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教授（Herbert A. Simon）於2001年2月9日逝世，享年84歲，這是研究學界的一大損失。在他的追悼會上，保羅·薩繆爾遜說，西蒙是他所遇到過的人當中最為睿智者，這肯定不是應景的諛詞；經濟教科書上常稱西蒙是經濟學家之中的經濟學家，亦非溢美的褒獎。然而國內新聞傳媒對他的逝世卻鮮有報道，重視程度尚不及一個三流明星。他的影響之深遠，尤其在闡述人類做選擇的動機、限度、過程、和評價方面的里程碑貢獻，依筆者愚見，確實是出乎其類而拔乎其粹的。

　　西蒙的廣博可從他的研究範圍得到佐證，從心理學、經濟學、政治行政學到生物學，統計計量學、管理學、運籌學、及至物理學、力學和計算機科學，他無不建樹宏富。僅從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網頁上所列發表的研究成果就有千種之多，至於他研究的精深亦可從所獲得的獎項略見一斑，除了諾貝爾經濟獎（1978 年）外，他又獲得過計算機界的最高獎——圖林獎（1975），管理科學的最高獎——馮·紐曼獎（1988），美國政治學的最高獎——麥迪森獎（1983），以及難以勝數的其他獎項。眾多的領域凡他研究涉及到的，皆能臻於極境。這種智慧，這類點石成金的功力, 即使不說“絕後”，至少可在“空前”之疇。

　　在諸多社會學科中，經濟學勉強能擠入科學之亞流，這只是個例外。以方法論，經濟學沿用並融合自然科學及數學的成果，稱得上嚴謹；然而就對象論，經濟學所不得不面對其所處理的對象——人的行為的變異性，而使物理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每有捉襟見肘的缺憾。大哲學家伯那德·羅素曾聲稱經濟學太容易，他不屑於去深究；大物理學家馬克·普郎克卻承認，經濟學太艱難，故不敢去涉獵。兩位賢哲大概都不會諱言經濟學的晦澀罷。

　　西蒙早期的訓練是行政管理。對公共決策過程的切近觀察，使他感悟到人群和個人行為的獨特邏輯和外在的物理環境是大大不同的，這也許能幫助解釋，為什麼西蒙對經濟學的研究打一開始就不入主流的原因。從40年代末起，西蒙着重研究人類知性行為的因果秩序，這部分成果後來匯總於他在1957 年出版的“人、社會和理性模式”一書， 連同他用生物實驗方法所揭示出來的，人和小白鼠一樣，他們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西蒙令人信服地證明，與純邏輯推導的結果相異的是，人類的自利追求並非無止境的全局最大化（global rationality），而是止於適度的滿足，這種“有限度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詮釋，對經濟學的“理性人”基本公理假設構成了嚴重的挑戰。西蒙對統計和計量學科的理論研究導致他倡導非對稱分布函數（俗稱Zipf分布）來替代費雪的正態分布，這也說明了西蒙相信人類的行為傾向性強烈，他們所追求所嚮往的和所迴避所畏懼的原本就是非常的不對稱。比起正態分布所暗示的“過猶不及”，把過分的盈利和過度的虧損都處理為風險，是人們共所趨避的假設，似乎更要切合實際一些。

　　西蒙戲稱他幸好沒有淪為全職的經濟學家。事實上，他那廣泛的興趣和深厚的人文關切，也不允許他僅僅停留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上，而西蒙浩瀚的智慧又使他得以遊刃有餘，去開拓多種領域。

　　當之無愧的，西蒙是人工智能和數學定理計算機證明的奠基者之一。他和阿倫·紐偉爾合作的一系列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我們對人腦和電腦的關係的理解。紐偉爾原是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博士班學生，但讀了沒多久，學院裡所有的教授反而都會趕去聆聽紐偉爾的報告會以便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西蒙和紐偉爾介乎師友之間，從50年代中期就開始合作，用電子計算機來證明羅素和懷特海的名著“數學原理”中的一些邏輯命題。當西蒙向羅素函告他們的研究成果時，他不無得意地指出，“智慧和博學並不總是一回事”，並稱計算機的智慧是如此的卓越，以致還得瞞着不讓學童知道，以免孩子們會失去信心不肯再去費心去學習加減乘除。西蒙對機器智慧的信心和期待，同他對人類理性的質疑和保留成了有趣的對照。他對人工智能過分樂觀的預言，即60年代後計算機可望賽過人腦，至今仍未能兌現。現在學界已傾向於相信，計算機將會被證明永遠無法替代人腦，尤其是後者的想象力。

