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考古學家許宏教授的<最早的中國>》 

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了著名考古學家許宏教授的新著《最早的中國》一書。正如作者所說，“這本書首先應該是一部學術著作。說它是學術著作，是因為它是學者秉持有一說一的學術原則寫就的。但它又是一部不同於一般學術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眾而非僅為學界的學術著作。”特別是作者自己的心路里程中從對大眾考古的謝絕到意識到責任的重大而主動承擔起撰寫大眾考古著作的努力：“當越來越濃重的社會責任感被激發起來時，當我以此為契機開始全面梳理前輩和我們這個團隊的探索歷程，開始從比較文明史的宏闊視角來看二里頭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國，開始試圖發掘一件件文物背後蘊含的豐富的歷史信息時，我已經不把這本書的寫作看作是學者的一項副業，它已經成為我治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逼着我又讀了許多書，搞清了不少問題，同時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將成為我進一步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術增長點。”他認識到了“本書的成稿，可以看作是考古人努力面向公眾的一個青澀的果實。” 
這本書想要回答是：中國人是怎麼來的、作為全球文明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是什麼等等一些大的本源問題。本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應該說是專業考古學者之間的工作。那麼，面對着日益高漲的民眾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起源問題的了解熱情，專業考古學者有必要面對全體國民的這一熱情作出應有的回答。 
本書就是許宏教授努力作出這一回答的一個象徵。 
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版式設計和插圖十分精美、敘述語言簡練而流暢。由此反映了出版社和作者雙方在製作此書時所花費的功夫和心血！ 
從內容上看，本書由15章構成，即：解題——“中國”的由來、開創紀元——由“多元邦國”到“一體王朝”、全球視野——中國文明興起的世界背景、尋夢之旅——發現與研究歷程、霧裡看花——都邑的王朝歸屬之謎、地靈中原——“第一王都”的誕生背景、王都氣派——城市規劃的先端、建中立極——宮廷禮制的形成、國之大事——祭祀與戰爭、都邑社會——人口構成與層級、文明氣象——精神世界管窺、巧奪天工——官營手工業的高度、城市民生——經濟生活舉隅、海納百川——對外交流的興盛、強勢輻射——“中國”世界的雛形。每章下文字章節多少不等，最多的一章是《國之大事》，共有14節，最少的一章是《解題》，共有3節。使用了三百多張插圖（照片和地圖）。真可以說是圖文並茂的一部好書。 
許宏教授在書中努力想告訴我們的是：“我自己給這本小書的定位是：以二里頭為切入點，實說、精說和深說‘中國’誕生史”。目前為止，在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中，“中國”一詞的出現，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那篇銘文把“中國”的最早地望定位在所謂的“洛邑”，即洛陽盆地及以其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在長達2000餘年的時間裡，這塊為西周王朝所青睞的、被認為是“天下之中”而營建東都的洛陽盆地，居然先後有十餘個王朝建都於此。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因此，在許宏教授看來，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文獻典籍流傳於世。但有關早期王朝歷史的文獻摻雜傳說，且經數千年的口傳手抄和人為改篡，不能一概視為信史。歷來就有學者們就此提出種種質疑。清代以後，經過學者們的逐漸考證和研究發現，即使為學術界所公認那些最早的文獻如《尚書》，其中談論上古史的《虞夏書》、《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名篇，也大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就連保留古意最多的《商書·盤庚》也是經過周人改寫過的產物。進入戰國時代，隨着周王朝的式微，謀求重新統一的各諸侯國相互征戰，各國的君主都自詡本國為“中國”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譜系上推到傳說中的聖王，為此而偽造聖王傳說的例子也不少。20世紀初年興起的“古史辨運動”讓傳統史學徹底擺脫了儒家傳統經學框架的沉重束縛，動搖了歷代相傳的“三皇五帝”體系，在客觀上引起人們對用現代科學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國文明起源和進程的興趣，推動了中國早期歷史和金石考古學的研究。在這樣的大的學術背景下，源於西方的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應運而生。中國考古學家與其研究對象間的親緣關係，決定了他們的探索不同於西方學者對其他文明的所謂“純客觀研究”。通過考古學這一現代學問尋根問祖，重建中國上古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為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伊始就矢志追求的一個最大的學術目標。現在，經過整個學界近百年來幾代學者的努力，終於建構起了對中國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認識。早期的“中國”可以說躍然紙上。 
許宏教授在本書中處處結合考古現場的故事和歷史學的研究成果，給我們敘述了一幅考古中國和歷史中國相結合的歷史軌跡。 
