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代價、人口危機與教育問題

作者自八九年投身教育事業起，十二年間一直從事最基礎的工作----被人教育。作為2002年高考的當事人，在本文 中，作者將以局內人的身份對題中三個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探討。

一，轉型期的代價

作為現代教育中重要一環的家庭教育中的行為實施主體，學生的家長應作為教育問題中的一個專題來進行探討，但就 目前的情況來看，多數討論只看到了該群體在教育活動中的部分主要行為----對下一代的逼迫，而往往忽視了對此種 行為的主要形成原因、過程以及其行為發展造成後果的特殊性的研究。

就總體而言，目前(包括此前幾年)接受中等教育的學生群體(這個群體在整個學生群體中最富代表性，而且在教育改革 討論中多被談及的亦是此群體)的上一代，多是四十年代中後期至五十年代末期出生的“知青一代”。此代人中一大 部分在當初的求學階段遭遇上山下鄉，後來失去了深造的機會。由此形成了此一代人特殊的心理情結，此種情結作用 於下一代，形成家庭教育的壓力。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步入社會結構轉型期階段。此前，知青一代中較為 優秀者通過高考或下海經商脫離了這個階層的主體部分，留下的多是各方麵條件比較平常的人。這部分人由於受教育 程度嚴重不足，無法適應轉型期的產業結構調整，伴隨着新興產業逐漸興起，取代老工業成為第二產業的主體，正越 來越多地遭遇失業。而且由於中國根本不存在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對他們進行再就業培訓的成本將遠遠大於培養新勞 動力的成本。因此其失業性將是長期性的“結構性失業”。

在嚴重的就業問題面前，此代人的心中的“大學夢”被喚醒，並大大加強，成為向下一代學習施壓的主要動力。並由 於此種心理情結的廣泛性，其行為就很快能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科舉制度有一重大改革，即為了 扭轉五代時亂世之人厭學之風，廢除了科舉中吏部對官員能力的考察，只要一經禮部中舉，即獲高官美仕。以後漸成 “死讀書”之惡風，代代流傳，由此比照文革及其後的“文憑熱”，歷史之相似何其驚人。

作者曾數次聽出租司機抱怨說當年讀書遇上文革，結婚遇上計劃生育，中年遭遇下崗失業，孩子上大學又遇上高校收 費制度改革。此一系列遭遇在這一代人身上富有極大的廣泛性。一系列事件為何都發生在這一代人身上，除時間上的 巧合之外是否還有其它深層原因？依作者看法，這一系列的社會政治變革經濟結構變革，根源皆在人口問題上。

二，人口危機

方方的小說《大蓬車》上有這樣一句話：“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據資料來看，文中所指時期人口狀況大致如下。

在1953年的首次全國人口統計中，得到的結果是中國人口年增長率在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每年淨增人口1300萬，當時 人口總數已由解放時的五點四億升至六億。1955年7月，馬寅初向全國人大提交關於控制人口的議案，並於57年春在 《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可惜由於處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時期，這一建議不僅未獲採納，相反還為其作者馬寅 初帶來了猛烈的批判。此時中國人口增長得不到控制，已加快進入惡性增長。作為出該危機後的應對方針，遂有將城 市中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出台。

一般而言，有關當初知識青年下放在今天的討論中多被歸於政治原因。但若深究其在社會學上的原因，也可將其視為 對人口危機出現的一種不得已之應對。或者說此項政策在制定之初可能並未考慮到人口問題，但由於其在當時實行可 以緩解業已出現的人口危機，方使得該政策得以貫徹實施，並且執行時間長達十年。而在人口問題上與該政策客觀效 果相悖的其它政策----例如教育改革中的“學制要縮短”，則未曾有真正深入地執行。

