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愛國者為何易被抹黑

昨晚朋友發來一篇微信文章，題名是《他是第一位把西方社會介紹到中國的官員，最懂西方，卻被罵成賣國賊》，寫的是湖南湘陰人郭嵩燾。文章不僅讚譽他促成曾國藩創辦湘軍，發掘保舉左宗棠，又幫李鴻章創建淮軍，自己一路由普通小吏升任巡撫、鹽運使、侍郎高位，清朝以二品頂戴待之，而且更加讚美他第一次向國人談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伊比鳩魯，也第一次論及社會學家孔德、數學家萊布尼次。在漢語世界裡，他最早提到莎士比亞，提到亞當·斯密與約翰·穆勒等西方傑出人物。稱他是第一個全面介紹西方社會政治體制、人文歷史概況的中國人。

我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了這篇文章，並附上了幾句話：“這是中國人的真豪傑，可敬可佩。但在他之前還有徐繼畲，1848年出版了《瀛環志略》。這本書較早地突破了我們歷代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將中國定位於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特別是美國的社會價值觀念，介紹了當時世界的民主政體，宣揚了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

我所以要提到徐繼畲，有兩方面的緣故。一方面因為他較早地介紹了西方文化。徐繼畲以及這本書對中國吸收西方文化的作用不小，可以說是開啟了介紹引進西方文化的大門。特別是《瀛環志略》對郭嵩燾的影響也很大。郭嵩燾最初讀《瀛環志略》時，他還沒去過英國，對徐先生述英法諸國之強，以為過，後出使英國，才嘆曰：“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於他最後也和郭嵩燾一樣，受到了無端的指責，甚至是袒護“賣國賊”的指控。

徐繼畲被抹黑，是他在福建與林則徐等人的之爭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徐繼畲任福建巡撫。當時，正值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乞假，徐繼畲便兼任閩浙總督。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處理神光寺事件上，徐繼畲與林則徐等人意見不合，被多次上書彈劾，終在咸豐元年（1851年）被革職。

其實，在捍衛國家疆土及其大清朝的主權上，徐繼畲不比林則徐等人差。他在任福建汀漳龍道期間，著有《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只不過考慮到當時的情況，他主張既要禁止鴉片貿易，又使殖民主義者找不到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所以，他提出的懲治之法是“先貴而後踐，先富而後貧，先內而後外，先豪猾而後良弱”。

今天回頭看，在當時大清政府十分虛弱，無力抵抗大英帝國侵略的情況下，比起林則徐等人的激進主張，這種意見更加對中國有利。

儘管他的意見不被重視，為保衛民族利益，徐繼畲在行動上堅決抵抗英國的侵華戰爭。當英國軍艦駛入穿山洋，閩邊騷動時，徐繼畲調晉江漳龍道。當廈門告急時，徐繼畲沉着備戰，親自調集民兵，採集大木排，樁塞鎮門各港口，指揮軍民共同扼險固守。當英軍強占廈門後，他督兵勇晝夜防守與廈門一水相望的漳州，曾與城門共存亡。徐繼畲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陳忠愍公（隋朝的陳啟泰）祠內，吾盡節處也。”表現了赤誠的愛國之心。

道光三十年（1850），英軍妄圖挖掘台灣基隆附近煤炭，並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繼畲“備文照復，正言拒止”，並密行台灣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地士，公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禁碑現存台北市公園博物館大樓前右對面，是徐繼畲保護國家資源的有力證據。

同年六月，福州發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於英國駐福州領事館代理領事金執爾代一名英國籍傳教士和一名英籍醫生，要求在福州城內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縣縣令興廉蓋印批准。徐繼畲得知此事後，立即對興廉嚴行申斥，並飭令其設法勸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執爾以此事需待英國香港總督文翰批覆處理為詞予以拖延。數日後，福州便出現了紳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國人看到公啟後，要求徐繼畲保護。徐繼畲將計就計，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發生外交上的衝突，又能設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為此，他一方面設法勸阻百姓不找英人就醫，另一方面阻止為英人修復已破舊漏雨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兩個英國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養病在籍的原雲貴總督林則徐卻來路徑，反對徐繼畲的做法，合同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以及福州紳士們的意見，強勢上書彈劾徐繼畲。

