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的獨立人格問題

吳逸夫

一、“邊緣人”和獨立人格

在我的印象中，“邊緣”一詞是很帶有褒意的，例如“邊緣科學”、“邊緣優勢”。此外還有外交上的“邊緣政策”，比起時而這裡一邊倒，時而那裡一邊倒，今天是親密盟邦，明天反目罵街甚至邊界開戰的“小人之交”式的外交，自然也不失“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穩健風度。

但近年來，“邊緣”一詞卻常常出現在貶意的名詞中，最明顯的就是“邊緣化”和“邊緣人”。有學者將近代社會的幾個大悲劇都歸罪於社會邊緣人的作為。如德國之希特勒，屢次投考藝術學院而不取，欲進藝術界而不得；成為邊緣人後只好投身政治，將整個世界攪得天翻地覆。又如中國之毛澤東，到北大後只能做個小小圖書館員，沒有能象梁漱溟那樣混個破格教授進入主流學術界，於是乎投身政治，將整個中國搞得天翻地覆。美國培養的卡斯特羅，英國培養的卡扎菲，也可算是因為進入不了留學所在地的主流社會，反回頭領導反西方運動的例子。

“邊緣人”這幾年來也被用在介於兩種文化中間的人士，即既不能進入西方主流文化，又退不回中國本土文化，文化認同尷尬的留學、流學人士和各色新、舊華裔移民。這個用法基本也是貶意的。曾給大陸文學家帶來《傷痕》文學之名的作家盧新華有一首詩《落伍》，很傷感地，也很貼切地反映了文化邊緣人的狼狽處境。

„„

異國的

總不合水土

故鄉的

越看越糊塗

回歸的我

收縮在時光的夾縫裡

像是外星墜落的石柱

耐心傾聽時代變性的歌喉

醉眼忍看潮流迷亂的舞步

禁不住陣陣茫然

一種無所適從的悽苦

„„

以前也聽有流亡民運人士感嘆，“我們獲得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這話當然包含了多重的含義，其中不能排除有對成為邊緣人的悲嘆。

由於見多了對邊緣的哀嘆，最近看到《華夏文摘》有兩篇從積極角度來看待“邊緣”問題的文章，覺得格外醒目。一是第二八六期（九月二十日）上嘯塵的《美國隨筆：文化“邊緣人”》，作者認為“我們在美國遊走於邊緣的日子，真的是可以過出心平氣和的滋味的。”二是第二九○期（十月十八日）上北海的《我們需要邊緣文學》，作者認為“文化邊緣已經是本世紀並將是新世紀文化多樣性的必然產物。”

是的，既來之，則安之。淪落為邊緣人既已勢不可免，何不在其中發掘一點積極正面的東西呢？為何不能以比較優雅、健康的心態去處理呢？

邊緣人之所以感到悽苦，是因為不能融入某個文化群體而成為其中一部份。可是，如果有了“我就是我自己”的我行我素的獨立文化人格，是否能夠融入也就不成為問題了。畢竟，“融入主流”不是終極的和唯一的價值標準。

邊緣人一旦心理上獨立，就成為“獨立人”了。如同科學上的邊緣優勢一樣，文化自然也有邊緣優勢，只要我們耐得住寂寞去發掘。簡單地說，邊緣的優勢就在於獨立！“什麼都不是”，就“什麼牽制都沒有”，其實正是創新的契機。

反過來看，主流當然有其優勢，但未必沒有劣勢。成為主流核心，就會捲入太深而不能自拔；融入某種勢力，同時也會身不由己，失去獨立性。《書屋》今年第四期上有一篇《逢場作戲的悲哀》，講到郭沫若明明知道自己在逢場作戲，知道逢場作戲會遭後人嘲笑，但又不得不逢場作戲的複雜心理。可見郭因接近權力中心而失去自由。既然處在中心，他就不得不遵守中心集團的那套遊戲規則，說假話、肉麻話成了在中心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

