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基督教征服了希臘文明之後，西方就形成了固定的異端模式思維，它以各種方式把世界看作是分裂的和戰爭性的。可以說，基督教在西方哲學中毀滅了“世界”這一概念，使“世界”在精神上和理論上失去了先驗給予的統一性和完整性，“世界”變成了一個永遠沒有完成的使命——甚至在邏輯上也永遠不能完成，因為按照異端模式思維習慣，即使某個異端被消滅了，那麼就必須把另一種東西定義為異端，否則就不知道該與誰進行鬥爭了。冷戰的結束也是所謂“共產主義異端”的結束，亨廷頓馬上就發現了新的異端和文明的衝突。
正如前面討論到的，天下這一概念所承諾的世界一體性是先驗給予的整體性，而世界的先驗一體性又構成了對世界內部多樣性的承認，因為多樣性不但是既定事實，而且是任何東西的存在條件，必須有某些東西可以“和”才有各種東西的“生”。世界的先驗一體性所以重要，就在於它在理論上拒絕了“異端”、“戰爭”、“衝突”這樣的危險思維。從哲學上說，天下是關於“世界”的全方位概念，不僅是個地理概念，而且是文化和制度概念；從政治學和經濟學上說，天下是危險性最低的世界制度理念，它拒絕了把物質上的統一世界在觀念上又理解為分裂的至少兩個世界（或許多個世界）。假如未來需要一個世界制度，或許天下理論就是一個適宜的理論基礎。
三、結論或者開始：世界還不存在
今天的全球化是正在解構，還是在加強民族/國家體系，這是個非常曖昧的問題。但幾乎所有人都承認，在今天，任何一個地方的本地問題都聯繫着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任何一個地方的生活都聯繫着其它地方的生活：跨國公司、全球市場、網絡、知識推廣、文化交流、跨國遷徙不必是傳統意義上的移民，更大量的情況是，許多人保持其本國護照，卻在世界各地工作。
和新帝國主義政治等。但是在“一個問題和所有問題”或者“一個事情和所有事情”的知識、利益和權力互動結構中，“世界”還不存在，我們看不到“世界”，看不到一個具有屬於世界整體的世界利益、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的“世界”，就是說，在作為地理事實和財富資源的物質世界之外，還不存在一個精神、制度和價值意義上的世界。一個沒有世界制度和世界利益的世界仍然不是世界。今天世界的各種問題已經形成了對世界制度和價值的迫切需求，而且這一需要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烈，於是我們需要一個全方位意義的“世界”概念，同時需要一個相應的世界事實。西方哲學沒有完整意義上的世界觀，在西方概念體系裡，國家已經是個具有完整意義的最大概念，西方的世界概念雖然比國家更大，但卻不是全方位的世界概念。天下概念作為全方位的“世界”顯然是重新思考今天世界問題的一條重要思路。
帝國以及帝國主義就其理念來說總是世界性的，但是除了天下/帝國模式，其它的帝國模式都沒有世界觀，都只有國家觀，只是以國家為主體單位而試圖擴展至整個世界，無論擴展到什麼程度，其利益、價值觀以及制度設想都是基於國家尺度的視界。這裡不妨對幾種典型的
帝國模式進行簡單的比較：
1)羅馬帝國模式。這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古代帝國模式。帝國（imperium）原義指羅馬執政官代表國民利益的行政統治權力，分成內政統治和對外征服兩方面責任。一般來說，這種帝國是個領土擴張型的軍事大國，往往包括多民族。就其公開聲稱的或者隱蔽的目的而言，假如條件允許，它將擴張至全世界。於是，這種帝國只有臨時性的“邊陲”（frontiers）而沒有法律明確認定的“邊界”（boundaries）。這種古代帝國不管在實踐上還是在理念上，在現代民族/國家時代以來就已經不可能了。
2)大英帝國模式。這是基於民族/國家體系的典型的現代帝國主義。它總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以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為帝國理念和行動原則。帝國主義就是以現代化的方式來實現民族/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現代化本身可以理解為一種“最純正的帝國主義”，現代化推行普遍主義來“生產一種全球規模的形式或結構上的同質性”，但是，“資本的全球擴張卻決不產生真正實質上的同質性，而是產生了不均勻和斷層的全球體系，因為不平等的發展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S.Makdisi: Romantic Imperialism: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niv. Pr, 1998, pp.177-182.。這種帝國有着明確劃定的邊界，不過明確的邊界並不意味着帝國主義準備自我克制，邊界的意義在於用以禁止其他人隨便進入而危害帝國或分享帝國的利益。與古代的領土擴張主義有所不同，帝國主義在控制世界方面主要表現為（1）在條件允許的地方開拓境外殖民地；（2）在不容易通過征服而變成殖民地的方，則強行發展不平等貿易（“大英帝國的性格是商業性”，它是個國際貿易體系D.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Pr, 2000, P.8.）；
