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24）

唐代白行簡傳奇《三夢記》載：劉幽求回家探親，在離家十多里的路上，有一座寺院，劉幽求聽到了歡笑取樂的聲音，從低矮的院牆能看見裡面的情形：十幾人當中有他的妻子，劉幽求想進寺院，但門緊緊關閉着，於是就往裡扔瓦片，轉眼之間鴉雀無聲，劉幽求翻牆進去，大殿裡空無一人，於是馳馬回家，到家時，妻子正在熟睡，妻子醒來笑着說：剛才在夢中與一些陌生人在寺院裡吃喝，突然有人朝我們扔瓦片，亂得一塌糊塗，結果就醒來了。

現實世界不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它是想像的產物。但想像總是源於某一需要。一個男人戴上綠帽子，是一件悲哀的事，把悲哀的事夢幻化，是擺脫悲哀的一種方法。擺脫悲哀的需要推動了想像力。

想像沒有海闊天空的自由，各種各樣的內在需要牢牢支配着我們的想像力。

造物主賦予人類的東西不少：記憶力、計算能力、直覺能力、解釋能力、想像力。

人依靠想像力創造了計算機，計算機的記憶力和計算能力卻在我們人類之上。

我們已經有了計算機，但還沒有“想像機”。到底需要多大的想像力才能創造出“想像機”，我無法想像。

人類是天生的“想像機”，是造物主創造的想像機。

人文學者不時抱怨：有深度的思想在今天的大眾眼裡只是可笑的東西。

如果達爾文還活着，他用不着擔心《物種起源》會遭到大眾的輕薄。沒有人認為達爾文的思想缺乏深度。“有深度的思想”是稀罕之物，它可能給我們招來忌恨和災難，但不會招來譏笑。

經常有批評家鼓吹：作家應該成為思想家。有的官員作家主張：作家應該學者化。

但沒有人主張：思想家應該成為作家，學者應該作家化。

只有作家這個職業才被壓上一些額外的負擔。

有天賦的詩人把平凡的現實生活點化成文學；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學者們，把天才洋溢的文學傑作還原成平凡的現實生活。

“中國文學史”一類的書，介紹詩人生平的時候，會指出此公曾擔任過什麼什麼官職。今天有的學術著作，“作者簡介”部分標明作者的職銜達到數十個。有的寫上“專職全國政協委員”字樣。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蘇東坡快嘴快舌說出這樣的話，能不一輩子倒霉？好在蘇東坡對這些災難泰然處之，因為他清楚，這對於他算不上不公平。

我們用一根麻繩能把一個人五花大綁，但要想捆綁泥鰍一樣滑溜的神仙，就必須用“捆仙繩”。

藝術作品中的玄妙意味也像泥鰍一樣滑溜，我們需要另一種“捆仙繩”——科學原理。

中國是“詩的國度”，或許，古詩可以分為三類：唐以前的詩、唐詩、被盜竊的唐詩。

宋人的詩詞裡，到處是被剽竊來的唐詩名句。這與其怪宋人手腳不乾淨，不如怪唐詩太引人矚目。

剽竊唐詩體現的是宋人非凡的鑑賞力。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人們容易認同此名言。但我們是在充足理由的基礎上決定去愛或者恨一樣東西嗎？

實際上，我們是在愛或者恨一樣東西之後，才去為自己的愛或者恨找來各種理由。愛或者恨不需要理由。同一件東西，可以使得我們一會兒喜愛，一會兒厭惡。

“大學生辯論賽”通過抓鬮的形式讓每一方得到相互對立的兩個題目中的一個，我們對一樣東西的喜愛或者厭惡，似乎是取決於抓鬮的結果，“辯論賽”的實質，是多快好省地為這種來歷可疑的喜愛或者厭惡找到理由。

研究文學傑作可以讓我們意識到：無緣無故的愛或者恨不僅存在，而且數量眾多，擁擠地潛伏在我們的心中。人心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的愛和恨組成的超級共和國，起碼也是這無數的愛和恨的跑馬場。一件文學傑作，只是其中的一種愛或者恨為自己羅列出一些理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