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蒙流浪者 ——有些話，你不得不說，因為心中尚存的良知。——有些話，說出來就會付出代價。
十年前師大畢業後來到這座繁華都市——深圳，三個月後，經不住功名的誘惑，走進機關深宅大院，置身仕途官場。七年前，揣着激情夢想，背起行囊走進貴州烏蒙大山扶貧支教。支教結束，仕途坦蕩，破格提拔為這個城市中心區最年輕的處級幹部，以不到兩年的時間走完了通常要七八年才能走完的仕途歷程。然而文山會海成為煎熬，功名利祿淡而無味，經歷了兩年仕途生活的千錘百鍊後，為了生命中的泥土氣息和陽光雨露，最終向坦蕩仕途揮手告別。四年前，獨自一人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西去的征程，還是在偏遠的烏蒙群山，還是在那所山村學校，一千多個日日夜夜，三尺講台帶給我生命中最簡單真實，最濃厚醇香的快樂。因為支教，我變成一個在現實生活邊緣徘徊的理想主義者，一個頑固追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經歷數年起落浮沉，我早已心如止水，別無他求，快樂是我生存的唯一理由。於是從大山深處重回這座都市後，我再次選擇了教書，我相信，在紛繁複雜的塵世中，學校還是一片淨土，快樂還可以延續。
然而，回到這座繁華喧鬧的都市，在這所條件優越的省一級學校，我根本就找不到教書的感覺，根本就體味不到為人之師的快樂。在這所學校任教不到兩個學期，我甚至已經開始厭惡教書，這樣的心境變化連我自己也感到難以置信。支教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有多麼喜歡教書，而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會相信我竟然開始厭惡教書。在貴州支教期間，我寫了三十多萬字的山村教育調查報告《生命的底線》，我曾經想告訴大家真實的山村教育，但最終我壓制了自己的這份衝動，我不想因這篇調查報告傷害無辜的山村教師。回到都市裡，我的所見所聞更令人憂心，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相信自己目睹的絕非是一所山村學校和一所都市學校的問題，這是整個教育的問題。“教育一年不如一年了。”這是我在貴州和深圳聽到老師們最多的感慨，我不知道教育官員和專家是否能聽到這樣的聲音，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這些聲音。
小學六年，這些孩子究竟學到了什麼？！
我終於忍無可忍了，整整一節課時間，我把學生劈頭蓋腦地訓斥了一頓，這也是我在深圳市的這所“省一級學校”任教兩個學期以來，第一次因學生的考試成績迸發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去翻閱辦公桌上的數學試卷，那上面的分數不堪入目。我的深圳學生的成績竟然遠遠趕不上我的山裡學生，這讓人難以相信，難以理解，難以接受。
學校初二年級進行了一次“月考”，這套沒有什麼難度的數學試卷竟然把這所省一級學校的學生考得落花流水，全班四十二個學生中得分在二十分以下的有五人，而在初二年級380多個學生中，及格率僅50%，三十分以下的超過五十人，十分以下的有近十人！事實上，如果沒有選擇題和填空題，如果排除作弊的因素，很多學生的得分是幾分甚至0分！也就是說，這群孩子從小學到初中讀了八年書，他們什麼也不懂，他們什麼也沒有學到！考試結束後，我把一個學生叫到辦公室，問了他幾個問題：①：三角形一個角是90°，一個角是30°，第三個角是多少度？②：一個正方形的邊長是2，面積是多少？③：一個圓的半徑是 2cm，面積是多少？④：-23+7等於多少？⑤：21a－9a等於多少？儘管我有心理準備，但結果還是令我非常震驚！他只會做第一道題！而這樣的學生在我的班上至少有5人，在全年級更是“星落棋布”！數學全軍覆滅，英語也慘不忍睹，四十二個學生僅八個學生及格。這個班至少有十幾人對英語一竅不通，這些學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英語，很多學生掌握的詞彙量不會超過一百個。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二年級，漫長的八年，我真想問問，這些孩子們都學到了什麼？難道這就是素質教育嗎？差生面如此之廣，真是聞所未聞，前所未見。這是令人觸目驚心的現實，是與這座繁盛都市不相符的事實，那麼究竟應當由誰來為此承擔責任？“這些學生一屆不如一屆了！！”“下輩子再也不教書了！！”“教育太失敗了！！”老師們的吶喊聲中浸透着滿腹的憂慮和絕望，但是這樣的吶喊聲只能在狹窄的辦公室里瀰漫，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警醒。