（3）通過現代性話語重新生產關於事物、社會、歷史、生活和價值的知識或敘事，以此把世界劃分成中心的、發達的、有神聖法律地位的一些主權“國家”和邊緣的、不發達的、沒有自主性的“地區”；劃分成“有歷史的和進化的”世界和“沒有歷史的或停滯的”世界，通過這種不平等的知識生產來造成其它地方的知識退化。二戰之後殖民地紛紛獨立，並加入民族/國家體系，同時世界各國都強化了民族主義意識和主權要求，於是現代帝國主義也就與時俱進地轉變為全球化帝國主義。
全球化帝國主義就是美帝國主義模式M. Hardt and A. Negri 論證說，新帝國與歐洲老帝國非常不同，它產生於美國的憲政主義（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它更像羅馬帝國，而不是歐洲帝國主義。參見Empire, Harvard Univ. Pr, 2001。首先，全球化帝國主義儘量繼承了現代帝國主義能夠被繼承的特性，主要表現為對其它國家的政治霸權、經濟支配和知識霸權，從而形成“依附”格局所謂“依附”，就是指“一些國家的經濟受制於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展和擴張……依附狀態導致依附國處於落後和受統治國剝削這樣一種局面”。見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02頁。
依附的政治和經濟格局雖然是現代帝國主義的特性，但只有在全球化時代才可能被強化到極致，以至於全球化帝國主義能夠形成對世界的全方位控制和霸權，按照美國自己喜歡的說法則是“美國領導”（American leadership）。這種“美國領導”被J.奈生動地解釋為“硬力量”和“軟力量”的雙重領導J. Nye 呼籲美國加強它的軟力量以補充其硬力量，儘管美國已經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力量”，但單靠硬力量還不足以“在世界上為所欲為”。參見 J.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 Pr. 2002.，即由美國領導和操縱的全球政治權力體系、世界市場體系和世界文化知識市場體系，而且這些“世界體系”都僅僅達到最大化美國利益和僅僅普遍化美國文化和價值觀。也許奈是對的：建立文化知識的統治比政治和經濟的統治更是一勞永逸的解決。因為只有文化知識的統治才能夠通過使其它文化知識傳統作廢而達到使其它心智（the other minds）作廢。要達到這樣宏大的目標，如果僅僅是發展了現代帝國主義的手段，顯然是不夠的。於是，全球化帝國主義創造了一種超越了現代帝國主義的新遊戲。如果說在現代帝國主義遊戲中，帝國主義依靠強大實力而永遠成為贏家（比如說總能夠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在這個全球化帝國主義新遊戲中，帝國主義不僅由於強大實力而永遠是贏家，而且還是惟一有權選擇遊戲種類的主體，以及遊戲規則的惟一制定者。於是，美國就成功地成為世界遊戲中惟一的法外國家。很顯然，當集參賽選手、遊戲規則制定者和遊戲類型指定者這三個身份於一身時，就必定是個法外選手。不過美國的無法無天並非完全歸因於美國的野心，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世界缺乏世界理念、世界制度和足以支持世界制度的力量，而這正是這個時代提出來的嚴重問題。
天下模式。在思考或許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問題上，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則上具有哲學和倫理學優勢（virtue），它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夠反思世界性利益，它又是一個衝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於保證世界文化知識的生態。由於天下概念意味着先驗的、完成式的世界整體性，因此它是個全球觀點（globalism）而不是全球化要求。必須強調的是，雖然天下理念是中國提出來的理論，但天下體系的理想不等於中國古代帝國的實踐。由於中國古代帝國僅僅部分地、而且非常有限地實踐了天下理想，所以這一不完美的實踐主要是形成了專制帝國，而並沒有形成一個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樣。顯然，天下理念只是一個理論準備，它僅僅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和值得利用的思想資源，特別是天下理念所包含的世界先驗一體性觀念、他者哲學以及和諧理論。
