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遠航與和平外交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徐 凱
　　鄭和七下西洋是明初“禮治”外交的偉大實踐

　　今年是偉大的航海家鄭和下西洋６００周年。按照明代的地理概念，以婆羅洲文萊為分界，以東稱東洋，以西叫西洋。明初推行“禮治”外交，力圖構建以“天朝”為中心的“封貢”與“柔遠”的外交格局，恢復漢唐以來長期中斷了的萬邦來朝的“華夷秩序”。鄭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初“禮治”外交方針的一次偉大實踐。龐大的船隊出使亞、非諸國，提高了明王朝的國際聲望，加強了與所達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確立了和諧的國際關係。他們不畏艱險地遠播華夏“藍色文明”，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氣。

　　１５世紀是人類認識和挑戰藍色海洋與地理大發現的時代。鄭和的航海始於該世紀之初，出現在西方地理大發現時期之前，比葡萄牙人迪亞士１４８７年發現好望角要早８２年，比哥倫布１４９２年發現美洲要早８７年，比達伽馬１４９８年到達印度科澤科德要早９３年。鄭和史詩般的遠航絕唱，是日後西方冒險航海家們難以望其項背的。

　　鄭和的航海創舉在南洋與印度洋各國之間架起了友誼的橋梁，他們將中國精美的絲綢、瓷器等物品和先進的華夏文明遠播至所到的亞非國家，並進行廣泛的物質、文化交流，使中國“知異域之事”，“普天下何若不同”，也讓“遠夷知尊中國”。

　　１６世紀後期，歐洲一些國家開始了工業化前的原始資本積累，爭奪海上霸權，在美洲、非洲及亞洲等地，用“劍與火”，進行血腥的殖民掠奪。然而，鄭和航海的性質與之是截然不同的，使團抵達之地，從不以眾欺寡，以強凌弱，而是施恩布德，共享太平之福。鄭和船隊為文明禮儀之師，既未強行占領別國一寸土地，也未掠奪當地一分一毫的財產，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酷愛和平、睦鄰友好的精神。
鄭和七次下西洋，打通了中西海上航道，將明朝“禮治”外交推向了全盛時代，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西方萬國，奔走臣服，充湊於廷”。明代京師則成為中國同亞、非諸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鄭和在海外受到普遍崇敬

　　鄭和在南洋各國傳播華夏文明，受到熱烈歡迎。他所到之處，抵國問禁，入境問俗，尊重其國風俗，給該地帶去穀物培植，織布工藝，構築磚屋，造船航海技術，及使用錢幣等，留下許多讚美傳說。當地人民為了懷念這位偉大的和平先驅，為鄭和修廟，焚香祭祀，奉若神明，頂禮膜拜。他們還用鄭和的名字命名其遺蹟和物品。如印尼爪哇有三寶洞、三寶壟、三寶井、修築雄偉的三寶廟，內立鄭和塑像，香火極盛。馬來西亞馬六甲有鄭和廟、三寶山、三寶城、三寶井，修建了“鄭和歷史紀念廊”，立起四米高的鄭和石像。泰國亦有三寶港、三寶塔寺、三寶城等建築物。曼谷的三寶公廟有副對聯，上聯曰：七度下鄰邦，有名勝跡傳異域；下聯曰：三寶駕渡航，萬國衣冠返故都。鄭和在海外受到普遍崇敬，歷時五百餘年，至今不衰。在國內，他帶回的占城水稻良種遍植在閩、浙、粵地區，波斯的“西府海棠”之花每年春季都盛開在南京靜海寺與北京長陵。

　　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的主張在西方學界廣泛地流傳。言及地理大發現，莫不稱頌達伽馬、哥倫布等，而未聞鄭和為何許人？近１０多年來，西方有兩部有影響的著作試圖打破此種“成說”。一本為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寫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書中估計，１６世紀之後２００年中，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為１２萬噸，約一半流入中國。表明此時的明清王朝已經不自覺地被納入西方市場經濟體系，並成為全球的經濟重心。另一本為英國皇家海軍退役軍官加文·孟席斯寫的《１４２１：中國發現了世界》，提出鄭和第五次出洋時，派遣屬下洪保、周滿各率分隊完成了環球航行，此後的西方航海探險家們可能持鄭和航海圖發現新大陸。儘管這些“新發現”證據尚需充實，但其“中國發現了世界”的論點極大地提高鄭和的知名度。

