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可以有另一種選擇”
——專訪大型紀錄片《1405：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祭》總撰稿祝勇
■韓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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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405年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種力量可與之爭雄。從這一年開始，鄭和率領大明王朝的船隊七下西洋，泛海九萬里，幾乎到達了當時地圖上所標註的最遠的地方。這支配備有強大武器裝備的龐大船隊，所到之處只留下大明皇帝的詔書和青花瓷器、絲綢等珍貴的手工藝品與茶葉，並帶回沿途各國
回訪的使節甚至是國王。一次又一次不折不扣的和平之旅，為大明王朝贏得了更多的朋友，也為整個南中國海及印度洋帶去一派昇平景象。

　　洋面上吹拂的和平的季風維持了不到一個世紀，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的航海大發現之旅開始了。戰爭、掠奪、殖民……接下來是以西方為中心和主導的全球化。

　　梁啓超首開中西航海與現代化比較研究的視野，其後圍繞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和爭論就沒有停止過。而在當今“中國崛起論”的語境中，鄭和下西洋所能提供的恰如其分的歷史背景，又使這一歷史文本具有了更多的解讀價值。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2005年7月11日也被國家定為首個航海日，中央電視台與江蘇省廣電局聯合攝製的大型紀錄片《1405：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祭》也將於該日播出。本報記者專訪了紀錄片總撰稿、青年學者祝勇，聽聽他是怎樣“從全球化的視角看待‘鄭和下西洋’的舉動”。

　　讀書報：作為對鄭和下西洋動機的探索，你也提到了追蹤朱允Χ這條線索，並且提到了一個以往被忽視的重要細節——那塊“受命於天”的玉璽。

　　祝勇：公元1403年，中國有兩個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Χ；六月以後，則換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經歷了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後，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從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Χ手中奪取了政權，在南京登基，建元“永樂”。但是在朱棣攻入南京金川門的當天，《明史·恭閔帝本紀》稱“宮中火起，帝（朱允Χ）不知所終”。朱允Χ是蹈火自焚，還是趁亂遠逃？這個疑問一直令朱棣如坐針氈。《明實錄》披露了一條為歷代學者所忽略，卻至關重要的細節：伴隨着朱允Χ的神秘失蹤，象徵着封建王朝政權的玉璽也同樣沒了蹤影。這塊玉璽使朱棣陷入了尷尬，因為在那個時代，沒有它，就無法證明自己取得政權的“合法性”。而據一些歷史秘錄記載，朱允Χ在被攻破帝都的當天，假扮僧侶，自皇宮秘道經由孔廟逃出京城，一路向南，並最終在福建泉州踏上一艘阿拉伯商船出海，遠遁他國。

　　於是就有了“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密令指使追蹤朱允Χ”的說法。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一解釋不能成立。首先它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其次即使朱棣真有此打算，似乎也沒有必要組織如此豪華的偵緝隊，而且還要一直航行到遙遠的非洲。我提出這條線索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交代一下明初的時代背景。

　　至於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動機，因為史料遺存甚少，至今眾說紛紜，無有定論。我個人以為，這麼大規模的航海行為——鄭和每次下西洋都要27000人、200餘艘海船，其動因肯定是綜合的，而不是單一的或是特別具體的——比如尋找財富或者為皇上搜羅奢侈品等等。在我看來，解答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認識朱棣。我認為朱棣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或者說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全球化眼光的古代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是因為他看到了世界，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前提。在他之前的中國皇帝，有明確的世界觀念的很少。

　　他是站在世界的角度來考慮如何定位中國問題的，此外，他對世界秩序的構建也有自己的設想——我想，這就是他派遣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吧。

　　讀書報：電視紀錄片是央視10套《人物》欄目邀請你參與的，我卻看到你的新書《1405：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祭》中，不斷有一連串的疑問句式出現，這一點很像同樣是10套的《探索·發現》欄目的節目特點。