二、中國文化中獨立人格的表現

海外學人對成為邊緣人的普遍感嘆，其實反映的是中國文人的缺乏人格獨立。中國文人的缺乏人格獨立，可以說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表現之一就是反映人格獨立的隱士、俠客的文化的退化上。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士人，無論是文是武，都是有很強獨立性的。文的進可以自成一家之說，成為百家爭鳴中的獨立一家，退可以作“不食周粟”的隱士。武的是獨立地隻身替天行道之俠客。《史記》中有《遊俠列傳》，將其尊為百家之列，作者眼光固然不凡！那時候的中國文化，是生氣勃勃、富有活力的。

到了唐朝，反映獨立人格的隱士、俠客文化還存在，唐人傳奇中不乏這方面的反映。如《虬髯客傳》就是。虬髯客後來知道競爭不過李唐集團，就到海外去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這是何等高貴的獨立人格！不比後代豪傑，天下一統之後就只能靠擁護新天子來謀求富貴。設想後代豪傑皆能如虬髯客一樣有獨立的開拓精神，試看今日之美洲，會是誰人之天下？

（《虬髯客傳》故事簡介：

時值隋煬帝臨幸江都，司空楊素掌大權，生活奢侈糜爛。一日，布衣書生李靖獻策求見，但楊素倨傲，兩人相談無果。楊素府聰有一歌妓張氏，手持紅色拂塵，在李靖離去後查得李靖投宿的驛站，當夜即投奔李靖，兩人私奔，共結連理，離開京師歸太原。

一日於靈石旅舍中，一滿臉虬髯（蜷曲鬍子）之人闖入窺看紅拂女梳頭，紅拂女識出虬髯客的不凡，當機立斷與虬髯客結義為兄妹，並且引丈夫李靖與虬髯客相識。李靖、虬髯客相見甚歡，虬髯客說自己殺了仇家，並拿出仇家的首級與內臟，最後他們以人肉共食。三人最後分別，並約定於太原相見。

抵達太原後，李靖引虬髯客透過劉文靜見李世民，虬髯客見之心死，請了自己的一位前輩道長來研究，前輩斷定世民為「真命天子」，虬髯客放棄逐鹿中原的意圖，再次約定李靖擇日相見。

李靖攜紅拂女至虬髯客門第，與虬髯客夫婦相見。虬髯客將全數家產贈與李靖以助李世民爭天下，自己則攜妻子與一仆離開。

貞觀十年，李世民已君臨天下十載了，李靖官至尚書左僕射兼任同平章事。一日，傳扶餘國覆滅，李靖知是虬髯客完成大志，與妻子張氏灑酒朝東南方遙賀。）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這樣豪邁的反映俠客風貌的唐詩後來就也看不到了。八九民運以後，雖然有主張用暴力推翻中共專制的激進宣傳家，但沒有真格地向李鵬之流投擲炸彈的孤膽英雄。這固然是時代不同的緣故，但獨立行義的俠客精神的喪失，多少也有點關係。

宋代以後，俠文化逐漸消失。《水滸》中的好漢們，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已經知道要利用“擁護今上”的合法外衣，但也因此失去了獨立性。連造反精神最強的阮氏兄弟，也高唱“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到了清朝，所謂的俠客們只能退而求次靠擁戴某個清官來謀求合法生存了，蛻化成了武俠文化的末流，即鷹犬文化了。另一種末流武俠文化，則反映於宗派傾軋的武俠小說。這種小說中的幫主們看似不依附於權貴，非常獨立，但也離不開爭鬥的對方和他方，好象只有在宗派鬥爭中才能顯示出自己的存在價值，本質上仍然是缺乏獨立性。而其中的幫凶嘍羅則以融入某個幫派為生存基礎。前些日子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連載之武俠文學小說《歸憶江湖發浩歌》，就是這種描寫幫派傾軋的武俠小說的典型，其格調之低俗，鬼怪神力之荒誕，實在是武俠文學的末流。鷹犬文學和幫派武俠小說的流行，反映了中國武人中的缺乏人格獨立性。

