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斯坦福大學迎來了她的百年華誕。應該說,在世界一流大學當中，她還是比較年輕的。但她在發展人類智力、滿足社會需求方面，又是充滿活力、獨樹一幟的。在斯坦福大學百年校慶時的一篇紀念演說中曾這樣說道：“至今，恐怕沒有哪所百年的大學，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上的，能為大學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提供一個比我們所擁有的、更加有吸引力或誘惑力的機遇”。斯坦福正是處在這樣的一種位置上邁向她的第二個世紀，和現代社會一起迎接21世紀。斯坦福大學從地理位置上位於美洲-太平洋的邊緣、東方和西方交匯之處，而且也身處技術和人文兩大基礎學科的融合之中，如果斯坦福大學能在東方和西方、技術和人文之間成功建立一道溝通的橋梁，那麼可以預言，斯坦福大學將能為解決困擾當今世界發展和進步的一些疑惑作出非常有意義的貢獻。
梳理斯坦福大學的發展史，我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它在“學術-技術-生產力”轉化上的傑出作為、在辦學理念上的高瞻遠矚、以及在學校管理上的獨樹一幟。
斯坦福大學,全稱小利蘭·斯坦福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891年10月1日正式開課。首任校長喬丹向師生和來賓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他說：“我們的大學雖然是最年輕的一所，但她是人類智慧的繼承者。憑着這個繼承權，就不愁沒有迅猛而茁壯的成長”。他宣布：“我們師生在這第一學年的任務，是為一所將與人類文明共存的學校奠定基礎。這所學校決不會因襲任何傳統，無論任何人都無法擋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標全部是指向前方的”。一個世紀以來，斯坦福大學為幾代年輕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條件和學習條件，產生了許多影響世界的著名科學家、學者，並出現了已經或可能改變世界的種種設想。她在教學和科研上的成就，使她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實際上，說到斯坦福大學就必然會聯繫斯坦福研究園區和“硅谷”。很多早期的帕洛·阿爾托的工程師都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但那個時候，同美國的無線電公司（RCA）相比，加州的工廠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同東海岸的大學相比，斯坦福大學也不過是小弟弟。1920年斯坦福大學還只是一所“鄉村大學”，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評為全美大學的第一名。是斯坦福大學的崛起為硅谷微電子工業創造了條件，同時，硅谷的發展也幫助了斯坦福大學，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
斯坦福大學與硅谷彼此的發展之所以能聯繫起來，一方面是時代發展與演進所提供的機遇；另一方面一些個人或集團的主觀創造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回顧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相得益彰的關係時，我們不得不關注連接斯坦福大學和硅谷的橋梁——斯坦福研究園區。
斯坦福研究園區是由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教授於1951年創建的，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園區，被譽為“研究園區之父”。四十年代後期以來，由於聯邦政府決定加大對教育的投資，美國的教育得到復甦。對當時偏於一隅的斯坦福來說，與東部的名牌大學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同時西部遠不如東部發達，且人才流失嚴重。當時的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教授認為，高校的未來在於人才。在他看來，“大學不僅是求知的處所，它們對一個國家工業的發展、工業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區的聲望，都可以發揮巨大的經濟影響，“而且要成為第一流的大學，必須有第一流的教授”。但當時的斯坦福對名牌教授並沒有吸引力。為此，特曼提出了他的“學術尖端”的構想，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吸引頂尖人才。對此，特曼曾有這樣形象的解釋：“一個運動隊裡與其個個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個能跳7英尺高”。同樣的道理，如果有9萬美元在手，與其平均分給5個教授，每人得1.8萬美元，就不如把3萬美元支付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讓其他人各得1.5萬美元。“只要有好的教授，他們就會吸引政府的投資，也會吸引研究生和有發展潛力的年輕人，使學校興旺發達”。其實，這也是特曼教授的一個預見：努力提高斯坦福的聲譽和實力，以在未來不遠的政府投資中獲取儘可能多的教育經費。特曼教授“學術尖端”構想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樹立若干學術上的頂尖科系。他認為，首先的突破口有3個：化學、物理和電子工程。事實上，物理和電子工程直至今天也還是使斯坦福大學享譽海內外的兩大優勢。
正是基於以上招攬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學術尖端”構想，特曼教授和當時的校長華萊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決定把斯坦福的土地變成金錢，而把錢——通過聘請著名教授——變成了學術上的威望。他們的辦法就是如此簡單，出租土地為學校掙錢。在原來老斯坦福的贈予書內，寫明了這些饋贈的土地（斯坦福校區）不許出售，但沒有禁止出租。所以，他們就劃出7.5%的校園土地，約655英畝，出租給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工廠，這便是後來的斯坦福工業園區。