　　祝勇：確實是。這是因為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史料遺存太少了，據顧起元在其1628年編纂的《客座贅編》中透露，在1465年－1487年間，朝廷下令在國家檔案館中查找有關鄭和出海的全部文獻，並由兵部侍郎劉大夏負責全部焚毀。從那以後，歷史留給我們的，除了大堆大堆的謎團，就只有星星點點的暗示了。

　　對史料的搜集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這給寫作和拍攝設置了巨大的障礙，我和欄目組的主編陳騫以及吳琦等人為此絞盡腦汁，許多馬拉松會議應運而生。我的腦子裡經常冒出一些古怪的問題，比如二百多艘船組成的船隊，彼此如何保證通訊聯絡的及時有效？類似的問題，幾乎沒有資料提供準確的解答。最需要的證據幾乎已經全部消失，這使我們的工作同樣成為一種冒險。

　　讀書報：重要的資料來源有哪些？

　　祝勇：《明史》、《明實錄》，跟隨鄭和出海的船隊錦衣衛指揮僉事使費信的《星槎勝覽》以及通譯馬歡的《瀛涯勝覽》；國外漢學家比如布羅代爾、史景遷的著作，以及加拿大人卜正民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美國人李露曄的《當中國稱霸海上》和英國人門（一譯孟）西斯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當然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也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此外還有大量的實地考察。關鍵是一手的、直接來自於鄭和船隊的資料太少，兩個《勝覽》非常珍貴。

　　讀書報：這跟你以往擅長的散文、筆記體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寫得很“硬”很“實”，看得出在實證方面你下了很多功夫，比如對寶船尺寸的考證、對船隻類型的考證、船隊編隊航行以及航向判斷情況的考證等，都比較有說服力。其中有關鄭和船員測量航速之細節有這樣的描寫：測速員在船頭的甲板上將一支木片拋到海面上，然後以同樣的速度向船尾行走，計算出所需的時間，除船的長度，就得出目前的船速。這是個人想像還是確有記載？

　　祝勇：是確有記載。我曾請教過這方面的專家，這是古代航海員最簡單測量航速的辦法之一。

　　這首先跟電視紀錄片的要求有關，這裡不可能有虛構的成分，不可能有大量的議論，也不可能很抒情，史實描述的成分要求比較多。此外擺事實講道理也是一種寫法——你不需要直接把想法說出來，擺事實本身就是講道理。還有，探究歷史的細節是很有意思的，它對還原歷史原貌的作用要比一些空泛的、大而無當的敘述大得多。我在撰稿過程中看了很多國外漢學家的著作，儘管有的內容跟明朝的歷史沒有銜接，但是看他們的研究方法，覺得非常佩服。反觀國內史學家，對細節關注的就比較少。

　　讀書報：書的開篇就提到1420年即明永樂18年朝中大臣翰林院侍讀李時勉和侍講鄒輯上書反對鄭和下西洋，你歸納促使他們上書的真正動因是看到了“這個強盛的帝國在歌舞昇平的背後，正面臨全面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這是不是也是導致鄭和輝煌的航海事業戛然而止的原因？

　　祝勇：這兩個上書是代表，對於鄭和下西洋，當時朝中是一片反對之聲。鄭和下西洋投入的成本非常大，據明人王士性記載：“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戶部尚書夏原吉成了整個朝廷中最難堪的角色。

　　而且為了體現大明王朝的風格，鄭和船隊慷慨施與，“厚往薄來”，貿易只作為船隊的附帶功能。而青花所帶來的貿易順差則要再推遲數十年才會到來。

　　再一個是海洋觀念的問題，永樂皇帝是站在世界立場看中國，當時朝中大臣只是站在中國的立場看中國，大臣們認為，我朝地大物博，足能自給自足，完全沒有必要把眼光投注到深不可測海洋，更何況是以拋灑大把大把的白銀為代價的。

