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資中筠

2018年7月8日，資中筠《20世紀的美國》新書發布會在商務印書館舉行。

資先生首先在發言中對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做了說明，同時談了自己研究美國的獨特視角。她告訴大家，這本書主要研究的是美國的軟實力，而不去講大家都知道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等。

下半場，資先生和《美國研究》執行主編趙梅女士做了對談，圍繞“美國何以興”相關話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以下系先生發言及其同趙梅女士的對談，均轉自微信公眾號“資中筠”（ID：Zi-Zhongyun），文章標題系編者所擬。

我先介紹一下《20世紀的美國》這本書的來龍去脈。這本書最早是《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的第一部。《冷眼向洋》緣起於20世紀90年代末，當時各行各業都在回顧和總結20世紀，而在國際領域，整個20世紀發生了很多大事，應該來回顧一下。所以我已故的老伴陳樂民和我發起做這件事。

實際上真正主導20世紀沉浮的，包括戰爭與和平、科技與生產的發展，主要是三大塊：美國、俄羅斯（先是俄羅斯變成了蘇聯又變成了俄羅斯）和歐洲。所以《冷眼向洋》裡主要就是總結這三大塊，外加一塊是整個國際局勢。我寫的就是“20世紀的美國”這部分。幾年後，三聯再出版的時候就把這四部分分別出版，我的這本書就叫《20世紀的美國》。前一版是2007年出版的，據說已經脫銷很多年了，所以現在商務印書館的領導和同仁又邀我出版。

現在已經進入21世紀了，但這本書的主題還是20世紀，需要隔一段時間才能看清，所以不能夠把21世紀都寫進去。但是又不能完全無視它的存在，所以新版加了一個《後記》，一直寫到現在，所以新版比前一版多一個《後記》另外刪掉了《總緒論》。總緒論也是我寫的，是涵蓋《冷眼向洋》全部，包括四大部分，但因為這本書只是寫美國的，所以就把《緒論》刪掉了。如果你們還有前一版本的書的話，別丟了，因為總緒論只是那本有，這本沒有了。

我想講一下這本書裡我認為自己的獨特的視角是什麼。一般人想到美國總是想到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就是我常說的“眼睛總是盯着華爾街和華盛頓”。但是美國很大，它之所以發展到20世紀，有着突飛猛進、繁榮富強的一百年，是怎麼走過來的？我這本書主要研究的是它的軟實力，而不去講大家都知道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等。因為我覺得後者實際上是結果，而“因”是美國的整個制度和文化。這是我寫這本書的一個角度。

另外，我認為研究美國問題或者說國際問題的學者都不太關注，而我個人覺得自己比較有特色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我特別強調20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運動。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強大的生命力，但同時它也經常產生非常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它必須在不斷的改良中前進。在20世紀初期，美國有一個進步主義運動，是全面的革新。如果沒有這個革新的話，那麼就是聽其自然的叢林法則，就會發展成現在人們所誤解的“自由資本主義”，完全弱肉強食，沒有任何外來的規範。

20世紀的初期的進步主義運動是一個全面的改良，是全社會的各種力量，從下到上、從上到下，從精英到底層都參加的一次改良。沒有這個改良，就沒有美國後來的繁榮富強。這個方面我感覺人們注意的比較少。人們提到美國的改良的時候，一般只注意到小羅斯福，也就是30年代大蕭條以後羅斯福“新政”，但是老羅斯福，也就是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的改良較少注意（當然那個運動主要不是從上而下的，而是全社會的改良，並非以老羅斯福為主導）。

二是我提出的一個觀點，就是美國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可以並行不悖。美國既然是一個民主的國家，而且是一個相當典範的民主，那麼為什麼它在國際上行霸權主義？