一、創業精神——經濟文化的繁盛

在斯坦福大學的辦學過程中，始終貫徹着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思想，飽含着學以創業、學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開學典禮上所說的，“請記住，生活歸根到底是指向實用的，你們到此應該是為了為自己謀求一個有用的職業。但也應明白，這必須包含着創新、進取的願望、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這就是影響着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發展、成長的教育文化理念，她鼓勵每一個有設想的人去創業、去突破。而且與斯坦福大學共生共長的硅谷所衍生的進取精神，也成為了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
文化環境對開創一個企業是十分重要的。“美國最大的財產是他們對失敗的態度：能容忍失敗並傾心於承擔風險”。對一位致力創新的企業家來說，物質和精神的支持是同樣重要的。而斯坦福研究園區就可以為有志者提供這兩種支持。例如，當今聞名世界的惠普公司，就是在研究園區起家的。當時，在特曼教授學術和資金等各方面的幫助下，他的兩位得意門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創辦了惠普公司。斯坦福研究園區從一開始就既給予了創業者以高風險但高利潤的機遇、又為他們的創業提供一定的保險——技術、信息、資金的保障。正是提供了這種有冒險基礎的研究園區，使斯坦福大學自然而然就成為了人才流向地。由於人才、資金以及創業精神的聚合產生出了一些有巨大成就的公司，也正是這些有成就的公司才使得斯坦福研究園區和硅谷像一塊大磁鐵一樣，吸引着美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工程技術人才。這樣一種把大學與工業聯繫在一起的環境也造就了許多教授企業家，電器工程系教授林維爾（John Linvill）就是一個典型，他有數以千計的學生在硅谷工作，他本人也在好幾個公司兼職。1971年他與人共同創立了遙感系統公司，專門製造視覺--觸覺轉換器，使得目前在美國已經有上萬名盲人享用電子式的閱讀。除了教授企業家和工程師創業家外，還出現了大學生創業家。馳名世界的蘋果電腦公司，就是由兩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喬布斯和沃茲尼克創辦的。創業已經成為了斯坦福大學的一種重要文化，這也是研究園區和硅谷根深葉茂的深刻底蘊。斯坦福大學甚至開設了創業課程，從理論上給企業家進行指導。一些著名的創業家，如擅長銷售的AMD公司創始人桑德斯，不斷另起爐灶的“創業狂”安戴爾，電子遊戲工業的泰斗布什內爾等等，都是在這裡起家和成長的。
斯坦福不僅吸引了學術人才和創業能手。同時，研究園區對學術市場化的操作模式還催生了一種有利於新企業萌生的經濟環境，正是這種高科技、高風險但高利潤的經濟環境在吸引着各種各樣的創業者。由於研究園區把大學的智力和工業界的財力結合了起來，其所產生的巨大的生產力，已經引起政府的重視。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了實施“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的機構。該計劃有助於小企業、新興企業得到私人投資和其它來源的研究和開發資助，以及鼓勵它們與大學、政府機構或大公司簽定工作協議。例如，小企業的創業者可以從聯邦政府得到5萬美元的撥款作為開辦費，繼而可以發行幾百萬美元的公共股票。聯邦政府能夠以資助和貸款方式為它們提供直接的幫助，而且對小企業投資將用優惠的稅收方式提供間接的鼓勵政策。此外，州政府還以冒險資本計劃和允許發行免稅工業集資債券，以支持小企業的開辦。總之，創業者可以得到許多方面的財政和政策支持，特別是硅谷地區提供風險資本的優越條件，是斯坦福研究園區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研究園區推動整個硅谷發展的核心動力。

