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鳳凰衛視對季羨林進行了一次訪談———楊瀾問：“依您看，北京大學怎樣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季老先生回答說：“北京大學本來就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但要更進一步，主要是錢的問題……”(《報刊文摘》2005年4月22日)
目前，在學術界比較認同的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是：培養出國際著名的有重大影響的傑出人才；師資隊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師級學者；有一批世界領先水平的學科；科學研究領導世界潮流並產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果；為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包括對文化、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等。這樣的標準也許不易“量化”，但有一點我卻知道，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北大無人得獎則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背負的文化傳統太重，新中國成立才半個世紀，時間太短，又是發展中國家，財力太薄，加上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反華心理長期作怪，意識形態歧視嚴重，得不了諾貝爾獎是自然之事。但是請注意，埃及、印度兩國早有人獲獎，他們的文化傳統重不重？日本在二戰戰敗後於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時間也不過半個世紀多點，可已經拿了12個諾貝爾獎，而且都出在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也遭受意識形態的歧視了，就這人家還獲了十幾個諾貝爾獎；就連國力大不如我們的小國如巴基斯坦、阿根廷都能獲得諾貝爾獎！實事求是地說，儘管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和經濟學獎的評選有時充溢了政治偏見，但三大自然科學獎的評選則比較公開、公平和公正。我不知道，在諾貝爾獎一個沒有，而且連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也是多年空缺的時下中國，季老先生說北京大學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學，論據是什麼？
2003年媒體曾報道過北京大學的一項改革措施：教師兩次晉升不成就解聘，也就是說凡是不能晉升到教授一職的所有教師都將遭到解聘。與北大的這一舉措相比，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是這樣的：數學界360年沒解決的費爾馬大定理讓普林斯頓大學一個叫懷爾斯的年輕人解決了，這個年輕人僅32歲就做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正教授。做了正教授後這個人就“消失”了，9年沒出文章。但是普林斯頓大學允許他存在，9年以後就出了最傑出的成果，拿了數學上唯一的一個菲爾茲特別獎，這種極高的評價絕對不亞於諾貝爾獎。普林斯頓大學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納什，他早年出成果後不久，神經就出了毛病，一病就是30年。難能可貴的是，普林斯頓大學依然把他留在大學裡，並多方予以照顧。30年以後，奇蹟出現了，在家人和學校的關愛下，納什奇蹟般地康復了，結果在199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換到北大，兩次晉升不成還解聘，而懷爾斯9年沒出文章，他這教授還能幹嗎？尤其是納什，神經病30年，如果留到學校，對學校的聲譽肯定不會有好處……不能想象，已經到了21世紀知識經濟的人本主義時代，北大還在採用機械主義的管理辦法。
自從上世紀蔡元培先生擔任校長以來，因了先生“囊括大典，網羅人才，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思想，北京大學才成了中國數一數二的高等學府，才為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可是，北大的這一優良傳統並未延續下來，由於歷史的原因，現在的北京大學已與昔日的北大有了深深的“代溝”。可惜，時下的北大卻不敢正視這段慘澹的歷史。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紹北大歷史與現在的畫冊。可“中間有一塊巨大的真空——— 1957年到1976年的情況隻字不提。這是對歷史的閹割。”(余杰《北大校慶：一個斑斕的肥皂泡》，見《東西南北》2002年第6期，下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77年日本也出版過《東京大學百年》的畫冊。可對於學生運動並沒有迴避，而是“用了三幅氣勢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現。校方並沒有為這次學生運動平反的意圖，僅僅因為這次事件是東京大學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應加以呈現。日本人一向以篡改歷史著稱，東京大學的知識分子們卻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實記載了自己學校的歷史，當然包括恥辱的歷史。”
中國科學院院士、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校監）楊福家在談及中國的高等教育時說：“很多人可能沒有想到，在國內被頂禮膜拜的北大、清華，其實在世界大學的排名連前200名都排不進去，復旦大學只能排在300名之後，差距太大了。中國要想擠進世界一流大學，要走的路還很長。”(《報刊文摘》2003年10月 20日)多麼讓人掃興的事實啊，北京大學連世界大學的前200名都進不去，季老先生卻說北大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學了，老先生德高望重，說出的話卻如此矯情，也許正如蘇軾詩中所言的那樣，老先生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了。
當然，清醒者不惟楊福家院士一人。也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曾專程拜訪27歲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被稱為“當代經濟學家之父”的百歲老人陳翰笙，請他對北大說一句祝賀或希望的話，他沉默未語。一旁有人建議：“你就說希望北大越辦越好！”他繼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鄭重地說：“我希望北大辦得跟從前一樣好！”接着他又說：“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關心學生，第四要學生提高外語水平。”(《報刊文摘》2004年3月19日)依老先生對新舊北大的切身感受，現在的北京大學連解放前的辦學水平都達不到，更何談什麼世界一流大學。
希望北京大學要勇於正視自身的不足，拋棄世俗的浮華，以人為本從學術科研做起，先努力“辦得跟從前一樣好”，再逐漸迎頭趕上世界一流大學。倘能如此，我們的後輩子孫無須遠涉重洋，不出國門就能進世界一流大學深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