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文化地圖的分布來看，中國的情形大約介乎美國與法國之間：法國的著名大學和學術機構基本上密集在巴黎及其周邊，美國的著名大學和學術機構則星羅棋布於各地（尤其是東部和西部）。與美國的不少名牌大學常常位於中小城市完全不同，中國數以千計的中小城市幾乎沒有拿得出手的知名高校。除了台北和香港的大學與學術機構外，中國的大學和學術機構主要集中於大城市。這一點類似於法國，但又不同於法國，因為除了相當於巴黎的北京外，在中國，還有東西南北中的其他大城市也是學術文化重鎮，如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天津、濟南、長春、成都、廣州、蘭州等，其中近代以來崛起的大上海尤其應刮目相看，儘管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完全可以在學術文化上與北京平起平坐。

北京的學術優勢，既是歷史的積澱之集大成，也是近百年特別是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綜合變革的產兒。因此，北京可能有堪稱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學術文化資源，除了巨無霸式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專門科研機構外，還聚集了北大、清華等數量龐大、參差不齊的大學以及包括國家圖書館、國家歷史博物館、中國美術館、新華書店、商務印書館等在內的文化設施。與古老的北京相比，新興的上海帶有更多的現代氣息與洋派的氛圍。這是觀察上海學界時不能忽視的基本文化背景。

人們常常用“海派”、“京派”來劃分、比較，這當然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依據。但放在如今的現代化、全球化進程的時代，多少有些大而化之的嫌疑，儘管地域文化、區域特色也許永遠難以消彌，但非此即彼、涇渭分明的思維定勢顯然未必靈驗。因為除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疊與交叉外，還有大量的灰色地帶。從這個視角看，把上海學界單獨摘出來觀察和討論，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意味的。

這裡所謂的滬上學界，是指地域上的上海地區以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研究界為主的上海學術共同體，重在提煉其與眾不同（主要是以北京學界為參照系）的風格與特點。此處所謂的風格與特點，可能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但在一般意義上並不含有道德批判的意味，而往往是一種感性的描述或表層的梳理，而非理性的判斷或學理意義上的分析。

與北京學界的全國性輻射這一巨大影響力相比，滬上學界主要還是區域性的。比如，上海不可能有中國社科院這樣的研究機構，也不可能有《中國社會科學》這樣的學術刊物，因為這幾乎沒有可比性。其道理就在於如果說上海和北京都是直轄市這一點是完全一樣的話，那麼北京作為首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學術文化中心）的角色卻是上海（儘管是經濟中心）無法抗衡的（如果拿美國作一個未必合適的比較，那麼上海大致相當於紐約，但北京卻幾乎相當於華盛頓+波士頓）。但拿可比的方面來講，比如上海社科院可能在學術上比北京社科院要勝出不止一籌，而無論是上海的《社會科學》還是《學術月刊》也恐怕要遠遠超過《北京社會科學》。

北京學界，因其龐大而自然蕪雜，優者高居一覽眾山小的顛峰之勢，而劣者也確實乏善可陳，這就像林子大了什麼鳥兒也有一樣。不過，總體而觀，北京學界（特別是北大、北師大、中國社科院為代表）是以學理性研究、基礎性理論為重心（這可能也與從中央到各部門和地方都有自己獨立的以對策研究為主的研究院所有關），所以北京是目前中國無可置疑的學術生產、學術傳播與學術消費的大本營和晴雨表。在上海，也有部分學者（以華東師大為典型）致力於書齋學問，但無論是絕對人數還是相對比例，都無法和北京相媲美。上海的專家學者，哪怕是本來以研究純粹的學理而出身或知名的，也往往投身於現實問題的研究或對策研究。與北京的學者往往坐而論道、關注現實不同，上海的學者大約更多是身體力行、參與現實的。這也可能是滬上學者人到中年後更多走上從政或選擇智囊之路的基本原因。全國只有上海曾經有過院士市長的破天荒記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演藝界人士常常有兼跨幾個行當的高人，如牛群，這位相聲演員在最近幾年起碼搞過攝影、當出版社副社長、當副縣長、當電影製片人、作節目主持人等等。與此相仿，上海學界的不少知名學者也是很難圈定在某一個專業領域。比如，大名鼎鼎的余秋雨教授，在卸任了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後，行走神州大地以至域外，學者、作家、主持人、形象大使（《辭海》）、CEO的多重身份集於一身。復旦大學的多位大牌教授大都是跨學科遊走於古今中外。比如，中國第一位歷史地理學博士學位獲得者葛劍雄教授，不僅致力於古代歷史地理研究，而且在移民史、人口史領域也成果豐碩；不僅致力於學術探索，而且足跡遍布遙遠的西藏乃至神秘的非洲和可望不可及的南極；不僅研究歷史，而且本身差不多就是在創造歷史。再如，俞吾金教授既研究西方哲學（特別是國外馬克思主義），又追蹤研究鄧小平理論，還是著名的復旦辯論隊的領隊兼教練。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顧曉鳴教授，既研究英國史、猶太史，又研究中國問題，乃至商業、電影藝術，曾擔任IBM的ThinkPad X系列筆記本電腦的形象代言人，有“學者型的文人”和“文人型的學者”之稱。

上海是近世以來中國向世界開放的見證人和受惠者。歐風美雨的洗禮，現代大都市的胸懷，培育了一代代優秀的學界精英和思想領袖。施蟄存、賈植芳、朱東潤、蔡尚思、陳旭麓、馮契、顧廷龍、王元化、蔣孔陽、錢穀融、徐中玉、汪熙等等碩學大家，不僅是上海學界名副其實的脊梁，而且也是中國學界當之無愧的驕傲。

末了，還想補上一筆的是，與老一代學人相比，當今對現實的敏感、回應、參與，反映了滬上學界的務實、趨時、尚新、進取，但也不無近利、急功、浮華、玄虛的成分。這是大轉型期的中國學界的共相，但在“火車頭”的上海尤為凸顯。盲人忌騎瞎馬，夜半忌臨深池。學界中人，身處何方也許並不要緊，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恐就另當別論了。當然，這並非僅僅就滬上學界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