二、尋求大學的生產性功能：發展大學與工業的合作關係

科技是生產力，知識是科技的基礎，大學是生產知識的最重要的地方，這一系列的邏輯關係推動着大學把知識投向工業，使工業以科技取得發展、創新。這種邏輯關係正是“實用教育”觀念的體現。斯坦福大學的斯坦福先生的“實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的教育觀從一開始就影響着斯坦福大學的成長。斯坦福先生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是作為一個實業家進入社會的。實業家的社會實踐，使他懂得教育對于振興實業的重要性，同時，他又明了實業界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特別是什麼樣的高等教育。“實用教育”也就成為其創辦斯坦福大學的理念。而作為斯坦福研究園區創辦者的特曼教授也是持此種觀念的重要人物，他反對把大學辦成一個脫離實際的“象牙之塔”。他預見到，50至60年代聯邦政府將重新關注高等教育、增加對大學的資助。於是，在他的領導下，於1944年制定了大學未來20年發展規劃，以便能引起政府對斯坦福大學的重視、並充分利用聯邦政府的資助，把斯坦福大學從一所地區性大學變成全國著名的研究學府。規劃的要點包括：1、結合斯坦福大學的尖端學科，努力使斯坦福大學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的中心。目標旨在使大學和工業聯合起來為高科技發展、地區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同時也可為該校畢業生提供優越的就業機會。2、把大學的財力、物力集中起來，用以吸引第一流的研究人員，組建各種前沿性的研究所、實驗室等，培育在某些方面“引導世界”的人才。3、同時也不忽視大學的基礎教育。在教學和科研的戰略上，把大學的二級學科視為潛在的“成長工業”的技術儲備。4、為了增加教師與工業進行聯繫的興趣，斯坦福大學制定了一套刺激這種積極性的報酬制度，並且優先考慮可能對大學學術目標作出貢獻的企業進入研究園區。
斯坦福大學現任校長格哈德-卡斯帕爾（Gerhard Casper）於1998年新學年對新生的演說中，再次明確了斯坦福的一貫傳統，提出了"大學是一所公眾服務機構"的思想。他還闡述了“大學行使商業機構的功能並不是一件壞事”的道理，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常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而且大學如能得到更多的資金的支持，那麼學校的教學、科研和開發等職能就都能夠開展得相當充分、而且有步驟。這樣對學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公共福利都是有一定益處的。
保持持續不斷的大學-工業的合作關係，是斯坦福大學的傳統，是為學術的高水平和為公共服務而努力的重要方式。這種做法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讚許和支持。早在1983年5月，美國總審計局向國會提出的報告就指出，在他們所造訪的研究園區、科學園中，發現有兩種方法可以把大學與工業保持持續的聯繫和維護大學傳統職責與目標結合起來。第一種方法是制定大學的發展規劃、政策時，把與工業的合作關係作為提高和保持大學高水平的學術、科研與開發計劃的一部分。第二種方法是把開辦研究園區的活動，列為大學公共服務職能的一個部分。而斯坦福大學在利用這兩種方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獨一無二的，她具有使大學與工業以及服務社會與達到最高學術水平結合起來的能力，而且目前，她仍是富有經驗地在進一步發掘兩者結合的更深層次的關係模式。