　　西蒙的研究軼事，在他的自傳（Models of My Life，1996）中有不少描寫，因坊間已有中文譯本（曹南薇等所譯的《我生活的種種模式》東方出版中心 1998）， 筆者在此不再贅述，這裡僅略談個人的一些感受。

　　西蒙對中國人一向友好，緊跟着尼克松，他早在1972年即已訪華。70 年代末開放伊始我念碩士課程時，就得以接觸到他的一些研究。我的一個感覺十分明顯，西蒙的文章，你只消讀上第一、二頁，就知道出自大師手筆，就像聽了帕瓦羅蒂的第一句歌聲一樣。而他的通達也是扣人心弦的，為此我深深地為他所折服，常思他日若能及門聆教能有多好。所幸的是，我的博士導師之一比爾·庫柏教授是他的終身摯友和諍友，庫柏教授也是一位極其富有創造力和個人風采的大師級人物。西蒙在自傳里通篇談過比爾，並辟有一章專門討論他和比爾的交誼。庫柏曾任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管理學院院長多年，事實上，正是他將西蒙引薦到該校的（順便提一句，西蒙和他太太也是經庫柏介紹才結識的）。

　　1989年，卡內基·梅隆大學曾有一幢大樓以庫柏命名，我出差去匹茲堡，受庫柏師之命去拜望西蒙，同時也邀請他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年會作演講。當時我擔任學會的會長，而西蒙是學會的顧問。西蒙的談話睿智親切，使人有如沐春風的感受，我向他請教治學的方法，記得他用了一些淺顯的比喻來引導，西蒙道出人的通病，頗類似人們在黑夜中遺失了東西，常會到有燭光的地方而不去丟失的地點去尋找。他又指出，通常學者們建立的研究模型，想靠簡化來加強理解和把握現實，如同地圖和地域的關係— —地圖的比例尺要麼是太大，譬如1：1000萬，則眾多具體細節必然遭到忽略，無法據以找到準確的地址；要麼是過小，比如1：5的話，則地圖就會太大不便攜帶，從而也失去其指引的功能。西蒙的這兩個比喻，我常在心裡揣摩，漸漸也似有所領悟。經濟學的模型（其他學科亦如是）對現實的詮釋能力，若不能把握一個適當的“度”的話，難免滑入弔詭之境。人們不是常常受到一些分析模型的困擾嗎？囿於信息、條件、手段的限制不得不簡易化，然而正是模型的這些權宜而牽強的假設，致使建成模型後推導出的解決方案，對於實際問題的解決卻既無益又無補。因為這類“模型方法”，削足適履般的，早已把造成問題的徵節因素也一併捨棄掉了！

　　訪問西蒙的次晨，正值聖誕節後，匹滋堡氣溫驟降至零下20多度，打破了數十年的記錄，西蒙卻如約赴會，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辭，給予與會者難忘的經驗。他將自己的二卷本論文集題贈給我，署名“司馬賀”，除了“賀” 字有些走樣之外，中國字竟寫得中規中矩。西蒙能講一些中國話，我表示欽佩之後，他又隨口說了幾句日語，他橫溢的智慧總是那樣隨時俯拾即可。

　　他的那套論文集我一直珍藏着，慚愧的是生性疏懶，幾乎沒再認真地讀過他的文集中的文章，不過我倒是拜讀了他晚年出版的 《基於經驗的微觀經濟學》（"An Empirically-Based Microeconomics", Cambridge Uni ver si ty Press 1998），這是他在意大利客座時三次演講的匯集。西蒙以他的閱歷和洞察力，厚積薄發地檢討了經濟學不少有爭議的方法論和價值論的問題，他作為一個執着探索的學者和鬥士，曾頻頻投入其中不少的關鍵論戰，讀來膾炙人口。我頗受該書的啟發，也在此向讀者推薦。我推想，那本書對於其他學人，價值也應該是非同小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