在這所環境優美，教學設施一流的“省一級學校”任教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懷念烏蒙山深處那所山村學校，我的山裡學生。在支教的日子裡，由於師資緊缺，我每學期要任教兩個年級兩門甚至三門課程，每周課時超過二十五節，然而，即便是在這樣繁重的教學負荷下，我依然有時間畫畫，寫日記，拍DV，打牌，下棋，和山里學生走村竄寨，採風寫生，和山村教師吹拉彈唱，舉杯痛飲，在世外桃源快樂地度過每個時刻，我從來沒有感到過苦累，從來沒有感到過厭倦。每天摟着書本走上三尺講台，面對山里學生，我都感到心境明快，心緒暢然。當然，我的暢快心情源於孩子們出眾的學習成績。1998 年我的山裡學生曾經創造了地區統考數學平均分95.2分的記錄,2001-2004年由於受取消小學升學考試以及“普九掃盲”的影響，我的第二批山里學生成績已經大幅下滑，但他們的數學中考成績依然占據榜首。一個畢業於歷史系的志願者，帶着一群山里學生一路走來,一所偏遠的山村學校的數學成績超越省重點中學，校長說這是一個奇蹟。
也許這樣的奇蹟讓很多人不相信，但我和我的山裡學生相信。其實第一第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孩子讓我體味到了教書的愉悅和快樂，只是這樣的快樂消逝得太快，這樣的快樂在繁華喧鬧的都市裡蕩然無存。在這所都市學校任教數學近兩個學期了，實事求是地說，孩子們的數學成績已經有了顯著提高，但現實情況是，我任教數學以來的最低平均分，最低及格率都是在這所學校創造出來的。想想學生的數學基礎，我就感到頭皮發麻，臨近初三了，居然還有學生連簡單的四則運算都不會，面對如此巨大的後進生群體，我該堅持還是放棄？有老師奉勸我，趕走幾個差生，班級成績就可以直線提升，為了分數，為了升學率，不少學校都在明里暗裡採取措施，或勸退，或通過紀律處分讓差生“自覺”離開，面對分數壓倒一切的教育現狀，我該怎麼辦呢？說實話，我算是一個很寬容也很有耐心的老師，我曾經花了很多時間輔導後進生，也曾經在暑假裡放棄了外出寫生的計劃給孩子們補課，但事實證明這僅僅是我的“一廂情願”，沒有什麼效果。在這座都市學校中，僅僅兩個學期，我已經疲憊不堪了，我的信心，耐心和寬容心都被這群孩子消磨殆盡，我的絕望情緒與日俱增。
就在我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新聞媒體正在對這個城市的高考成績進行轟轟烈烈的報道。全省12個高考狀元中有4個出自這座都市，全省538個成績在800以上的考生有78個出自這座都市。這樣的成績足夠輝煌，這反倒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了，看看眼前這群數量巨大的後進生，他們如何讀高中考大學？前不久在《南方都市報》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2005年深圳市的高考錄取率為92%，位列全省前茅。也許有人為這樣的成績賣力吆喝，但我不會相信這些數字遊戲。《深圳晚報》刊登了另一則消息，廣東省的考生只要總分達到300分就可以被大專院校錄取。高考總分是900分，300分竟然也可以讀大學，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每科平均分30多分就可以成為大學生，大學生的含金量究竟還有多少？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進行高考錄取率統計，就算錄取率達到100%，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這並不能說明一座城市教育的輝煌，只能說是整個教育質量的下滑。在這座城市裡，有超過一半的初中畢業生不能考取公辦普通高中，高考的輝煌是建立在初中階段高淘汰率的基礎上的。其實，這座城市的高考狀元，清華北大名校學生冠絕全省，是這座城市“尖子生”工程的勝利。在殘酷血腥的高考搏殺中，一所學校成敗榮辱往往是取決於這所學校是否有高考狀元，是否有學生考取清華北大，這樣的評價標準已經代替了以前的平均分和升學率， “尖子生”的成功掩蓋了多少“差生”的淚水和教育中的問題呢？