回到本小節的標題上來，中國的人口危機由於歷史原因較之其它人口高密度國家又有其特殊性。若將中國與日本進行 比較，日本的人均耕地與中國相差不大，均不足零點一公頃。在其三個人口主要分布地，人口密度甚至大於中國。但 由於日本耕地單產量遠大於中國(農業)且可以由海外原料產地，基本物資產地來對本土的工業化進行“生態緩解” (ECOLOGICAL RELIEF)，可將土地密集型產品(如棉花、糖)由海外大量獲得，以緩解本國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可以大 量節約土地發展工業，(工商業)由於中國在農業方面不可能於短期內將單產量大幅提高，工業上亦不可在短期內大幅 降低工業產品的“比較成本”。因此，中國的人口問題較之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口問題，有着更嚴重的危機。

當年知青返城後，民間流傳一語，說：“知青下鄉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 滿意。”但從人口學角度來看，這三百億卻又確實起到了緩解人口壓力的作用。如果說計劃生育是從數量上控制人 口，晚婚晚育是從時間上控制人口(晚婚五年，百年少生一代人)，那麼當年的知青下鄉和現行不合理的教育體制則是 從單位時間上控制人口，(到1970年，中國人口年增長率已達到了千分之三十三。為此而付出的社會代價就是效率。 由於該行為只能緩解一時壓力，多年之後，今天的受教群體會如他們的父輩----知青一代一樣，浮出社會的水面，面 臨結構性的邊緣，重新成為社會的更大壓力，因此，該行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危機。而就其本身而言，在行為 實行過程中也將帶來很大的較育問題，並極易由此演化為社會問題。

三，從教育問題到社會問題

目前社會對於教育問題的討論多將責任歸於體制和既得利益群。不可否認，此為原因之一，但就社會學基礎而言，我 們不妨將現行的教育體制看作是一場以犧牲本階段受教對象利益為代價的，以從時空上控制人口為目的的“消耗 戰”。

1，消耗戰的代價是效率

熟悉現行中等教育情況的人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現行中等教育所授大數課程並無實際用處，如果將其看作進一 步深造的基礎，那麼撇開全面發展與社會分工日益細緻的矛盾不談，僅從數量上而言，又有多大比例的受教群體有機 會繼續深造？(隨着高校擴容，部分大學教育由於客觀條件所限，也淪為中等教育“消耗戰”的延續)。

在這樣的一場時間消耗戰中，受教群體將其單位時間內的生命置於學校之中，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若一但將其中一大 部分驟然(或者逐漸)推上社會，各方面社會保障體系都將不堪重負面臨崩潰。為了使這一情況不在目前發生，解決辦 法只有將部分人口的單位時間置於一個相對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地方，讓其重複沒有任何社會意義的機械工作，消耗掉 其蘊含的可能對整個社會構成巨大衝擊的效率。

由於作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的唯一目的是牟利，故在資本主義社會效率即可直接表現一個社會工業化程度的高低。 但就中國而言，這一概念可按其中普遍定義解釋作“以最有效的手段達到目的”。雖然以最有效的手段達成目的在任 何條件下都對人存在巨大吸引力，但在實際中犧牲“效率”以換取其它社會利益的行為，例如福利與效率之間存在有 重大交替(經濟學中稱之為“漏桶效應”)。多數北歐國家的福利投入占GDP一半以上，其中瑞典更是高達三分之二以 上，如此之高的社會福利即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實現的。比照西方的福利全發放，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建立與中國目前 在時間上控制人口數量，我們似可將前者視作“積極福利”，後者視作“消極福利”。若將二者視作兩個獨立個體討 論它們對外影響時(如在交替，作用等方面)二者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而在危害方面，前者(積極福利)顯而易見，後 者(消極福利)的危害卻有很大的隱蔽性。

2，消極福利的代價：人性的異化

“異化”在黑格爾哲學中的本意是指的自我對於主體的疏離，即自我本質(或人格)的二重化，變態化。

就基層社會成員來說，衡量一個社會的好壞的標準就在於看這個社會是否能向其成員提供有意義的工作。如果絕大部 分人工轉化為機械化工作(即可以用機器來代替人類進行毫無創造性的工作)，使人無法發揮創造力(這是人類最主要的 作用)，其結果就是埋沒甚至殘殺生命，使人類的活動發生異化，即出現馬克思在《經濟與哲學手稿》中多次提到的 異化勞動(ALIENATION LABOR)。