從文的一面來看，隱士的文化表面上保存下來了，但也已經發生了極大變質。早期隱士以追求人格一致為理想，是積極的。後代儒家的隱士則是求功名不成之後的退身之路，不是當初那種本衷的隱士了，是比較消極的。早期的隱士是不一定要隱居山林的，只要人格獨立，有何妨居住人口稠密之鬧市，故而《史記》中有“大隱隱於市”的描寫，反映了當時“大隱”們對人格獨立的自信心。陶淵明有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可見陶淵明也是不避人群的。後代的隱士則大多非要隱居山林不可，那是對在眾人之中維持人格獨立的缺乏信心所致：因為對主流社會的喧囂和熱鬧無法無動於衷，只好來個“眼不見為淨”。

這種獨立人格的缺乏，於今為甚。例如海外學人，普遍表現出學術上善於學習、闡發而缺乏理論首創性，這不能說同傳統文化的缺乏人格獨立毫無關係。其中某些頭面人物，忙碌於風塵道上：回中國則結交兩岸權貴，挾洋自重；回美則以同兩岸權貴的關係自耀。這也是喪失獨立人格的表現。

不僅精英文化缺乏人格獨立，民眾的俗文化也是如此。中國人“五分鐘熱度”和喜歡一窩蜂起鬨，如昔日之全民煉鋼、“千萬個雷鋒站起來”、到毛澤東時代的“八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全民造反，乃至八九民運的從風起雲湧到煙消雲散的直起直落，一直到今日之“十億人民九億商”，都是缺乏獨立人格的隨大流和從眾的表現。

所謂“中國的文化就是面子的文化”，“中國人是講面子的”這類觀察，其實也深刻反映了中國人的缺乏心理獨立性。所謂面子，就是眾人的肯定，例如成功了必要衣錦還鄉去接受父老鄉親的肯定，才算不枉發達一場。中國人的成功似乎存在於旁人的評價之中，缺乏獨立的價值操守。

那麼，導致中國文化中獨立人格退化的原因何在呢？以下我們從不同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三、獨立人格退化的原因

中國文化的缺乏獨立人格這一特徵，首先同中國文化的另一個特徵：大一統特徵，是直接相關的。

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從孔子的“着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開始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就把所有“犯上者”稱為“天下共討之”的“亂臣賊子”，於是乎“非王即賊”，沒有廣闊的中間地帶可以遁身。於是知識分子們一旦發現自己“甚麼都不是”，失去歸屬，就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雖然儒家是大一統的始作俑者，但是一開始並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青睞，最先得專制寵愛的法家，就毫不客氣地將它和俠家一起貶為非法之列，《韓非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就是這個意思。但儒家畢竟是主張穩定的，統治者在用法家手段取得政權之後，當然希望社會保持穩定，就開始利用儒家。

法家、儒家都是主張大一統的和否認獨立人格的。但其否認的方式不同，法家來硬的，儒家來軟的。儒家之壓抑獨立人格，主要體現在儒家提倡入世出仕的價值觀，把仕途的失敗看作人生的失敗。當然，早期儒家也有“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的豪氣。但儒家根本上還是主張入世的，因此孔子在《論語》《子罕》中說“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坦率承認他的說學是準備待價而沽的。儒家首先失其獨立性於功名。

儒家其次失其獨立性於祖先崇拜。孔子的托古和自稱“述而不作”還主要是一種策略，但到了後來的儒家中就蛻化成一種僵死的傳統了。歷來的儒家主流文化，都是對先聖的“微言大義”作詮釋，極少獨立性、首創性。這對於中國的科學文化的發展消極作用極大。

無論法家、儒家，又同樣都是“官本位”文化。在這種非官即賊的文化壟斷之下，獨立人格必然受到窒息，中國文化從此也就失去了活力。《史記》中被立傳的人物是豐富多采的，反映了作者開放、多元的價值觀。但到宋朝之後，中國的歷史中所能看到的只有帝王將相、忠臣孝子和節婦。顯然，一個社會的價值觀越是單一，被扭曲的靈魂、被扼殺的獨立人格，就越是眾多。