　　所以永樂皇帝死後，鄭和如日中天的航海事業被迫中止，儘管繼位的朱高熾9個月後即告駕崩，其子朱瞻基登基後第五年頒詔宣鄭和第七次出海，但此時鄭和已經六十歲了，並最終病逝於歸航途中。公元1435年，36歲的朱瞻基突然駕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詩，徹底劃上了句號。

　　讀書報：“青花”在你的鄭和敘事體系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似乎你將之當作解讀那段歷史的一把鑰匙，甚至稱可以繪製一幅“關於青花的世界地圖”。

　　祝勇：從中國、波斯、非洲到地中海，15世紀的中國瓷器的身影跨越了大半個地球，在被海洋分隔的大陸之間，因為青花而建立了一條特殊的通道。圓形的瓷器，仿佛是被縮小了的地球，從它的身上，我們可以解讀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隱秘信息。

　　青花，作為鄭和歷次出海的隨船貨物，跟隨着那個由上百艘大船組成的龐大的船隊，由江蘇劉家港出航，跨越大洋，出現在阿拉伯、歐洲貴族的客廳里，出現在非洲黑人的柱墓上……當整個西方世界都以新奇的語調發出“瓷器”這個音節，並以之作為中國的代稱時，鄭和船隊就完成了真正的使命：從東方到西方，都自發地捲入到大明王朝的朝貢貿易體系中。於是我們看到船隊返程時不但帶回了珍寶異石、珍禽異獸，而且還有諸國貢使甚至包括渤泥國王與蘇祿國王。

　　青花成為一個符號，代表了那個時代東方巨大的物質財富。瓷器上繁複細緻的圖案，不動聲色地拼貼出中華帝國中世紀的華貴與優雅。在當時的世界版圖上，沒有哪個國家哪種力量可與大明王朝爭雄，也沒有人能夠抵擋青花的魅力。

　　而在另一方面，鄭和船隊所帶去的瓷器、茶葉、絲綢儘管數量有限，卻都是優質產品，這種無形的“廣告宣傳”，既幫助瓷器為代表的“中國製造”所向披靡，也使中國在其後幾百年裡的對外貿易一直是順差，西方的白銀源源不斷地與中國瓷器相向而行，流入青花的故鄉。德國人貢德·弗蘭克甚至在其著作《白銀資本》中把中國形容為世界白銀的“終極密窖”。持續數百年的貿易逆差終於超出了西方的承受能力，他們於是通過卑劣的鴉片貿易來扭轉被動局面，從1780年開始的一百多年裡，不計其數的鴉片被運往中國，而中國的白銀，也在陣陣青煙中飄向西方。

　　讀書報：“青花”成了明成祖實現自己世界秩序構想的重要道具？按照這個邏輯，“麒麟”則代表了構想實施的成效？

　　祝勇：或許應該說是依靠強大的船隊維持了原本鬆散的朝貢貿易。

　　明翰林學士沈度所繪《麒麟頌畫軸》，反映了大明王朝與非洲麻林國的交往：麻林國使者曾乘坐鄭和歸航的寶船，為永樂皇帝帶來一隻“麒麟”。麒麟是神話中的動物，傳說它從不食肉，走起路來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甚至連草葉也不例外，因此，它在中國成為仁德的象徵，只在清明之地或是聖人出現的時候，才會顯露真身。作為他國朝貢的禮物，“麒麟”反映了當時的國際關係狀況，因此也代表了鄭和下西洋的政治意義：撫綏四方，萬邦來朝。

　　如此祥瑞之物的降臨，使得帝王的功德顯得完美無缺，他沉醉在自己一手營造的盛世圖景中，一次次遣船出海，使鄭和與他的船隊，進入一種循環往復、永無休止的預定程序之中。

　　美國學者李露曄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稱：“當時世界的一半已經在中國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無敵的海軍，如果中國想要的話，另外的一半並不難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這樣的說法是有堅實的史實基礎的，但是鄭和的航行，確是不折不扣的和平之旅———總計7次、歷時28年的“泛海九萬里”的遠航中，鄭和的船隊只動用過2次武力，而且都是被動還擊。