　　國家富強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從明朝宣德之後，統治集團經營海洋意識淡薄。鄭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後，卻遭到一些守舊廷臣的攻訐，指責七下西洋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至此，明朝大規模的航海活動終束了。憲宗成化年間，鄭和航海卷帙繁多的文字記錄與圖冊文件典籍，被車駕郎劉大夏所匿毀。這是明朝統治者目光短視的具體反映。鄭和下西洋推啟了開放之門，大批使節來到明朝，進行廣泛官方交流。當時明朝施行“惟不通商，而止通貢”的原則，將“商”與“貢”相分離，並實行“海禁”政策，只許外國貢使來華，交換物質，不准沿海居民下海經商。這種開放與海禁的矛盾，嚴重阻礙了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
　　自宣德以降，海上交通封閉。此後，明清兩朝閉關自守，放棄經營海洋的權力，飽受海上列強的侵略欺凌，割地賠款，甚至淪為半殖民地，這即是輝煌與衰落的強烈反差。鄭和七次下西洋充分證實，文明的傳承是以綜合實力為基礎的，敞開國門，不斷吸納各國先進文化，國家富強了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正是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６００周年的意義所在。
一次文明對話與交流
黃 晴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國和相關國家都將隆重紀念和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一次最大的航海活動。 對後人來說，歷史是通過文字記載和遺物展現的，它不可避免地會有大量的空白和秘密，後人至多只能接近它，而不可能窮盡它。歷史的魅力也許正在於此，它可以讓人永遠地尋訪和發現，它也永遠保留着許多的秘密和不可知。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決策過程，正史中似少翔實的記載，野史中有“海外追捕流亡的建文帝”的民間傳說，似成了唯一的說法。中國古人治史有個缺陷，即囿於“帝王相斫譜”式的敘事，民間也有以帝王私心的小動機解釋大事件的習俗。對秦始皇修長城，漢武帝開邊，隋煬帝挖大運河，也都有小動機式猜忖，卻缺少大社會背景的詮釋。今人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所彌補，對明初的經濟技術狀況、對外貿易交往狀態和海上通道情況有了更多的闡發。例如鄭和下西洋的出發點太倉，宋元之時已成為當時的國際港口，亦為水軍訓練基地。元末張士誠在這裡的水軍多達數萬人，明初亦設衛海舟，均能說明當時中國社會對航海活動乃至海軍的需要。鄭和七下西洋，其規模和時間跨度（從明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歷時28年）也是“追捕說”不能解釋的。

　　鄭和下西洋，其時間比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早近百年，是人類大航海時代的先驅。其船隊規模比後者大幾十倍，相關人員數也多幾十倍到上百倍，說明中國當時是無爭議的海洋大國，也說明當時中國人有相當強的海洋意識。但在明宣德之後，沿海倭寇猖獗，明朝當局採取了鎖國的“縮頭”政策，“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出海”的禁海之令，終明之代延續至清。中國的航海事業由此急劇衰落，中國人的精神境界也開始自閉起來。此後，更有了列強多次的海上入侵，有了甲午之敗的海洋之痛，讓人撫史愴然，每每刻骨銘心。

　　近讀新聞，中國的造船事業已多年躋身世界三甲，且發展勢頭喜人。中國近代工業的象徵——上海江南造船廠將移遷新的現代化基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的經濟聯繫日趨密切，外貿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已經相當之高，海運事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航海事業大發展的歷史。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提高海洋意識，發展海洋文化，也是中華民族文化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對600年前的人們來說，海洋更多意味着探險和開拓，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海洋更多意味着交流和互通。更多地面對海洋，將為中華文明帶來更開放的襟懷和更強烈的求索意願。