三、管理不是行政的、而是學術性的和生產性的，不僅僅是有序的、而且是有效的。

斯坦福研究園區的建設重點集中在土地的出租和管理上。最初研究園區的土地租借期為99年，1960年把租期縮短為51年，當時是需要預付租金總額的。到1987年，建立了每年支付租金的制度。這也可以看出，時代的進步以及硅谷的迅猛發展已成為斯坦福研究園區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優勢。斯坦福對投資者的申請特別謹慎，科研、開發和輕工業、製造業，被優先批准並允許長久存在，因為它們不會造成煙塵、噪音、臭氣或威脅生命的物質等。許多園區承租者，把注意力放在電子、航空航天、藥物和化學領域。由於研究園區對工業的進入有嚴格的限定，所以園區的土地出租必須經過談判，雙方的行為都應該建立在一個嚴格的商業基礎之上。比如，公司在園區租借到了土地，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和意願建造自己的建築物。但是在建造之前，必須該計劃報斯坦福大學批准才可以施工。而且，在建築物的規劃上，斯坦福的建築師和風景設計師要自始至終加以審核，以保證與總體布局相一致。公司要擴建或變更時，不管是次要的建築物和風景設計，還是輔助性的或裝飾性的結構，都必須經過斯坦福大學和帕洛·阿爾托市的建築審查委員會雙方的審查和批准。帕洛·阿爾托市的城市規劃有嚴格的規定，如園區內一英畝地的最大建築覆蓋率為30%，並且規定在居住區域附近最大建築高度為35英尺，地下建築深度為25英尺。對地下公共設施的安裝、道路的維護保養，園區的治安保衛和防火工作等也都有詳細的規定。雖然如此，各公司、企業仍願意在研究園區占有一席之地，因為這意味着成功機率的加大。地處園區內部，公司可以經常與大學相關部門接觸，通過這種接觸可以發現創業更多的機會。所以，在研究園區內的種種行為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謀求共生共長的發展和進步，並預期這些進展會導致社會的積極變化與改進"。因此，對研究園區管理的主導思想是：促成承租者、大學和周圍各團體的事業、並取得足夠的信譽。當然，在出租土地方面斯坦福大學和帕洛·阿爾托市都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斯坦福大學僅預付租界土地的所得，每年約有300萬美元。另外，每年的租金約有130萬美元。這些收入有相當一部分用於改善園區之用。“在建築管理上允許斯坦福保持有吸引力的和有特色的建築物和場地。大學的美學標準是高的，但是我們感到必須用一些附加費去建設和保持一個第一流的開拓區，這也是各個公司精明的投資，需要為雇員們提供愉快的工作條件”。

例1：研究開發機構

集成電路系統中心（簡稱CIS），是斯坦福大學微電子技術方面現代化的研究和教學實驗基地，被美國國家科學基地負責人稱為“未來科研的一種組合模式”。這個價值1500萬美元的高科技研究中心是由20個協會發起與美國聯邦政府合作建成的。該中心由電子硬件和計算機軟件兩部分科研人員組成。這個中心成立的背景是：政府認識到電子工業的重要發展前景和美國所面臨的挑戰。CIS創辦者約翰·揚在他的演講中說，美國以它的成果與世界上其它一切國家展開經濟上的競爭已經處於某種不利的地位。諸如高費用的人力資源、高成本的資金，以及地方性的分裂和美國對貿易的不關心。他說，美國享有的利益是它的技術，然而，技術是高度流動的，往往以高速度跨越國界。在科研和開發方面，美國也比它的貿易夥伴花費的力量小，同時將這些科研和開發轉移到商業應用上也是比較慢的。約翰·揚說：“我們的集成電路系統中心，可以起到傳播作用”。集成電路系統中心有許多研究小組，多數是與公司聯合組成，如數據庫小組、英特爾小組等，每個課題都能得到5萬美元以上的資助。許多課題都是科學前沿的高科技課題，如超微型計算機、平行系統計算機，據說世界上只有3個人在做此項研究；與國家半導體研究所合作生產一種新型半導體機器；與IBM、斯蘭貝格合作發展一種自動檢測半導體性質的專家系統，等等。激烈的競爭，使這裡集中了大批優秀的人才和充足的經費，給研究園區帶來了發展。由於集成電路系統中心的70-80%的成果可用於工業，這個中心在建設過程中及在後來的工作中，得到了許多公司的贊助。我們從中心門口牆上的銅牌上，就可看到刻有各公司的捐款情況。所以，這裡的設備理所當然是最先進的。