此種情況下工作(學習)本身將不再成為行為目的(而是達到其它目的的手段)，生命的意義只能從這二者之外獲得，而 這二者本身將由表現人性的舞台變成埋沒扼殺人性的墳墓。

如果將教育系統中的異化作為一個個案進行單獨分析，我們又將從中看到更為現實的問題：

首先，由於中等教育的時間過長，使得受教群體中越來越多的個體在13至16周歲這一心理形成階段發生心理發展的遲 滯或偏差。而且由於一直缺乏相應的解決措施，該狀況還將發生三重惡化----即程度的加深，廣度範圍的擴大以及這 一階段(心理遲滯、偏差年齡)的延長。由於此時教育提供給受教群體的解釋模式與被認知的社會現實間差距日益加 大，將使該群體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對心理的形成構成更新一步，更進一步的衝擊，陷入尖銳----打擊----更尖 銳的惡性循環。這一點在社會學上的具體例證可表現為青少年出走，酗酒，自殺，以及犯罪。(傳統解釋傾向於將此 類事件的原因歸於個體所處的環境與所受教育，似有不足)以上原因伴隨着等級傳統家庭結構解體，(家庭結構的轉變 中應包括單親家庭)，藥學成果的發展以及管理的鬆懈(除國家明令禁止的毒品外，限制使用的精神性藥品使用人群有 低齡化趨勢)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壓緩解，使得“沒有焦慮的社會化過程成為可能”，由此進一步加深由心理偏差引發 的諸如酗酒自殺等社會問題。

在西方以上社會問題進一步表現為：異化群體中的一部分行為主義者發起的造反運動，退縮主義者們的嬉皮運動，毒 品亞文化(肯尼斯頓《青年激進派》)。目前在中國前者尚未出現(或是極少數)，而後者的初期雛形已在許多地方大量 出現，當為人師者鑒。

在本小節中關於群體的行為異化，心理異化的討論僅僅是以當今一個正在發生着異化群體為例進行的說明。若將此問 題進一步展開，則又可推廣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處於該年齡階段的群體，並以此為據可以部分解釋當時的一些社 會狀況。甚至還可再將此題上推至知青一代，這三個最富代表性的群體抽樣(限定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在異化這一問 題上有很大程度可以進行比照並互為解釋。

四，合理化的危機

將上文所有問題進行綜合後，我們看到的是下邊的一種情形：

知青一代作為社會結構調整的犧牲者，竭力讓自己的下一代向上努力。但由於後者面臨着和他們當初相同的人口危 機，註定了其中大多數將成為新一次社會轉型的犧牲者。政策方面為了緩解人口壓力，對學制進行延長，一方面加大 了兩代轉型期犧牲者對學習投入的成本(高校收費制度改革應屬於這個方面)，由於後一代不可能普遍地改變自身狀 況，這就形成了社會學中的貧困代際傳遞。另一方面這又不可避免地誘發了種種青少年心理疾病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 會問題。同時由於人口問題短期內無法徹底解決，也就註定了多年之後，如今的受教群體將如其父輩一樣，再次一無 所有地浮出社會的水面，淪為邊緣群體。

以上所述僅是一個社會發展鏈條中的兩環。在這裡，每一步行為舉措都是別無它法的必然之舉，但危機也就在這必然 中一再出現。而同時我們還必須面對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以上問題在農村中的狀況。本文所述僅為城市內情況， 於農村並不適用。雖然在形式上，教育的公平程度在增加，但教育系統的膨脹，正越來越獨立於就業系統的變化。從 長遠來看，正常的學校教育與職業成功之間的聯繫日益鬆散，這一點更明顯地表現在農村。

我們不防將以這些迫切需要解決卻無法在短期內解決的問題視作一種“急劇上升的計劃需求”(這一點在各式要求教 育改革的呼籲中表現猶為明顯)。這種需求的無法解決形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的瓶頸，在這樣一個複雜社會的長期計劃 中，政策面上遇到的結構困境是可以想見的。而現行的措施作為一種“漸進主義方法”，着眼於中期目標，在現階段 的作為也只能僅此而已。

作為一個高考在即的當事人，就個人感情而言，我不希望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