事實上，從小學開始，這座城市中的很多學校就開始實施“尖子生”工程了。中小學的成敗榮辱也是看有幾個學生考進了當地名校“深圳中學”和“深圳外國語學校”。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這所“省一級學校”的差生面如此之廣，這樣的狀況令我感到非常震驚。由於小學升入初中不再需要升學考試，因此小學六年，這些孩子們究竟學到了什麼？沒有人知道，因為沒有評價標準，某些學校總是拿幾個尖子生來宣揚成績，來掩蓋教育的缺失。無論成績好壞，讀完小學的孩子都會進入中學，教學壓力和升學壓力就這樣不公平地轉嫁給了中學教師。
我又想起了支教。近幾年來，深圳源源不斷地派遣中小學教師，志願者到貧困山區支教。可是，我們真的有資格去支教嗎？我的深圳學生成績趕不上我的山裡學生，這是現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殘酷的現實。
折騰，折騰，為什麼要拿教育來折騰？
“這屆初三學生怎麼樣？”“比上屆初三差遠了。”“你們初二怎麼樣？”“別提了。”“你們還不算差，看看我們這屆初一，都不知道怎麼教。”這是我經常聽到的老師們的“共鳴”聲，而這樣的共鳴聲在這座城市的很多學校漫延。從貴州支教結束後，我一直都在思考，為什麼山村教育步步下滑，為什麼都市教育難如人意？為什麼教育改革風起雲湧，教育投資成倍增加，而戰鬥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們卻發出“教育卻一年不如一年，學生一屆不如一屆”的感慨？教育越來越讓人讀不懂，看不透。近幾年來，教育也成為民眾最關注的熱點問題，被質疑，被斥責，被聲討。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的風氣已經嚴重地傷害到教育的根基,學校滲透着越來越多的功利色彩，很多事情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孩子的未來，而僅僅是為了檢查評比，為了一個獎盃，為了上司的嫣然一笑。我們的教育在經歷着越來越多改革的同時，也經歷着越來越多的折騰，被這樣折騰拖累的不僅僅有千百萬的學生，還有我們的老師。
還是從貴州那所山村學校說起吧。支教四年，我對那所山村學校有着聖教徒般的情感，但從2003年開始“兩基攻堅”（即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普九和掃盲）以來，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實事求是地說，我支教所在的那個偏遠鄉鎮根本不可能達到普九驗收標準。以我在2001-2004年支教的這屆學生為例，在初一的時候有3個班180多人，初二時剩下兩個班140多人，到初三畢業時只剩下了100多人，輟學率超過40%！！，作為一個志願者，任教的年級輟學率竟然達到驚人的 40%，除了痛心之外，也是我的奇恥大辱。但我對此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大學收費越來越昂貴，巨額的學費斷絕了越來越多山里孩子求學的夢想，大學生畢業後難以找到工作，更讓“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變得蒼白無力，很多獲得資助的孩子依然輟學打工，每學期走幾十個學生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老師們都會到村寨去勸學，但很難成功。輟學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脅到驗收工程。後來鄉政府出台了一個強制規定，要求老百姓必須把外出打工的子女都叫回來讀書，否則就罰款。