顯然，作為一位敢於抵抗英國侵略、保衛中國主權的愛國者，徐繼畲的真心遠遠超出了自己的一切功名利祿。雖然當時的咸豐皇帝知道他的忠心，明白他為人樸實，但因言官彈劾勢重，他還是不得不被解除福建巡撫之職。此後，他雖又重出江湖，但勢態已不再，只好寫詩弄文，從事學術研究。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1873年3月30日，在家中去世。

當然，這篇文章介紹郭嵩燾的遭遇更慘，最終他被斥責為賣國賊，舉國上下人人喊打。在他返回湖南時，不僅長沙街頭滿是“勾通洋人、裡通外國”的粗暴標語，湖南的官員們對這位二品大員不光是招待不周，人人對之不屑一顧，避之唯恐不及，而且他的老家人也一樣地橫眉冷對他。他就是在這樣一片“賣國賊”的罵聲之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想而知，這種拳拳之心，該是多麼地孤寂落寞！

這樣的置自己的仕途於不顧的真心愛國之人，為什麼會容易遭受抹黑而蒙冤呢？

表面上看，固然有權勢、有專制的作用，但這背後卻是官場的政治心理的不成熟，不知道自己是老幾。大多數的清朝官員們都看不清自己是老幾，也就看不清自己大清朝所處的客觀狀態，不能理性的把握自己的應該不應該。所以，會對那些能看到自己問題，主張吸取先進思想及管理觀念的人，不感冒，天然地排斥。例如，在1840年代，大清政府以為自己還是老大，因為官員們都自以為是維護老大，不了解近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歷史等等的發展。當徐繼畲1848年在《瀛寰志略》一書中清晰地告訴國人，在大清帝國之外，地球上另有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嶄新世界，一個富強民主的近代世界的時候，我們的大多數前輩肯定是不服氣的，“洋人算老幾啊！”所以，不用怎麼心思，一般人就能想象到徐繼畲周圍的大多數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特別是書中對美國歷史的介紹：華盛頓“謝兵柄，欲歸田，眾不肯舍，堅推立國主”，“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之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哎，你吹捧夷人首哉，這不很明顯地是在漲別人的氣概，滅我大中國的威風啊！所以，當遇到和英國人碰撞時，你肯定袒護他們，犧牲我大清國的利益，損我大中國的威嚴啊！就這種官場心理的邏輯看，你怨不得皇帝，皇帝要是不革職你徐繼畲，他咋跟眾大臣們交代啊！不信的話，可以看看這次的樂天事件。以至於今天，我們中間如若有誰要能說出來“美國也不就叢林規則嗎！”的這句話，還被許多兄弟們擁護他自己經過了多少年的深邃冥思苦想，而發現的偉大宇宙真理呢！可見，我們的前輩林則徐等人並不是故意的要抹黑徐繼畲。

到了1870年代，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和西方的接觸多了，但是還都在淺層表面，這些大清官員以及士大夫階層主流的觀念里，西方國家就是蠻夷之邦、羅剎之國。所以，當郭嵩燾再次要掀起學習吸取西方文化時，當他把在英國的感受及研究整理為《使西紀程》寄往總理衙門，公開刊行後，這種愛國的心血卻成為他賣國的罪證。

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幾的個體，不僅會被別人忽悠，而且會自告奮勇地忽悠別人。然後，一個個個體之間就會互動成一種自己意識不到、但又決定着他們的必然性：誰都不認為自己有問題，如果說別人怎麼好，就是貶低我大清國，就是污衊我們，看不起我們，就是賣國賊。

從義和團運動到今天的抵制樂天事件，其社會心理基本上都是踩着這條線左右來回晃悠的。它的危險性不是砸碎了什麼商品，破壞了什麼商家店鋪，造成了什麼經濟損失，而是在於至今當事者們根本意識不到這條線的危險性。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就批評那些官員及士大夫們，就是傻乎乎地夜郎自大愚昧無知的守舊，或者就是歸因於政府在後面不合適的主導做法。其實，當時的清政府本身也沒過多的設計干預什麼，而且老大咸豐皇帝也力保過徐繼畲，認為他為人樸實，但因言官彈劾勢重，還是不得不革去其職。郭嵩燾也受到過李鴻章的保舉，受到大清皇帝的稱讚，但終究敵不過當時的那種官場氛圍。因為反對他們的那些官員也是真心為大清國着想的，只是他們作為扮演政府官員的角色上，其政治心理是沒有弄清楚政治是什麼，政治圍繞的利益核心到底是誰的。

