂迫害修真向善的法輪功學員。熊輝豐雖為高級知識分子，為航天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在這場鋪天蓋地的迫害中也未能倖免於難。熊老曾於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勞教兩年六個月。期間，研究所只發給少量的生活費，政府特殊津貼從此停發。二零一四年八月，熊老再次被抄家、綁架，後被判七年半重刑。

2）熊輝豐的老伴劉元傑女士，是八三五八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曾為中國的飛航導彈領域做出傑出貢獻，多次獲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也享有很高的聲譽。修煉法輪功後，劉女士原來嚴重的心臟病、高度近視都痊癒了。然而多年來反覆的被迫害，加之惡警不斷的恐嚇威脅，特別是二零一四年對年近八旬的熊輝豐先生的再次綁架，嚴重的傷害了劉元傑女士的身心，她的身體日漸消瘦，精神狀態越來越差，最終沒能等到熊輝豐先生回家的那一天，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含冤離世。

3）於良斌出生於一九三九年，是黑龍江省農科院綏化分院水稻研究員。一九九六年患上胃癌，就在準備動手術的前幾天，偶遇法輪大法。經過理性的全方位衡量，於良斌放棄做手術，選擇了修煉。幾個月後，奇蹟出現了，癌細胞消失了，身體完全康復，頭髮漸漸變黑。從此，於良斌和醫院、藥物永別了，為單位節省了巨額醫療費。修煉後的於良斌變得更有愛心。下雪了，人們行走不便，於良斌就默默的清掃家屬區的積雪，多年堅持着……於良斌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個高境界的好人，不為名利所動，謝絕外單位高薪聘請，留在原單位繼續奉獻。

於良斌親手開創了綏化分院的水稻科研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在寒地首創育成了耐寒、抗鹽鹼的水稻新品種——綏粳一號，並首創育成了水稻、香稻新品種——綏粳四號，填補了黑龍江省及北方稻區無香稻的空白，還育成了單品種年種植面積超過四百萬畝的綏粳三號。於良斌還研究出水稻營養育秧、拋秧栽培、水稻早育稀植超高產栽培法、“寒地水稻單本植超高產栽培法”，每公頃節約種子六十公斤，增產二千公斤，增收二千四百元。

於良斌撰寫、出版了水稻栽培三本專著：《水稻營養塊育秧、拋秧栽培》、《水稻旱育稀植超高產栽培技術》（面向黑龍江），又應農業部之約面向全國出版了《水稻旱育稀植超高產栽培技術》。原計劃還要出版一本《水稻高產、優質育種》專著，因數據都在電腦中，而電腦被綏化北林區“六一零”（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搶走，數據丟失，無法出版，造成很大損失。

於良斌一生取得多項重大科研成果，而其中最突出的貢獻，都是在修煉法輪大法後，在晚年取得的。修煉大法不僅使於良斌癌症很快康復，而且在法輪大法中生慧開智，完成了許多在別人看來很難完成的課題。修煉後，他對水稻研究更加兢兢業業，成為一名睿智的水稻專家，造福一方百姓。工作中，於良斌不顧年近七十的高齡，騎摩托車下鄉，為基層解決水稻技術難題；義務諮詢，耐心解答……

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專家，只因堅持真善忍信仰，二零零六年遭中共三年冤獄。獄中，曾遭四個惡犯輪番毒打，被逼罰站十多天，惡徒叫囂：“叫你生不如死！”他的牙齒被打掉，得了褥瘡，身體潰爛。出獄後，於良斌被扣發工資，窮困潦倒，在六一零監控、騷擾中，於二零一五年含冤去世。

4）法輪功學員孫國濤原是湖北武漢市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優秀員工，曾獨立開發SNMP自動測試工具，獲得院合理化建議二等獎。通過該工具的測試，使得二零一二年移動高端交換機測試通過率遠遠超過其它廠家，他們是99%，華為、中興只有70%。他還開發了自動化升級工具，以方便生產對倉庫的設備進行升級，以及自動化測試和運行平台（可以完全取代思博倫的iTEST，兩個專利許可費是十萬元）。有兩項成果還申請了國家專利。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當他全身心投入在定位VRRP技術難題，也是他剛進行SNMP合理化建議評審完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通知解除勞動合同，只因為他堅持真善忍信仰。

上述只是真實迫害情況的極少部分，僅在1999年，單是清華大學就有三百多名教授、教師、博士、碩士、大學生被強制休學、退學、停職、非法拘禁、關押和洗腦、判刑，或直接送入勞教所，許多人被迫流離失所。

中共的黨文化主導中國人思想後，中國的學術、文化、藝術的整體性倒退，中國社會在經濟、道德、觀念上目前出現的混亂、無序狀況，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是一個社會由於遺失文化基因的“無根文化”所滋生的種種表面現象。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從人的思維上進行，把我們的文化之根與創造之果鏈接起來。

只有在總體上摒棄這種黨文化，回覆中華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才可能有人才輩出的輝煌景象，民族復興才能夠真正實現，中國才能真正的強大。

責任編輯：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