當然，儒家文化和大一統思維方式的影響，還是比較表面的。根本上說來，依附主流主要是出於對個人對孤立的恐懼。例如認同中央政權，其實也就是認同多數。因此深一層來看，大一統文化心態揭示了“挾眾而自重”“挾眾以自保”的心理。國人對大一統的無限信仰，其實也是挾眾以自眾、自保的心理的反映。許多人認為中國只有大一統了才能免受外國侵略，才能保持主權獨立。其實世界上人口數百萬甚至幾十萬的獨立主權政府多得很，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有十億人口的團結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呢？大一統才能獨立強大的論點其實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嚴重缺乏！

魯迅特別憤憤不平於中國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特別憎惡中國人“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狀則四處逃散”的陋習，特別不屑“集體的自大”，又特別推崇“孤獨的勇士”，可以說是切中了中國文化之糟粕的要害。

前面所說的後半生完全失去獨立人格的郭沫若，他對自己的處境是有清醒認識的。那麼，他為什麼不能退出這個中心，過一種內心更為自由的生活呢？不能排除他對成為“貴族、平民什麼都不是”的邊緣人的恐懼。因為很顯然地，他這樣的人要回到平民階層已經不可能。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領袖似乎一旦下台，不是囚徒就是放洋，要回到本國的平民群體中實在很難。

讀文化革命的故事，常常會奇怪為什麼在國民黨面前能夠威武不屈的老共產黨人，在來自共產黨內部的迫害時那麼窩囊、軟弱。這裡面是否也有對成為“革命、反革命什麼都不是”的恐懼在起作用？受國民黨迫害犧牲，至少還會受到共產黨方面的認同和讚揚。反抗黨內主流而死，就可是“什麼都不是”了，於是只好昧着良心說違心話，作違心事。

四、獨立人格的建設

既然害怕孤立，是缺乏獨立性的根本心理原因，那麼不難看到，不能維護孤立者安全的社會環境，是民眾缺乏獨立性的主要社會根源。“所謂自由社會，就是孤立者是安全的社會”，可以說，自由社會是人格獨立性的重要保障。最近大陸政府對王丹判以重刑，對於獨立人格的建設實為一個不祥之兆。王丹有什麼罪呢？無非就是“思想獨立”“人格獨立”罪罷了。這樣陷害獨立思想人士的作法，對於中國文化中獨立人格的建立，對於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是一個極具破壞性的反動力量。

但是自由社會的建立，本身需要獨立人士的共同努力。因此，提倡獨立人格的可貴，使大家懂得何為獨立人格，懂得尊重和保護獨立人士的重要性，當是建設獨立人格的第一步。

當然，除了考慮安全的因素之外，物質的考慮也是一個因素。象莊子那樣能夠在餓了啃草鞋的情況下堅持他那偉大的哲學和文學的獨立追求，實在是需要極大的勇氣。

因此，所謂人格獨立，總而言之，就是獨立於權勢，獨立於功名，獨立於世俗和時俗，獨立於物慾。

在一個舊理想消亡和新理想有待建立的轉折時期，提倡人格獨立性尤顯其必要，因為只有獨立的人格才能創立新的理想和價值標準。

需要指出的是，提倡獨立並非提倡造反和反傳統。肯定邊緣也決非否定主流。邊緣和主流是相輔相成的。主流維持社會的常態運作，邊緣不僅有制約作用，也提供變化和發展的選擇。真正的獨立人格，表現於“反壟斷”而不是“反傳統”。邊緣人出身的希特勒、毛澤東之流，雖然反傳統，但是並不反壟斷，不過他們是要拿自己的壟斷取代人家的壟斷，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派而已。反傳統而不反壟斷，仍然沒有對多元的寬容，思想方法仍然是直線化、簡單化的。