在政策高壓下，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孩子回來了，但這群孩子的回歸卻導致寧靜的山村學校走向嚴重的混亂，因為這群孩子回到學校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而僅僅是為了避免罰款，他們在學校里抽煙喝酒，打架鬥毆甚至威脅教師，學校也毫無辦法，在另一所山村學校，還發生了學生調戲女教師的事情。在那段時間裡，老師們是不敢訓斥學生的，要是學生因老師的訓斥離開學校，老師就要負全部責任，就要受到斥責，就要低聲下氣地去把學生勸回來。為了驗收，教師們兩年來疲於奔命，很多次辛辛苦苦準備的材料由於不符合驗收標準而變成一堆廢紙，支教幾年來，我已經記不清多少次發生這樣的事情了。驗收的時候，為了能湊齊學生人數，某些學校和當地政府甚至招募一些社會青年坐進教室里，冒充學生，應付檢查，老師們還要自己掏錢付給這些人一定的報酬。這樣的作弊手段盡人皆知，但驗收組“視而不見”，因為我們的驗收大都是材料的驗收，數據的驗收，至於這種驗收究竟給山村教育帶來多少影響，給山村教師帶來多少苦痛，沒有人理會。學生成績越來越差，學校風氣越來越混亂，導致老師開始考慮外出打工，也導致山外來的志願者逃離。2004年9月，團中央派遣了四十多名大學生志願者到這個貧困縣扶貧支教，時隔不足半年，有五六個大學生志願者不辭而別，一個大學生志願者曾經這樣對我說，“其實這裡根本就不需要志願者。”這些話語的背後隱藏的是什麼現實呢？
如果你以為只有偏遠貧寒的山村學校才會受到形式主義的衝擊，那就錯了，在都市中，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也滲透到每個角落。我的一位朋友在深圳某中學任教，當我在山村學校為“兩基驗收”忙碌的時候，他所在的學校也正在為 “省一級學校”驗收而疲於奔命。他告訴我，老師們已經忙碌了兩個學期，文件材料堆滿了一個屋子，他不知道這些材料和數據究竟有什麼作用，但為了這些數據和材料，老師們經受的折騰難以言述，不少老師甚至搞垮了身體。我的朋友是班主任，身體上的苦累不說，精神還備受壓力，他不得不時時“教育”自己的學生“以大局為重”，替學校隱瞞實情。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他的學生一出校門就可以當政客了，因為他的學校經常有領導視察，而每次視察，他都會帶着學生折騰好一陣子，時間長了，學生也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假的，是做給那些當官的看的。一個學生曾經問了他一個很尖銳的問題：“老師，你罵我們考試作弊，又教我們弄虛作假。”這句話讓我的朋友鬱悶了很長一段時間。
“學校機關化，校長政客化，教師工具化”，憤世嫉俗的朋友這樣來總結他眼中的教育現狀，兩個月後，他離開了學校，他說教書沒什麼意思了，他無法忍受。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這些口號曾經激起了千百萬教師的激情壯志。但現在究竟有多少教師因自己從事着“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而感到自豪呢？有多少教師因為自己固守三尺講台而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認同呢？
網上有一則“中國教育十大謊言”的帖子，其中“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位居十大謊言之首。教師自我認知度的降低是教育面臨的最深刻的危機，這可能嚴重地影響到教育的根基。四年前我辭職到貴州支教時，一位領導幹部曾經這樣勸我：“你是機關里最年輕的處級幹部，是組織培養的重點，前途無量，一個年青人應當干點大事，一輩子當個教師有什麼意思？”也許這位領導是無意中迸出這句話，但無意的話或許是最真實的話。在整個中國的現實社會中，一個年輕人把自己的人生軌跡固定在三尺講台上是沒有出息的表現，離開學校，離開講台是很多老師的夢想。那些教學成績突出，才華出眾的年輕老師會被黨政部門作為“人才”調進機關的深宅大院。你可以認為這樣的舉動是黨政領導惜才，愛才，但在我看來，這本身就是對“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諷刺。當然進入機關並不意味着貪求功名，其實很多教師進入機關的動機非常簡單，除了物質待遇豐厚外，就是不堪忍受教學生活，覺得教書沒多大意思。“一個年輕人教一輩子書有什麼意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都將是一個“真理”。