王國維對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進行研究，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這一重大學術收穫給了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鼓舞，王國維先生本人當時也十分樂觀地推測：“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於《史記·殷本紀》被證明為信史，那麼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於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這一推論幾乎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為此，許宏教授指出：是文字（甲骨文）的發現與解讀才最終使晚商史成為信史。我們認為，這一環節也是確認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要素。在能夠說明夏王朝史實的直接文字材料發現之前，靠單純的考古學研究是無法最終解明夏文化、確證夏王朝的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文明的研究與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質上尚有重大差別。 
到此為止。他筆峰一轉，開始了考古學的闡述： 
二里頭早於一般認為屬於商代前期都邑的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還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後商，學者們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爭議不休。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本來是在踏查“夏墟”的過程中發現二里頭遺址的。他根據文獻記載以及1950年代當時對二里岡文化及相關文化遺存的認識，仍推測二里頭遺址“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後，這一意見在學術界關於夏商分界的熱烈討論中占居主流地位達20年之久。7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鄒衡教授獨自提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說，學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後，各類說法層出不窮，鄒衡先生的觀點又一度成為主流意見。從早於二里頭的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從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學家一般把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直到其後的二里岡文化初期，每兩者之間都有人嘗試着切上一刀，作為夏、商文化的分界。由於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可以確證考古學文化主人身份的當時的文字材料，二里頭的王朝歸屬問題仍舊是待解之謎。 
在對此有關的考古活動中，許宏教授本着“相信其宮殿區外圍應該有防禦設施”這樣的一種信念和工作思路，通過對已掌握的遺蹟線索的綜合分析和勘查發掘，最終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 
如果說殷墟達到了中國青銅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極盛，那麼二里頭則具有開啟這個新時代的里程碑的意義。我們把視野在時空兩個方面放得更遠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認識到二里頭在華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歷史意義之所在。在被中國古代文獻稱之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廣域王權國家形成之前，黃河、長江流域各區域文化獨立發展，同時又顯現出跨地域的共性。這是一個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並存且相互競爭的階段。根據最新的考古學和年代學研究成果，這一時代的下限或許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與二里頭文化相銜接。這個時代，有人稱為“邦國時代”、“古國時代”、“萬邦時期”等等，指的都是“小國寡民”式的社會組織共存的時代。這一邦國時代，與王國時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後來的帝國時代（秦漢以至明清），構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的三個大的階段。從“多元”的邦國到“一體”的王國的轉變就發生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國乃至東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核心文化——王國文化的出現，就此改變了東亞大陸的文化格局。二里頭文化高度發達的文化內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範圍、跨地域的文化吸收與輻射，使其當之無愧地成為這一時代的標誌性文化。 
作為考古學家的樂觀也就到此為止了。因為，許宏教授清楚地明白並且主張：目前的考古學與歷史文獻學研究的進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跡為核心內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終確立。 
這應該說主要是針對廣大的考古愛好者而來的當頭一棒，特別是那些相信夏朝存在的知識界和社會上的考古粉絲們，更是難以接受的一個現實。 
作為世界幾大原生文明發祥地之一的東亞大陸，只是到了二里頭時代，才真正擁有了可以與其他文明古國相提並論的文明實體。從考古發現看，二里頭都邑所顯現的許多制度，都可以說是開中國古代王朝文明之先河。這一文明模式往往被概括為“禮樂文明”。古代中國祭政一體，其規範就是“禮”。“禮”字本來寫作“禮”，表示用“醴（酒）”來舉行儀式。禮是各個族團以血緣秩序為基礎，為了保護自身權益而整合出的社會規範。禮與貴族的社會生活相關聯，用禮來建立並維繫貴族社會的秩序。從考古學上探討禮制的起源，主要是從與禮儀相關的宮室建築和禮儀用器兩方面入手。中國古代的宮室，由王侯貴族等進行日常生活的居室、從事政務和禮儀的宮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廟三部分組成。這時的宗廟不僅是祭祀祖先的場所，而且也應當是舉行各種重大禮儀活動的場所。可以說，二里頭都邑大型宮室建築具有至高無上的國家政權的象徵意義，是君王召集下屬從事各種政務、舉行各種宮廷禮儀的“朝廷”之所在。許宏教授勾畫出一幅早期的“中國”時代和原始禮制的出現息息相關的歷史畫卷。 
信息量太多而使得閱讀起來並不那麼容易，但是作者流暢的文筆增加了此書的可讀性。真正實現了作者的“希望它能讓公眾，尤其是文化人願意看，讀得進去，讀得不累，甚至讀得暢快”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