在主流和邊緣之間，並非總有善、惡的區分。人們之所以有不同的取向，只是因為個性和命運使其然而已。有人天生適應主流、有人天生獨具一格，這是造物的創造。重要的問題是不要歪曲自己的天性，要尊重造物的創造。人格獨立首先要自重、自信。

一九六四年，薩特拒絕了他獲得的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其理由就是不願意失去獨立性。他的聲明題為“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薩特在聲明中說：“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這種態度來自我對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讓－保爾·薩特還是讓－保爾·薩特－－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決不是一回事。„„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薩特對獨立人格的執着追求和堅持，對於我們當是富有啟發的。

兩年前，馬悲鳴君撰文《一隊夷齊下首陽》，告誡海外中國人一邊倒向中共政府的前景。考慮到中國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人的獨立精神，這個告誡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現在為獨立的中間立場請命，就是希望中國的精英們不要不是作造反派，就是作歌德派。如果民運高潮個個是激進異議份子、民運低潮時紛紛向政府靠攏示好，中國文化的獨立人格恐怕永遠建立不起來，中國文化的衰弱退化恐怕是勢難避免之事。

一隊夷齊下首陽

馬悲鳴

一、一隊夷齊下首陽

武王伐紂時孤竹國一對公子弟兄，長曰伯夷，幼曰叔齊，兩人一起攔住武王坐騎，力勸其不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以暴易暴。武王不聽，滅了殷商。夷齊兄弟只好避居首陽山，義不食周粟，竟至於餓死了。後儒多以這對兄弟為守節的典範。

大清國坐穩了江山以後，明朝那些練儒術，講氣節的儒生怎麼好意思出仕？可那時還沒有計算機軟件工程這種腦力勞動專業，知識分子若不從舉業，就得回家務農了。而務農是很辛苦的事，又不能旱澇保收。清王朝當然不願意看到滿天下的儒生都給明朝守節。康熙皇帝也看出了這些遺民知識分子的窘態，於是開了個博學鴻詞科的考試。名稱很好聽，其實只是做做樣子。只要知識分子肯出來應舉，就都能給個官做。開頭還有很多人觀望，假裝在那裡守節。等看到首屆舉子如此輕易就當官取富貴以後，他們再也守不住了。於是從第二期開始，天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就都趕來應舉。康熙以此法讓儒生們輸了個徹底，保證了大清國小三百年天下的安定團結。

當時有人譏諷那些趕考的舉子是“一隊夷齊下首陽”。我們可以想象一群破衣爛衫假裝的伯夷叔齊們排着長隊，浩浩蕩蕩走下隱居的首陽山，進京求富貴時的那付沒骨頭樣子。

二、文天祥為什麼不降元

最近《北京之春》連續載文，討論海外民運人士回國是否有失尊嚴。筆者的看法是∶“無名之輩無所謂，有名之人有講究”。名人回國確實應該考慮自己的身分。

當年元朝的忽必列汗滅宋以後非常器重被俘的南朝狀元宰相文天祥（文山）。文天祥雖然才華橫溢，可生活上卻是個很不拘小節的花花公子。忽必列優待文天祥，虛宰相之位達數年之久以待其降。但文天祥還是寧願死節。最後忽必列只好成全了他。文天祥在禁所時他弟弟文溪來信問自己是否可以出仕的問題。文天祥回答說可以。因為他的弟弟沒做過宋朝的官，沒食過宋朝皇家的俸祿，因此不欠趙家人情，可以出來給元朝做事。但他自己做過宋朝的宰相，因此必須盡忠，寧可死節也不能再給元朝做事了。文天祥是宋儒理學的產物。

如果文天祥當了元朝的宰相，那麼今天人們會如何看待他呢？明朝沒有宰相，最高行政首腦叫大學士。明末的大學士洪承疇就具有能和文天祥比肩的才學與地位。他就被俘降清當了清朝的開國宰相。清朝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制定的，而且定得相當不錯。後人心目中洪承疇和文天祥的歷史地位判若雲泥，連大清家都把他列名《貳臣傳》，最後他竟因此而氣死了。洪承疇是明儒禮教的產物。