　　在有關鄭和的史料中，有一史實讓人產生興趣。鄭和本人是伊斯蘭信徒，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既在錫蘭山（今斯里蘭卡）進行了盛大的佛事活動，還完成了麥加朝聖之旅。這一史實說明，中華文明的確是極具包容特徵，已經具有了一種多元共生互融的文化形態。鄭和下西洋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次文明對話和交流的過程。在當今的世界上，文明衝突成為一個理論的話題，也是現實的某一側面，這種情況卻更加凸顯了文明對話的必要性。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中華民族“協和萬邦”的人文理念應該對這一問題有所借鑑和助益。

　　鄭和七下西洋，體現了一種探險精神，歷時28年，則體現一種堅韌和執着。這也是今天中華民族精神中亟需發揚光大的兩種基因。古人云，事在人為，人定勝天，體現了中華文化中積極進取的側面。司馬遷說，“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說明了他治史中知人論世的一種價值取向。鄭和七下西洋之舉，就是這樣一種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的典範，是值得史家大書特書的。今天，在中國走向偉大民族振興的途中，繼承鄭和的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萬 明
　　歷史雖然進入了２１世紀，但６００年前的歷史，仍然是我們了解現在的一把鑰匙。鄭和七下西洋，深刻地影響了文明進程，為人類文明史作出了重大貢獻。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和平發展穿越時空，歷久而彌新。

　　一、鄭和七下西洋，有力地推動了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大陸轉移到海上。鄭和的七次成功遠航，標誌着人類文明史上從陸地向海上的不可逆轉的重大轉折，導致了自古以來位於亞歐大陸的文明互動中心遷徙到海上，完成了人類文明互動中心的空間轉換

　　人類歷史發展到１５世紀初，隨着科技的發達，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越性，貿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願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後，以強盛國力為後盾，鄭和七下西洋，持續近３０年的航海經歷，打破了人類交往相對分散和隔絕的狀態，邁出了從陸上向海上轉折的重要一步。作為人類交往史上從陸向海轉折的標誌性事件，鄭和下西洋推動了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

　　鄭和的遠洋航行整合連結出了亞非國際貿易網。鄭和船隊的船隻分頭出發到各國進行貿易，最後都匯合在滿剌加（今馬來西亞），等待季風到來一起回國，這促使滿剌加從“舊不稱國”、“人多以漁為業”的漁村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中國和遠東的產品與西亞和歐洲的產品進行交換的一個大集市”，這一重要的東西方貿易中心連接了亞洲、非洲和歐洲，繁榮地存在了一個世紀，直到西方航海東來，才結束了黃金時代。

　　鄭和七下西洋，使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從“西域”到“西洋”，標誌着中國對外交往發生從陸向海的重大轉折和人類交往發生從陸上向海上的重大轉折，促成人類文明互動中心脫離了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一個海洋的時代宣告到來，最終決定了世界的走向。

　　人類歷史不是開始於一個整體的世界，一個整體的世界是人類文明史極大發展的結果。１５世紀這一海洋世紀，包含了東西方向海洋的開拓歷程，正是這種東西方向海洋的不斷探索活動，最終使人類匯合在一個整體世界之中。１５世紀末，葡萄牙人航海東來，無獨有偶，登陸地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今科澤科德）。隨後，葡萄牙人沿着鄭和的海上航線，追尋到馬六甲，東西方在海上匯合，一個整體的世界從海上形成。就此意義而言，鄭和遠航是古代傳統的一次歷史性總結，同時，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鄭和七下西洋，有力地推動了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大陸轉移到海上，標誌着人類文明史上從陸地向海上的不可逆轉的重大轉折，導致了自古以來位於亞歐大陸的文明互動中心遷徙到海上，完成了人類文明互動中心的空間轉換，並揭開了全球化的序幕。