教師的苦累有多少人能理解？如果我們還以為教書僅僅是上幾堂課而已，那就完全錯了。上課，備課，改作業，給後進生補課，教育違紀學生，接待家長，參加學校各種各樣的會議，應付各種各樣的檢查，這都是老師們的“任務”。某校教務主任告訴我，他每學期他至少要應付三四十次關於教學的檢查考核，有檢查考核，就要寫匯報材料，就要加班加點甚至弄虛作假，耽誤了很多上課時間。曾幾何時，教師的日子相對清閒，但現在絕對不是這樣了，教師尤其是班主任能用50%的精力來教學就算不錯了，另外50%的時間就要用來經受折騰。
教師是弱勢群體，除了牢騷怨言外，還得本本分分地教書，沒有更多的選擇。我說老師苦累，並不是指他們的物質收入，而是指他們的生存狀態。就拿師生關係來說吧，我們倡導“師生平等”，結果導致學生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甚至凌駕於老師之上。隨着各種各樣教育規章制度的出台，教師這個職業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教書之外承擔着太多的責任。我們越來越尊重學生，從另一個角度講就是越來越放縱學生，以至最終無法管教學生。我已多次聽說學生以跳樓自殺甚至決鬥的方式來對抗老師了，真是讓人不寒而慄。有些學生賭博，偷盜，搶劫，收取保護費，但學校卻根本沒有懲治措施，因為我們實行的是義務教育，學校無權開除學生，即便是某個學生已經嚴重影響到教學秩序的進行，威脅到師生的安全，學校也只得妥協退讓，養虎為患。教育制度對學生的尊重幾乎到了溺愛的程度，可是老師呢？有什麼制度來加以保障？如果教書育人滲透着太多的風險，那麼快樂從何而來？
教學改革也是個沉重的話題。看看現在不同版本，亂七八糟的教材，你只能嘆息，教育改革究竟要用多少孩子的未來作為實驗的代價？我現在使用的是北師大版初中數學教材，我接觸到很多數學老師，幾乎沒有何一個老師認可這本雜亂無章的教材，甚至有不少老師對這本教材進行措辭激烈的抨擊。我不知道那些整天坐在房間裡編撰教材的專家中是否有在第一線任教的教師？如果沒有，他們又是否到教學第一線傾聽過老師的意見？如果還沒有，那我無話可說了。與數學老師相比，科學教材的改革更是招致罵聲一片，把物理，化學和生物三本教材合為一體，科學科目橫空出世。如果我們做一個調查，恐怕沒有幾個科學老師自認為能勝任科學教學，邊教邊學，邊學邊教，這讓很多科學老師陷入窘境。昨天聽老師們講了一個“笑話”，深圳市某名校的一位科學老師是生物系畢業的，物理化學知識很薄弱，每當孩子們拿物理化學的題目來問他時，他都很緊張，甚至很惱怒，命令學生不准問物理化學題。這是一個笑話，一個教學改革的淒涼笑話。科學老師的苦累超越任何學科的老師，要一個生物專業的老師精通物理化學，或者要一個物理專業的老師精通生物化學，這對老師來說本身就不公平，但老師們還要生存，儘管還要不斷地犯錯誤，甚至經受學生的懷疑和指責，科學老師還是要堅守三尺講台。
新課程教學也是老師們要面臨的另一挑戰。去年剛到這所學校時，正是“新課程教學”推行得轟轟烈烈的時候。“新課程教學”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要讓學生熱烈討論，自主思考，要讓學生支配課堂，老師是課堂的配角。我聽了很多公開課，夠熱鬧的，學生似乎也很開心，但很快我發現了這些表面現象背後隱藏的問題，老師為了追求公開課的效果，動輒讓學生討論，事實上，參與討論的學生大都是那些基礎較好，思維活躍的學生，一大群基礎很差的學生坐在教室里無所適從，他們被所謂的新課程教學法忽略了。老師們左右為難，一方面要服從教育局的命令推行新課程教學，另一方面又要為學生的考試分數着想，處在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的夾縫之中。後來老師知道如何在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的邊緣上“逢場作戲”，領導聽課的時候就精心設計一堂熱熱鬧鬧的公開課，在平時，老師大都採用傳統教學方法，直面中考。