曹長青先生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里指責民運人士回國有失尊嚴，並以被中共當做典型宣傳的徐剛和吳國光等人為例。吳國光先生聞之大怒，發表文章質問曹長青∶凡當年海外的留學生幾乎無人不曾參加過反對中共武裝鎮壓的抗議示威，如今他們回國的越來越多，自己不過是他們中間的一員，憑什麼不可以回國？！

這話很有道理，回國乃是吳先生的公民權利。但吳國光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吳先生自己的政治名人身分。

三、名人回國，有失尊嚴

記得六四過後不久和一位出得國來的名人打電話時，對方不無得意地說，美國有個內部掌握的政策，對“部主任”以上的前中共高級幹部給以特殊優待，可以直接拿綠卡，而不必象廣大留學生那樣年復一年地等待總統的特赦令。這個“內部掌握的政策”是否確有其事，筆者未曾查考，姑妄聽之。

在另一個公眾場合，某名人指着另一位名人介紹說，這位先生是六四跑出來的地位僅次於某某的，官位最大的人。

原來這些名人亡命美國之後，還是要講究他們自己在中共黨內掙得的地位！

吳國光先生是《人民日報》的評論部主任，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兼民陣綱領的起草人，還是鮑彤的得意門生。不但所有回國的留學生，就是在整個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人里，大概無人能與吳先生比肩。吳國光直到最近還在海外發表內容廣泛的政治評論，是個至今沒有消聲匿跡的大名人。

和文天祥同意他弟弟事元，而自己則寧可死節一樣，名人回國確實要考慮是否有失尊嚴的問題。中共一貫的政治謀略是“儘量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一小撮”。對於海外民主運動來說，這“一小撮”就是包括吳國光先生在內的政治名人。既然是要孤立打擊這些名人，中共號召海外人士回國，既往不咎的政策，自然就不包括他們在內。

如果名人回國當然也可以，那就得忍受折腰的屈辱。中共正在那壁廂坐等着羞辱這些名人呢。回來一個名人，算是消滅掉一個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回來兩個，消滅一雙。回來得越多，消滅得越多。全都回來，全都消滅。乾淨、徹底、全部地完成分化瓦解海外民主運動的統戰指標。

六四之際，詩人徐剛和劉再復一起叛逃。徐剛在《民主中國》上發表了他是“頭頂着父親精液出生的”孩子以後，無法忍受大名人在海外乏人問津的寂寞，回國去了。把冒死救助過他的地下交通員出賣給了中共保安機關做重新獻媚的見面禮。他回國後即發表報告文學，恩將仇報地大罵收容他避難的仗義之國。徐剛此行，連劉再復都不齒。

吳國光先生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比徐剛更高，正是中共瞄準了要孤立打擊，或者等着回國受辱的那一小撮名人里的一個。可不知吳先生是怎麼想的，偏偏就大不列顛地回去了。但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隨手就把吳國光提溜出來和徐剛並列，做了個海外名人回國的典型四處張揚，盡情奚落了一番，而完全不顧及這位堂堂該黨前總書記政治報告起草人的麵皮。

當吳國光四處闢謠時，卻從不曾回過頭來想一下，中共為什麼要造謠和為什麼能造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個令中共有機可乘的破綻是吳國光先生自己賣給中共的。設若吳先生根本不曾回國，中共端是造不成謠。

象吳國光這一流的政治大名人踏入國門，中共怎麼可能裝聾作啞，充耳不聞，聽之任之呢？對於一個在中共高層混跡過的人來說，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

吳國光先生自取其辱而不自知，反而在一些枝節小事上強辯。孰不知中共已經不計較包括吳國光在內的這一小撮海外名人的細微末節了。不管吳先生怎樣和中共辯，怎樣和曹長青辯，只要一回國，就算是輸掉了。

