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知識分子過勞死

這是近期知識分子過勞死的典型例子：

蕭亮中，男，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學者。終年32歲。據《南方周末》報道，1月5日凌晨蕭亮中在睡夢中突然與世長辭。擊倒這位年輕人的，是過度的勞累和生活壓力，以及他內心鬱積着的焦慮。

焦連偉，男，清華大學電機與應用電子技術系講師，終年36歲。據《新京報》報道，1月22日晚焦連偉突然發病去世。親屬及同事認為，這或許與他長期的超負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壓力過大有關。

高文煥，男，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終年46歲。1月26日中午，高文煥因肺腺癌不治去世。醫生診斷認為，繁重的工作壓力使他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

何勇，這位年僅36歲的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博導，因“彌散性肝癌晚期”於8月5日與世長辭。家屬與學校同事公認的死亡原因是過度勞累。

媒體一片惋惜之聲，竊以為，大可不必。

從對生命的尊重而言，在下表達深深的同情。但也正是基於對生命的尊重，無辜地或者同樣早早離開人間的工人、農民又何止400個、4000個，卻不見諸君有少許的言語。都是來到這個世間的生命，沒有必要大驚小怪。我們需要表達的是對死者家屬的慰問與同情。

諸位看到了4個過老死的學者，諸位是否看到了陳省身和楊振寧等人的長壽呢。基於高斯分布，皆是少數而已。是否有證據表明青年學者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了呢？我看沒有。報載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9歲降到了調查時期的53歲，這比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人均壽命75.85歲低了20多歲。諸位需要先確定數據的可靠性，再來討論這個問題。竊以為1964年的數據是有問題的！有誰相信1964年北京人平均壽命有那麼高。如果真有那麼高，那麼中國這40年的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20年難道是在作負功嗎？！！基於錯誤數據的對比怎麼會有正確的結論。我們不知道上海社科院如何得出53歲的結論，但以常理推之，其研究成果是有很大問題存在的，想來諸位都明白。從統計學意義而言，4個不構成一個樣本，所以上述只有新聞價值，建立在死者家屬傷痛之上的新聞價值。

但是，我們對死者表示惋惜，對其家屬表示同情。他們受了良好的教育，消費了社會比較多的教育資源，卻沒有機會回報社會。但什麼原因造成他們的過勞死呢。

首要的是沉重的生存壓力。西方高校定人定崗，大學沒有多少具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頭銜的人，而且他們出於優勢地位。中國的高校和西方的高校不同，我們的大學具有教授（副教授、講師）頭銜的人非常多，除去少數在行政部門的以外，其餘的教授事實上處於弱勢地位。有着繁重的教學任務，還有着局外人無法想象的給學校賺錢的壓力，你給學校賺不到錢，你別想晉升職稱，不能晉升職稱，你的收入就低，收入低則壓力更大！這就是現實。現在的房價是天文數字，大多數的青年教授都是從異鄉（可能是農村或者小城鎮）跑到高校所在地的大城市，他們還有父母兄姐，你說他們的壓力能小嗎？指望父母提供資助買房子嗎？對不起，父母沒有這能力的，甚至於父母的生活都需要他們！

局外人又要笑了，你拿不到科研項目怪誰，自己沒本事唄。嗚呼，上至973和863項目，中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小到各省市的自然基金和教委的科研項目，什麼時候按照申請者的科研能力來評過，那次不是關係！整個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

中國大學教授為什麼數量這麼多？這又是大學管理層殺人不見血的刀子。你們不是不好管嗎？嘿嘿，好辦，多招點教授，定高點兒考核指標，完不成的扣工資，還要我來做惡人嗎！呵呵，白紙黑字，規章制度，自己笨，沒辦法。試想，砍掉一半的教授和2/3的行政人員，絲毫不影響大學的運行，教授還有這麼多的壓力嗎！！！

蕭焦2位，估計是這些名校中的弱勢者，應該是比較沉重的心理壓力和生活壓力。至於高何2位，那麼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怪不得其他人拿不到科研項目，全被這些學霸高校拿去了，寧可累死家奴，絕不與他人共享。嗚呼，帶了15個研究生，鐵人呀！兄弟我帶6-7個本科畢業設計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最後要說的是幾句不中聽的話，這幾位呀，命。換我，我幹嗎要帶那麼多的研究生，幹嗎要手裡控制那麼做科研項目。換我，沒有項目怎麼了，沒有研究生怎麼了，嘿嘿，至少我還活着。勸你們去看看葛優的“活着”，去理解一下人生是什麼。別傻呼呼地給這幫沒心肝的記者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