其實一個老師採取什麼樣的教學方法並不是最重要的，制定一大堆教學常規，讓教師遵照執行是教條主義，至少這忽略了教師的個體差異，忽略了教師本身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理所當然，但刻意強調學生的主角地位和老師的配角地位，似乎又有些矯枉過正了。讓課堂輕鬆，讓教書和學習都成為一種享受，這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課堂，只是回到這座都市兩個學期了，我從沒把自己的課堂演繹成理想課堂。
還想談談“班主任”的苦日子。臨近期末的時候，班主任要填多少份表格？要寫多少份評語？我曾經很“無聊”地進行過統計，結果令我震驚不已，我竟要填寫超過四百張表格！學生學籍表，學生評價手冊，教學常規檢查冊，備課手冊，聽課手冊，班主任工作手冊，後進生轉化手冊，德育統計表，評優評先統計表，教學論文，班主任工作論文……我想問的是，我們真的有必要填寫那麼多的表格，撰寫那麼多的材料嗎？班主任老師的日子真的非得過得這麼苦這麼累嗎？我搞不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把原本很單純的教育複雜化？為什麼作為一個老師，卻要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去面對文件材料，表格總結？一個老師不能把精力用在思考如何教學，如何教好自己的學生，這是教師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劇。
是該減負了，誰來給老師減負？
我們真的在推行素質教育嗎？
素質教育。對了，無論在特區和山村，素質教育的大旗都在迎風飄揚，這面旗幟的背後，我們看到了什麼？
先說說取消小學升學考試的事情，這一直令我耿耿於懷。這幾年目睹基礎教育步步下滑的現狀，沒有幾個老師不感到痛心。1998我第一次到貴州支教，那屆初一新生都是通過小學升學考試升入初中的， 2001我第二次到那所學校支教，小學升學考試取消了，1998年的時候，我的學生期末統考平均分通常在八九十分，而從2001至2004年，他們的平均分已經下滑到六七十分，這近三十分的差距就是取消小學升學考試後立竿見影的“效果”。
說到這兒，某些領導和專家可能已經怒不可遏了：“你口口聲聲地講分數，我們實行的是素質教育，不是應試教育，分數已經不重要了。”住口吧，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遮遮掩掩了。在這座城市裡，有幾個校長敢拍着胸脯說自己實行的是素質教育？也許某些小學校長可以，因為他們沒有升學壓力，但這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素質教育呢？在相當數量的小學一二年級開始就出現數量驚人的差生群體了，有些小學從不進行測驗，期中期末考試也取消了。多少學生讀了六年書，連最簡單的數學題也不會計算，作文中沒有幾句通順的話語，記不住幾個英語單詞，誰敢說這是素質教育的豐碩成果呢？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實施真正意義上素質教育的土壤，只要中考高考存在，分數就是不容迴避的現實，分數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應試教育的痕跡就永遠不可能抹去。我們還是處在“分數決定未來”的階段，因此，任何對應試教育的否認和逃避都顯得虛偽。素質教育的口號叫嚷了多少年，到頭來，素質教育成為應試教育的幌子，嚴嚴實實就如一塊遮羞布，遮住了教育中存在的種種令人憂心的問題。
別以為舉辦幾次體育藝術科技活動，獲得幾次級別頗高的獎勵，就宣稱自己實施的是素質教育了。臨近中考高考的時候，哪一所學校不組織學生昏天黑地地補課？哪一所學校不把學生推進 “題海戰術”的深淵？深圳學生的作業負擔之重超乎想象，每天晚上做五六張試卷是常有的事情，周末的作業更是鋪天蓋地。作業成為壓在學生身上心上的沉重負擔，由於作業太多，絕大部分學生把作業當成任務，而抄襲則成了這些學生完成任務的主要方式，孩子的厭學情緒嚴重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老師們難以容忍學生 “不學無術”，因為這會大大拉低班級年級的平均分，為了分數，也為了名譽，老師們除了對後進生進行訓斥責罵外，還會想盡一切辦法逼着這些學生學習，把知識壓進他們的大腦，或者是勸退這部分學生以獲得分數上的突破。