四、失敗者應怎樣回國

趙紫陽和八九學潮都敗了。不管是偉大的失敗也罷，“夾這尾巴逃跑了”的失敗也罷，反正是敗了。失敗者應該怎樣回國呢？

法國的拿破崙也失敗過，並被流放到厄爾巴島上。後來他潛出該島登陸回國。拿破崙走到哪裡，哪裡的人民就起而響應。所有遇到的武裝阻截，拿破崙都步行從正面走上陣地前沿，直接報出自己的姓名。守備部隊的士兵一聽說是皇上回來了，馬上不再聽從指揮官的命令，掉轉槍口，連指揮官一起都加入到拿破崙身後的隊伍里歡呼前進。拿破崙兵不血刃，平步直回巴黎。這就是百日復辟，甚至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幕。還有誰能做到這步田地？

衡量中國的民運英雄也是如此∶踏上中國大陸，振臂一揮，就地拉出三百萬軍隊，把殘暴不仁的共產黨給推翻了。這是天下第一條好漢。做不到這一步的，別再牛氣！

第二等人物回國得搶着坐牢去。第一條好漢的功勞是沒本事想了，但苦勞還是要爭一爭的。將來勝利了，雖然數不出功勞來，總還剩點苦勞。

到第三流的人物才能說得上拒絕回國的夷齊。反正美國超級市場上賣的食品都不姓“共”，怎麼吃都不怕失節。

比第三流再低一層的才是那些回國觀光的精英或者政治名人。這其中不曾有過官身的還好說些，可是象給趙紫陽當過官的名人如吳國光者就更有身分上的不當。

五、虛名累身

吳國光和徐剛之間確實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但不回國的夷齊與吳國光之間也確實有零步到五十步的差別。曹長青的第一篇文章已經算是把話說到點子上了；儘管有些言辭上的不敬，也沒有什麼反駁的餘地。吳先生駁之，決於回與未回兩句之間耳。若果曾回去過，則曹長青沒有造謠。

吳國光回國就和當年挑起八九學潮的方勵之避難美國使館一樣，幹了不是自己的身分可以幹的事！方勵之此行至今還在遭受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的責難。而任何其他沒有這種特殊身分的人避禍外國使館或者回國都不會引起類似的非議。吳國光先生當然可以拿自己的公民權利辯解，但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了。

六四剛過時，曾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名人出過好一陣子風頭。可他們如今都在哪裡？

沒人知道！

他們或許改行作生意去了，或許就真的是回國了。這些人為什麼既沒遭到曹長青的指責，也沒有受到中共的奚落呢？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趟政治這一行的混水，不再當名人了，而吳國光先生卻為虛名所累。

當名人，尤其當政治名人，是很得意的事。正因其得意，也就不可能當得太便宜。當年那些精英們忘乎所以地成名，輕易就敢以職業政治家自詡的時候，萬萬沒有料到今天還有不能隨便回國和動輒得咎的倒賠。其實這種對當初“得意”的支付，旁觀者看着是很公平的事。

要麼不當名人，那麼來去自由。要麼當名人，那麼就得隨時想着自己的身分和公眾形象。當政治名人和來去自由，二者不可兼得，就看您是取魚還是取熊掌了。

六、結束語

海外的事業已經差不多算是輸了。現在我們還要等着看提出“我們要笑着回家”的通緝要犯柴鈴、李祿之輩回國；等着看譴責徐剛回國賣友求榮的劉再復回國；等着看在講演中發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趙紫陽手下的體改所所長陳一咨回國。

如拿破崙般平步北京，推翻共產黨是不用想了。只要這些類似的精英名人既沒有如格瓦拉般真的回國運炸彈，拉杆子，又不肯爭着回國坐牢，而是“一隊夷齊下首陽”；不管下了首陽幹什麼去；就意味着整個海外民運事業徹底輸光。

原載《北京之春》94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