這種不成熟的氛圍是由兩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是由傳統的家國觀念帶來的。我們分不清你我他、以及與由此構成的那個群體的一致性與差別性，以為就只有一致性：如你要說別人好就是貶斥我們，這就是美化敵人，背棄祖宗，禍害中國，簡直就是居心不良的大毒草。所以，我們經常聽到的國人疾呼，過去式：“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現在式：“凡親美者，都屬美國走狗”，“凡說美國比中國好，讚賞美國的人，都是數典忘祖，都是賣國賊”。

感受常常聽命於情緒，感性總是閹割着理性，感情經常蓋過聰敏。至於什麼邏輯的推導，科學的思維，個體的必然性，信仰的絕對性，等等，都是瞎掰，說給狗聽、狗都不願意聽的。你們別拿美國的自由平等民主忽悠我們啦，“哪有什麼絕對的自由，自由都是相對的，3x8還可以23呢！”糊塗，難得糊塗，不僅排斥了科學的真理性的追求，而且拒斥了心靈的真誠性的相信。對真愛國還是賣國賊的客觀判斷，在混然的社會無意識結構里，必然讓位於聽好話說美嗑的主觀嗜好。

另一方面是在於等級的功利觀念帶來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模式，讓我們追逐的只能是大一級壓死人，甚至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生死對抗，看不到整體的效應大於部分之和，更不用說吸納融合的發展理念了。我們的“為我所用”不是把別人當成自己的獲利手段，就是把別人玩死的互斗。例如，當時國內的情憤派支持郭嵩燾的副手劉錫鴻和他內鬥。駐大英帝國的使館裡天天充斥着檢舉、監視、仇視、鬥爭，劉錫鴻每每列出“罪狀”，都發回國內。同樣，徐繼畬受到林則徐的指責，雖未明確地說成“賣國”，但林則徐仍然發動朝內福建籍官員給咸豐皇帝上奏，彈劾徐以及他所庇護的下屬。其實，從事件本身來看，起因就是一個小小的租賃福州城內神光寺的尋常事兒。徐繼畬認為外人租賃房屋小事一樁，無須大動干戈，而林則徐卻相反，先要求驅逐，又以生童告白大造輿論。甚至勸紳士捐資雇募水勇，以動武威逼。林則徐投信京中鼓動群僚奉寄諭三次，參徐繼畬撫諭無方，再參徐繼畬袒護屬員，直至參徐繼畬包庇漢奸。

最終，徐繼畬以及郭嵩燾沒能斗過情憤派，因為他們斗過那個時代。

還好，一百多年過去了，願意睜眼看世界、並且看得清楚的中國人，隨着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徐繼畲、郭嵩燾的努力沒白費。特別是《瀛寰志略》對中國的戊戌維新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康有為曾說，“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梁啓超說：“在滬始見《瀛寰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國——當時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寫這篇文章前，看到了“遠方的孤獨”的新留言，對其中提到了“中國人喜歡被自己的皇帝和精英帶領着，被white man帶領就不行，但是日本和南韓，我想其實也包括北韓，還有我現在經常去的東南亞，對被white man的帶領的需求是很真實的”這一問題，我覺得值得深思。至少，日本的明治維新就被接受了，而中國的戊戌維新為什麼就不行呢？這同真正愛國者為何容易遭到抹黑的社會心理是不是相關的呢？           

現在回想起來，林則徐等人的情憤派，無疑地也是愛國，但比較起來，徐繼畲、郭嵩燾等這樣人，更是愛國，因為他們寧肯失棄、捨去、放棄自己應該得到的一切而蒙受大冤，也絲毫不動搖。這樣的愛國，才是真正愛我們中國的，因為他們的愛，既擺脫了情緒，也擺脫了傳統的限制；既超越了己見，也超越了功利。儘管他們的現世不怎麼風光，甚至被黑，但歷史所以能是面鏡子，不僅因他長着自己的眼睛，而且因他的眼睛長在後人的心裡，後人會越來越記起他們。真可謂，“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附《他是第一位把西方社會介紹到中國的官員，最懂西方，卻被罵成賣國賊》網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5ODk2MQ==&mid=2676909056&idx=2&sn=63c6cf85648c5b404dd5b0113e057379&chksm=bcff9d5e8b88144859cf5c5dba08ff9cbe5ae89e6c382adfdc76e9ca51de32d5782f6e58f0b1&mpshare=1&scene=5&srcid=0319QQ8kjUo0hCPhtkpXR5eH#rd

魏中軍

201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