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國學史研究中的“宮崎劃分說” 

宮崎市定1901年8月20日出生於長縣下水內郡秋津村，父親是當地一所小學的教師。1919年，他考入松本高中。1922年，他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成為內藤湖南、桑原朧i、狩野直喜的學生。1926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1931年，他從大學院畢業後，先後在京都第六高中、第三高中工作。1936年2月開始，他到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留學。1938年8月回國，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副教授。1942年，他以論文《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44年5月，他晉升為教授。1960年，他受聘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1950年，他成為文學部長。1958年，他獲得日本學士院獎。1965年，他從京都大學退休。1978年，他獲得法蘭西學士院獎。1989年，他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功勞者勳章。1995年5月24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東洋に於ける素樸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會》、《科舉》、《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アジヤ史概說續編》、《東洋の近世》、《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舉前史》、《隋煬帝》等。有二十五卷本的《宮崎市定全集》出版。 

宮崎市定是日本乃至於國際漢學界久負盛名的宋史專家，也是戰後日本“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宮崎市定繼承並發展了內藤湖南的唐宋歷史觀。他曾聲稱:“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內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說為基礎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內藤氏的這一學說為基礎而展開的。內藤湖主張貴族勢力進入宋代以後趨於沒落和崩潰，代之以君主獨裁下的庶民實力的上升，貨幣經濟大為發展而取代了以往的實物交換。文化方面也從訓詁之學而進入自由思考的時代。他在1965年10月發表的《內藤湖南と支那學》一文中讚嘆地說:“湖南留給後代的最大的影響是關於中國史的時代區分論”。 

從宮崎市定開始，他對京都學派早期的幾位學者把他們劃分為東洋史學者和支那史學者兩大派。在《京都のシナ學と內藤湖南博士》一文中，他正式提出此說：“京都大學在1906年設立文學部的初期，在那裡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們中，表現出兩個相異的傾向。一種是把中國史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的態度，另一種是把中國史作為支那學的組成部分來看待的態度。前者以為，世界史首先劃分為東洋史和西洋史，而中國史作為東洋史的中心。因此之故把從這一角度來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稱為東洋史學者。其代表人物有桑原騭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後者主張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共同組成了支那學，這三者從來都不可分離的，只是從不同側面對中國文化進行的具體研究，因此上不可能出現脫離中國文學、中國哲學研究而獨立出現中國史研究。這一派觀點被稱為支那學。屬於這一派的學者有內藤湖南、富岡謙藏、岡崎文夫等人。” 

我將宮崎此說稱之為研究早期京都學派漢學史上出現的“宮崎劃分說”。 

而一個讓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就是：實際上，“宮崎劃分說”在日本學術界並沒有產生多大地影響。相反，卻成了某些中國學者研究京都學派早期歷史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比如說，在韓升、何培齊等先生的論文中就表現出對“宮崎劃分說”的積極的支持態度，他們也開始使用“宮崎劃分說”來研究桑原史學、內藤史學。 

本文作者特別表明自己的立場：我不認為在早期京都大學漢學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宮崎劃分說”所陳述的那種狀況。理由如下： 

第一，桑原騭藏雖然一直主張要科學的研究歷史。他首先將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兩博士視之為學術珍寶的包括乾嘉考證學派在內的中國歷史和學者們的觀點及其考證方法一概視為是不可信，他的名言就是“中國人の學者は頭が惡い”、“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東洋史であって，シノ學とは違うものだ”等等。儘管如此，他還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三大創始人之一，雖然他研究的專業主要是中西交通史、中西民俗比較史——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東洋史。仔細體會桑原所謂“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東洋史であって，シノ學とは違うものだ”（即，“我自己從事的是東洋史研究，和支那學沒有任何關係”）此話的含義：他無非是把支那學理解為傳統的儒學而已。而他所謂的東洋史，他才認為新興的一門學科。 

第二，筆者不認為桑原史學屬於東京帝國大學系統的所謂“東京學派”！持“東京學派”說的有韓升、何培齊等人。他們沿襲宮崎市定的劃分，也用“東洋史”和“支那史”的區別來劃分桑原史學和內藤史學的區別。他們大概忘記了“東洋史”是以“支那史”為核心的這一範疇規定，也完全無視桑原本人對東京學派的批判。可以說，他和東京學派的領袖白鳥庫吉之間沒有任何學脈的、師承的、學術風格的關係！他們之間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他甚至對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東京學派更多的也是挪揄和嘲諷，一如他對內藤湖南和羅振玉、王國維！ 

第三，在本文作者通過對內藤史學和桑原史學的研究，我曾經做過如下比喻來說明他們的異同，即：我把東洋史研究比作一個造紙作坊，內藤·狩野二人看中的是製作工藝流程在造紙技術上的重要性，只要這一點把握精準了，造出的紙張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所造紙張的化學成分。而桑原則看重的卻是所造紙張的化學成分，只要這一點符合規定數據了，造出的紙張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製作工藝流程。我的這一比喻合適不合適，也只有那個造紙作坊老闆桑原久兵衛才能作出評判了。從學理上說，儘管桑原騭藏生前一直否認自己是一名支那學家，他一貫主張他自己研究的是東洋史，而不是支那學或者漢學、中國學。但是，那只是他個人研究方向和內藤湖南的研究方向表現出的差異。即，雖然“雙方都是實證的學風”，而在具體的史學研究方法上，桑原考證學和內藤·狩野考證學的異同之間表現出操作方法上的差異。 

第四，我認為尤其不能從他們各自的出身校的不同來劃分。比如說同屬畢業於東京大學的小川琢治，他就和桑原騭藏的史學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宮崎市定大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對小川琢治屬於他所謂的“支那學”還是“東洋史學”進行劃分。小川琢治把《山海經》看成是歷史地理學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裡面的古代神話記載得到了印證，就有理由相信這些史料作為歷史地理學文獻的可行性。而桑原騭藏把《山海經》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對那裡記載的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和位置是極端表示懷疑和不信任的。精通世界史而同時擅長支那學的小川史學的存在，讓“宮崎劃分說”破產。 

第五，矢野仁一是和美國費正清進行同樣的創建中國研究這一新興學科的日本歷史學家。筆者主張，在二十世紀，中國研究這門學科是美國的費正清和日本的矢野仁一共同創建的。矢野史學也根本不是什麼“把中國史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的態度”，而且他和內藤史學、羽田史學在操作方法上也表現出很大的區別，生硬地把他們劃歸在一起是不合適的。 

第六，富岡謙藏本人英年早逝，他的操作方法也不能完全劃歸在“支那學”領域。 

可見“宮崎劃分說”因為缺乏統一的標準，自己首先就不能安排好各個早期學者的身份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