　　黃仁宇把明朝稱為“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朱元璋以朝代創業人的身份傳示子孫，對日本、安南等15個周邊國家（部落）“永不征伐”；朱棣也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手諭頒給鄭和。船隊奉行的這一方針，為大明王朝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從而使明朝通往西方海上的走廊暢通無阻。

　　在另一方面，《明太宗實錄》卷97記載了鄭和船隊剿滅盤踞南洋的海盜陳祖義的戰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舊港（為今馬六甲海峽要衝）也復歸為溝通東西方的捷徑。

　　讀書報：永樂皇帝究竟要構建怎樣的世界秩序？

　　祝勇：朱棣肯定是從傳統的儒家文化的立足點出發的，就是“禮儀秩序”——他的世界觀，禮儀秩序是核心——在國內統治是這樣，對外關係也是如此。禮制天下，德化諸夷，共享天下太平。

　　他對世界秩序的設想，是積極的。儘管沒有達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那樣的高度，但總的來講，是積極的。特別是跟後來歐洲航海大發現導致的殖民化相比較，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構想，我認為應當有正面的估價。

　　達爾文的進化論對歐洲的影響特別大，不僅對自然科學，對西方的社會發展影響都非常大。他所強調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把道理掌握在強者手裡，弱者沒理。強者不承擔任何道德責任，弱者被滅你活該——誰讓你弱的。這是貫穿歐洲中世紀以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一個核心思想。

　　讀書報：這就是你所想要表達的“怎樣從全球化的視角，看待鄭和下西洋的舉動，以及全球化進程對於中國歷史的改寫”？

　　祝勇：鄭和的航海，使中國有機會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國的命運，但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錯過了這個機會。在鄭和身後，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被自行銷毀，作為傳統的海上強國的中國最終完成了內陸化的轉型。

　　與此同時，進化論正在西方賦予強者毀滅弱者的特權。當時中國的皇帝也許不會想到，他心目中那些番國的船隻，正在被他讓出的海域上進行艱苦探索。鄭和檔案慘遭銷毀的17年後，大不列顛女王簽署了一份特許狀，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國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權，此後，英國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險，而是積極建立永久殖民地，為未來的日不落帝國開闢道路。支持海上事業，成為歐洲各國王室一本萬利的投資。

　　三個多世紀後，惡果呈現，當清朝軍隊把全部注意力用於防範蒙古人的進攻，毀滅性的打擊卻來自海上。突然從天而降的外國船隊廢除了萬里長城的用途，讓這條工時高達兩千多年的軍事設施，在關鍵時刻淪為垃圾。

　　中國的海岸線很長，但是海洋意識一直沒有培養起來，我想這是給中國造成真正損失的最大原因。假設沒有禁海，可能中國根本不會有清朝的貧弱以及後來屈辱的戰事，因為逐漸發達起來的國際貿易，既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又可促進文明的融合。

　　全球化是一個歷史必然，隨着自然科學的發展，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星球的認識會越來越清楚；隨着交通工具的改善，空間的距離會逐漸縮短，地球必然會連成一個整體。關鍵是什麼樣的全球化，誰來主導全球化？我們要來反思。

　　15世紀，東西方相向而行，卻擦肩而過，鄭和與哥倫布關於文明秩序的對話沒有發生。假設他們能夠相遇並發生對話，我想那一定會是一種文明的、和平的交流，也許世界歷史就會改寫。

　　西方擴張的歷史，從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時代開始，就是掠奪、殺戮的血腥歷史，而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亨廷頓說未來世界的衝突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但是鄭和遠航似乎證明世界歷史可以有另一種選擇——我們接觸過不同多種文明，卻四海如一，天下昇平。這是鄭和遠航的史詩意義，我想可以為我們反思當下提供重要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