例2 大學與工業合作的各種渠道

研究園區實際上是將大學的智力和工業界的財力結合起來的產物，因此，大學和公司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為保持大學--工業之間良好的持續的合作關係，大學的實力與工業目標之間必須有很好的配合。對於研究園區的公司、企業來說，它們的成功，往往不是取決於諸如接近市場、原材料或有特殊技能的勞動力等方面，而主要取決於是否及早地取得了大學研究成果的信息。一些在高科技領域競爭的公司，為什麼要靠近大學？正是由於這些大學從事着科學領域裡的前沿工作。為取得良好的合作關係，企業既要尊重大學的學術目標，又要利用大學的智力。斯坦福研究園區不僅進行着基礎研究，還進行應用研究和開發活動。基礎研究不僅在大學實驗室進行，也在工業和研究室內進行。合作形式包括為大學提供研究資金、以應用為背景的基礎研究、以及工業對其進展進行持續地跟蹤。在大學實驗室和研究所從事的應用研究常常由大學教師和工業研究人員共同參加。開發活動則集中在工業實驗室。大學參加開發活動有兩種方式：一是教師當企業顧問；二是：企業吸收在開發活動方面具有研究經驗和才能的學生。例如，斯坦福大學有80位教師和大約400名學生參加了集成電路系統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外，斯坦福大學還通過多種形式加強與公司企業的聯繫。如開設專業課程、辦夜校、任顧問、當董事，共用研究設施、聯合研究、研究生參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請企業家當兼職教師或當論文評審委員會成員，等等。斯坦福大學還採用閉路電視，把生動、形象的電視課程傳送到坐落在研究園區的高技術企業，允許企業職工在不離開工廠的情況下獲得學位，對攻讀碩士學位者採取靈活措施，不一定要住校學習，甚至不要求寫論文。1983年大約有50個公司的350名學員攻讀"斯坦福大學優等成績合作計劃"的課程。各公司對這些學員的學習也十分支持，他們對參加學習的職工，支付了不正規學生加倍的學費。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很大的好處。對公司來說，技術轉移的速度十分驚人，往往教師剛剛獲得的實驗成果和畢業生的革新計劃，能馬上在公司中實現。對大學也有很多好處，如可以從公司企業那裡獲得用於建立研究獎學金、增聘教師和購置實驗設備的資金。特別是在硅谷，有許多公司曾在幾十年前因免費使用過斯坦福大學的實驗室而懷有感激之情，而今正是這些公司，在資助斯坦福大學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

結語

斯坦福大學的發展，同硅谷的繁榮，與斯坦福校友在硅谷的成績是分不開的。
1、如前所述，斯坦福因出租閒置土地而獲得一筆可以自由支配的穩定收入，從而吸引了人才，提高了該校的競爭能力。在硅谷地區發跡的斯坦福校友對母校也作出不少貢獻，這所學校有一種捐獻的傳統，許多校友都繼承了這種傳統。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當初從特曼那裡得到538美元的資助而辦起了惠普公司，在他們發達之後，不忘母校和師恩，於1977年回贈920萬美元，建造了特曼工程中心。惠普公司還是斯坦福集成電路系統中心這一現代化的研究基地的贊助者之一。前任校長肯尼迪為了斯坦福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進行了該校的第四次籌款活動，目標是11億美元，他們的目標不僅達到了而且還超出了預計的籌款數額。斯坦福大學財源茂盛是她發展的基礎。
2、硅谷成為斯坦福師生實習和開發基地，教授們在硅谷可以擁有自辦公司，或在各公司兼職，學生仍然可以在各公司實習和就業，師生們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在硅谷迅速轉化為技術成果或產品。與硅谷聯繫最密切的電器工程系，其大部分教授都以不同的方式參加了硅谷企業的活動。
3、硅谷的發展促進了斯坦福電器工程系的建設。如上面提到的特曼工程中心。以及有20家硅谷公司在該校建立的集成電路系統中心。後者是由林維爾教授主持的，該中心每年培養100名碩士，30名博士。20家公司對他們有優先僱傭權，它們還派出一定數量的研究人員到中心參加研究工作。這個中心的設施是世界一流的，它使電子工程系的教學和科研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使斯坦福作為硅谷的心臟這一地位更加穩固。斯坦福的設想誕生了硅谷，而硅谷的發展又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使斯坦福成為硅谷地區最成功的一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