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45）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上有“人民民主專政”這樣的說法。如果改成“人民專政”，就顯得通順了，不再羅嗦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經常怒吼，要對自己的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乃是人民中的人民，是特種人民，是神聖化了的人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簡潔而有力的說法，但這樣的說法不符合憲法。連毛澤東後期的思想，也乾脆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

人們憤怒的時候，錯誤的說法會自動更正過來。惟有正確的說法才有力量，才能夠震懾敵人。或許，一切真理都有憤怒的意味。《聖經》裡的上帝，動輒勃然大怒。

“今天真熱”，我們經常這樣抱怨，似乎氣溫應該為我們的難受負責。但我們難受，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產生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產生的熱不能及時地散發，是我們自己產生的熱讓我們難受。

一塊石頭在烈火中被燒成了石灰，它也是一聲不吭，這倒不是因為它沒有嘴，因此有痛苦也不會叫喊，而是因為它根本上就不痛苦，因為它的身體不產生熱。

人們痛苦的時候總是去抱怨外界的各種事物。

漢語說“一萬”，英語將之讀成“十千”；漢語說“十萬”，英語說“百千”。總之，漢語重視的是“萬”，英語重視的是“千”。這或許是因為：中國幅員廣大，英國則是由三個島嶼組成。“萬水千山”是漢語成語，如果英語裡搞出相對應的成語，那只能是“千水百山”；中國古人把皇帝稱作“萬歲”，如果英國人願意給他們的君主取類似的稱呼，那只能是“千歲”。中國有萬里長江、萬里長城，麻將牌里有“萬”的一類。

國土面積的大小，從許多方面影響一個民族的文化。

“姑娘”是漢語對未婚女子的稱呼，但這個稱呼實質上是歧視性的。姑娘的字面含義是：在娘家是自己兄弟的孩子的姑姑，在婆家是自己孩子的娘（母親）。這是從身份給一個人命名，就像人們喊“賣水果的”、“理髮的”一樣。

中國文化歧視女性，還表現在今天的人們不能恰當地稱呼那些有學識的女性，而只能不倫不類地稱之為“先生”——先生在中國歷史上是長期地專屬於男性的尊稱。

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有“省軍級”、“縣團級”的系列名詞。軍和團指的都是軍事單位；如今，取代它們的是“省部級”、“縣處級”。

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現實的變遷導致語言上的變遷。

今天，中國的官場有這樣的時髦：張三局長被人喊做張局，李四處長被人喊做李處。為什麼是這樣？

我猜想，張局一類的叫法是這樣出現的：一個口吃的下屬本來想喊張局長，但是，說出的是“張局、局、局、局、局”，老半天也說不出“長”字來，這樣的情況發生幾次之後，張局長告訴這口吃的人：“以後你直接喊我張局就行了。”不曾想，其他人覺得這樣的稱呼新鮮而簡短，也就跟着喊起了張局。再後來，人們把這一稱呼推而廣之。

發明有可能是一個人的缺陷引起的。

有的文科學者說：理科追求的是真理，文科追求的是道理。

這無非是因為：理科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文科到現在還遠遠沒有。

如果已經取得了輝煌成就的是文科，那就該由理科學者去說一些類似的話了。

文字是用來記錄語言的。一種語言越是簡潔，與之對應的文字就越是繁難；一種語言越是繁難，與之對應的文字就越是簡潔。漢語漢字屬於前者，英語英文屬於後者。大自然似乎不把所有的好處都給一個民族。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漢字是表意文字。但所謂表意的漢字，相當大的一部分更是寄託了種種價值觀。著名的武和信，自不必說，孝字指的是兒子輩把父母頂在頭上。

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說，漢族先民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為了讓自己的後代能夠單從文字就看出自己的價值觀，才創造出了非拼音的漢字體系。漢字也是華夏民族的一種道德教化的工具。

漢語把人們的隨意交談叫作聊。聊字的偏偏是耳朵。我們與人閒談的時候，要多用耳朵，也就是多聽對方說。

這是中國古人的生存智慧。我們越是聽對方多說，我們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多，對方也越是能感覺到我們對他的尊敬；我們自己說的越多，我們留給他人的把柄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