深圳的學生其實很可憐，遠遠沒有我的山裡學生幸福，也遠沒有山里學生子那樣珍惜學習機會，體味到來自學習的快樂。很多孩子缺乏交流與溝通，網絡，暴力已經深深地影響到孩子的生存空間，在學校里感受不到校園生活的樂趣，但家裡難以與父母溝通，流連於網吧，混跡於社會成為很多孩子的消遣方式，他們很少有純真快樂的童年。
說來也許很多人不會相信，從貴州返回深圳教書後，我也一步一步地陷入了應試教育的泥潭，我的教學技巧越來越退步了，在三尺講台上給予學生的快樂和自己體味到的快樂也越來越少了。在貴州支教結束的時候，一個叫陳梅的學生對我說，“張老師，上課我們都嘻嘻哈哈，數學還這麼好。”支教四年來，讚賞話語不算少，唯有學生陳梅的話讓我時時記住，教給學生知識僅僅是我教書生活的一個部分，而帶給學生快樂才是我教書的終極目標。但是回到深圳後，我根本無法快樂教學，學生的基礎實在是太差了，我不得不採取傳統的方法把知識灌輸給自己的學生。在支教的時候，我幾乎不給學生布置作業，即便是布置作業，也絕不會超過四五道題，但在返回深圳任教不到兩個學期，每天都要布置作業，每天都分批改作業，每周都要考試，每周都要給學生做“周末卷”，有些時候連我自己都非常厭惡自己了。看到學生在課堂上的痛苦麻木表情，看到學生因成績太差而被老師訓斥被家長責罵，看到堆積如山的考試卷練習卷，我想，我所見的是素質教育嗎？我們推行的是實實在在的應試教育，為什麼我們總是想掩蓋這一點呢？我們究竟要教給孩子們什麼？我們為什麼總想把每個學生都培養成“科學家”？我們派遣校長到美國去，到澳洲去，到發達國家去學習先進教育經驗，我們的教室里有了多媒體，我們讓課堂熱鬧起來，於是我們就開始大呼小叫地宣稱我們實行的是素質教育了，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是有思想，會動手，會創造的學生了，諾貝爾獎快到了，你相信嗎？
應試教育的確應當改革了，否則學校真的會成為孩子精神的墳墓。實行素質教育沒有錯，但我們推進素質教育的方式絕對有問題。前不久我在《讀者》上看到一篇題為《瑞士的真正魅力》的文章，有這樣一段話：“瑞士高度重視教育的均衡發展，即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瑞士教育最突出的，最有特點的就是他的職業教育了。九年義務教育即初中畢業後，學生開始分流，約70%的畢業生進入職業學校（也稱徒工學校），瑞士人認為，一個國家不能只培養科學尖子，還要培養職業尖子。正因為瑞士對教育的高標準要求，一個僅有700萬人口的小國，不僅出了16個諾貝爾得主，而且孕育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金融，旅遊，酒店，機床，鐘錶，電子等行業。在瑞士，徒工學校出來的人照樣可以鵬程萬里，瑞士最大的銀行聯合銀行的大老闆施圖德爾就是徒工學校出身，據統計，在日內瓦，75%的老闆均出自徒工學校。
看完這篇文章，給我很大感觸，我不知道在瑞士是否存在“素質教育”的說法，但我相信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素質教育，而且是最適合我們借鑑的教育模式。但我們始終把高等教育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高校盲目擴招，高等教育產業化已經讓我們的大學生“含金量”大幅下降，大學生就業難度增加，高級職業技能人才奇缺，這些現狀都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均衡教育才是真正先進的教育，而我們的教育不是，小學教育根基不牢，高等教育脫離實際。寧願讀最差的大專院校，也不願意讀最好的職業學校，這樣的觀念流行其實就意味着素質教育的失敗。
後記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重溫這些話語，我的心裡已經沒有絲毫激動。我喜歡教書，但我不相信教育，我的軀體在這個繁盛的都市裡流浪，我的靈魂已經死去了。總有一天，我要到中國最偏遠最美麗的山村去支教，誰願意與一個虛幻的志願者同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