世界制度在現實性上儘管遙遠，可是它又是世界的迫切需要，這一點有些悖論性。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本身就是這個世界作為“問題世界”的集中表現。為了不捲入煩瑣論證，在這裡我們不討論哪一方比較正義或不正義，重要的是，這一事件說明了這個世界沒有能力解決世界性問題。世界的無能在各種衝突還沒有極端化的時候並不明顯，因為人們似乎可以指望“對話”，尤其是哈貝馬斯想象的滿足了理想商談條件的長期理性對話。但是哈貝馬斯忽視了兩個致命的問題：（1）有一些事情無論經過什麼樣的理性對話都仍然是不可互相接受的，即“理解不能保證接受”的問題；（2）還有一些事情涉及當下利益，如果不馬上行動，就會錯過機會而失去利益，即“時不我待”的問題，它說明了在對話上的時間投資會導致利益上的損失。於是，當問題以話語的方式提出來時總是不太嚴重的，而當問題以行動的方式提出來，世界就茫然失措，因為沒有什麼樣的話語能夠回應行動的問題。這就是“對話哲學”的破產。
傳統哲學曾經試圖獨斷地給出關於事物的真理，但是各種文化和不同的知識體系的存在使得單方面的真理成為不可能，於是當代哲學的一個努力是把真理的證明轉化為觀念的對話，“同意”（agreement）優先於“真理”。但是現在我們又看到了對話哲學的破產，當行動提出話語無能力回應的問題時，對話哲學就破產了。哲學在追求真理與知識，繼而又是追求利益和對話的路上走到了頭，現在有理由認為，我們通常用來表述和分析各種問題的“概念體系非常可能有着嚴重缺陷，以至於不能正確地理解事物。概念體系構成了思想的“計算單位”假如計算單位不合理，即使思想的計算在邏輯上都是正確的，仍然可能錯過重要的問題。前面的分析正是試圖分析西方概念體系中的一種偏好，它總是選擇諸如“個體”和“民族/國家”這樣的實體作為決定性的計算單位，這種計算單位隱藏着一個內在的秘密：它的利益是獨立的，不必與他者的利益掛鈎。於是，對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以（1）不把他者的利益考慮在內；或者（2）如果涉及對他者利益的計算，那麼就只想損人利己。這種行為不是倫理上的無恥或缺陷，而是一個利益能夠單獨成立的存在單位的存在論邏輯（ontological necessity）。假如給定生活目的是利益，那麼這種個體存在論（the ontology of individuals）是合適的，但是假如生活的目的是幸福，那麼那種個體存在論是不成功的，因為，幸福的存在論條件是“關係”，幸福只能在成功的關係中產生，幸福只能是他者給的，自己不可能給自己幸福。中國哲學概念體系所偏好的“計算單位”往往強調一種存在論單位的關繫結構，典型的如家庭和天下。中國哲學更為關心的是關係存在論（the ontology of relations）。具有關繫結構的存在論單位所提供的是關於幸福的邏輯，即它假定他者是自己的幸福條件，甚至存在條件。基於“關係”而不是“個體”的哲學便形成了“無立場的眼界”（the view from everywhere），而不是“特定角度的眼界”（the view from somewhere）。這樣的概念體系對於分析和解決世界性問題是必需的，否則甚至不可能發現世界性問題的癥結所在。
不過，傳統天下理論還只是關於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論準備，仍然有大量疑難問題存在，尤其是目前缺乏足夠的實際條件來實現一種世界共同認可的世界制度。其中尤其缺乏的是，能夠形成世界性利益的社會結構，就是說，現在世界上的社會運動和人們的行為基本上都趨向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而很少去發現和發展世界共同利益，所以很難形成人們之間或國家之間的“正面外在性”，即各方的行為碰巧在客觀上形成互惠結構配置，也就是各方之間存在着利益的互相依附關係。許多人追求世界各國或各地在政治社會制度的同質性，這種做法很可能無助於解決任何衝突，因為政治制度的同質並不邏輯地蘊涵實際利益的對等和公正。因此，
對全球政治社會制度同質化的追求也許不是錯誤的，但非常可能是無效率的。各地人們所能夠普遍滿意的真實條件，其實是物質利益和權力、知識和話語的發展水平的等量化，這樣才能消解世界上的衝突、矛盾和戰爭。簡單地說，凡是僅僅能夠兌換成權利（rights）的東西都是虛的，凡是能夠兌換成權力（power）的東西才是實的。
世界性利益不能僅僅是觀念，而必須是實際存在的利益，否則沒有人有追求它的積極性。如果在將來也不能慢慢地形成客觀利益上的互惠結構，那麼世界制度就將遙遙無期僅僅作為理想而存在。即使如此，理想仍然是重要的，它至少能夠讓我們知道錯在什麼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