　　二、鄭和下西洋的兩大重要使命：保證海峽要衝之地的安全、中國通往西洋的海路暢通無阻，以及貿易西洋寶物

　　交通是與貿易、和平、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下西洋開通海路，給海峽帶來了和平的生活環境和貿易的繁盛發展，推動了滿剌加的迅速崛起；同時滿剌加對於鄭和下西洋遠航的成功，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與當時中國強盛的國力和極其輝煌的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科技水平相聯繫，鄭和下西洋是中國人首次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出國門、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壯舉，從此，文明互動中心大轉移的現象發生了，古老的文明中心轉向了大陸外的新的地區，偏離了大陸上人們構築的交通網絡，也偏離了幾大帝國的中心，在海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文明互動中心，東南亞在海上奇蹟般地凸顯了作用，東西方交往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進一步說，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轉折，還宣告了人類以人力與馬匹為主交往階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階段的開始。從此人類交往不再只是依靠人力和馬匹、駱駝就可以達到。人類文明交往中提高了科技的含量，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名副其實的進步。而奠定這一切的，正是鄭和遠航。

　　三、鄭和所到的東南亞一些國家至今在紀念鄭和。鄭和下西洋已經成為一個象徵符號，它所體現的中國睦鄰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和諧相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與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適相吻合，正是今天國際社會所需要的

　　紀念鄭和具有世界意義，還體現在人類文明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航海模式，有着不同的實現機制，也有着不同的結果。

　　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與西方的暴力掠奪航海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歷史可以作證，鄭和高揚中華民族人文精神“協和萬邦”，使海道清寧，人民安業，在長達２８年的航海活動中僅有３次戰事發生，沒有占據海外國家一寸土地。

　　明代中國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樹立起來，得到了世界公認。鄭和所到的東南亞一些國家至今在紀念鄭和。鄭和下西洋已經成為一個象徵符號，它所體現的中國睦鄰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和諧相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與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適相吻合，正是今天國際社會所需要的。雄強一時的西方航海模式，造就了大批殖民地，已成明日黃花，殖民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遭到徹底失敗，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

　　試想６００年前，如果沒有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走向海洋開通海道和商路，推動人類交往從陸向海重大轉折、文明互動中心的空間轉換，也沒有繁盛了一個世紀的當時世界上最穩定、也是最繁榮的貿易網絡之一亞非國際貿易網絡的形成，準確地說，歐洲人的航海東來也將黯然失色。

國際回聲

　　法國《回聲報》：鄭和的探險可與長城齊名

　　鄭和共進行了7次航行，每次航行，他都歷盡艱辛。鄭和的船隊在沿非洲和印度海岸航行時給當地留下了許多中國的石碑、雕刻、瓷器、古籍和中國年曆，他的探險可與長城齊名。

　　鄭和七次遠航後成了傳奇式的英雄，後來又成了木偶戲中的人物：在舞台上，木偶鄭和遇到的海上惡魔是由活蟹扮演的。在東南亞，人們建造寺廟來紀念他。他成了海外中國人的神聖楷模。儘管鄭和的首次遠航已經過去了600年，但它帶給人們的信息仍強烈地縈繞在世人心頭。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鄭和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

　　由於擁有６００年航海經驗，中國人已經掌握了許多必要的遠航技術，如指南針、密封防水艙等，而西方在數百年後才掌握這些技術。鄭和在遠航船隻上用管子種植大豆，為水手們提供蛋白質和維生素Ｃ，以防止他們患上壞血病。

　　最近，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發現了一處早於歐洲人的、面積為５０平方公里的中國人居住地的早期遺蹟。那裡有運河、伊斯蘭教徒墓（墓中留存有中國文字）和兵營，它無疑可以作為“鄭和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新證據”。

　　英國《每日電訊報》：鄭和早百年繞行世界

　　據史書考證，鄭和比麥哲倫先一步到達南美洲，以及早１１６年抵達菲律賓。

　　歐洲探險者啟航前，地圖上已標有前往的國家和地區，繪製精確並且標明了航程，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庫克等人的日記能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