主要是兩種看法。一種說法是說既然在國際上顯得很霸道，說明它的民主是假的，美國根本就不是民主國家。另外一種人認為美國既然是民主國家，那麼它在國際上打着民主的旗號所做的事情一定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為推動全世界的民主。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不太對。美國在國內是真民主，這個民主確實是推動社會前進並且可以制止很多弊病的，但是不能因為它在國內民主，所以在國際上的一切強權政治的行為也是民主的。一般人往往把民主看成是一種道德的觀念，就是說好人應該行民主，你既然是好人，那你在國際上也應該是好人，應該行仁政。但實際上民主不是好人壞人的問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美國設計了這麼一個制度，有剛性的約束，在國內任何掌握權力的人不能夠胡作非為。可是在國際上沒有剛性的制度，聯合國是一個軟性的制度，可以有道義上的約束。所以國際上基本還是強權政治為主，原則上大國小國一律平等，實際上推行自己的利益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三是我在書裡解釋了為什麼在歐洲發展到相當程度的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成不了氣候。我所說的社會主義，包括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各種各樣的以社會主義為口號批判資本主義的主張，也包括馬克思主義，是廣義的社會主義。這個廣義的社會主義曾經在歐洲19世紀中期的時候達到高潮，可是傳到美國之後就不能夠成氣候，說穿了就是沒有為廣大的勞工階級所接受。為什麼是這樣？我這本書裡也說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四是美國未來何去何從。也就是近幾十年來人們經常提出的美國興衰問題。我提出了衡量美國興衰的標準——對人才的吸引力、創新機制等等。有很多因素使它有很強的糾錯機制，這個糾錯機制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是不是還能夠繼續？所以在第十章“9·11”之後的美國和《後記》這兩章，我對於美國已經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和它的軟肋在什麼地方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美國的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是不是應該再有一個進步主義運動？這是我經常跟美國人討論的問題。一百年前的改良運動是針對工業化達到高潮的時候出現的問題，現在已經是後工業化、數字經濟開始的時候，美國又是處於領先地位，有很強大的力量，但是出現的問題非常之多，所以我覺得美國應該再有一個大的改良才能夠繼續下去。那原來糾錯機制的幾股力量是否還起作用？我在書裡也做了一些分析。

另外，我還有一個看法是美國是憲法立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全世界各種文化和各種宗教、各種歷史背景下的人，帶着他們自己的特點到了美國，他們凝聚力在什麼地方？我們一來就說我們自古以來如何，我們的老祖宗怎麼樣，但是他們是沒有共同的祖宗的，那麼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凝聚呢？就是憲法。你只要承認這部憲法，其他的你選擇信什麼宗教、愛吃什麼飯、行什麼樣的禮儀、怎麼過年，都沒關係，你只要認這個憲法就行了。

美國的憲法是相當完備的，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限定。我另外有一本書裡專門講到美國立國的時候憲法是怎麼產生的。美國憲法裡最精髓的東西就是限權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它最怕的是權力太集中。所以它的憲法非常複雜而且看起來決策過程效率比較低，互相監督，所謂的分權制衡。

除了限權，憲法還要防止的另一個方面是多數暴政。美國不搞公投，它的普選也是漸進的，所以他選總統的過程也很複雜，外國人總是搞不清楚他們的總統是怎麼選出來的，為什麼這個州選民是多數，但是選舉人是少數等等。但總之憲法制定了很多複雜的東西，就是為了限制多數暴政，不能說只要是多數你就幹什麼都可以。憲法裡是有限制的。

憲法保證“四大自由”。四大自由是最重要的，在保證這四大自由的前提下，每個公民可以放手去追求幸福，也就是可以放手去發財，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政府要是干涉太多就是違憲。這樣的憲法就包含了糾錯機制。例如言論自由就保障了媒體和公眾揭醜的自由，這是進步主義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一旦有點問題，特別是有權有勢的人如果有問題的話，馬上受到徹底的揭露和無情的批判，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壓制這個批判。

但後來我也慢慢發現，美國的憲法有不完備的地方，有幾個問題是它沒有注意到的，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一個就是種族問題，種族問題是制憲者明知故犯，因為當時已經有人提出奴隸制度和人人平等是不相容的。但是它那個時候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後來打了一仗才解決，這個大家都知道，就不去說它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它只注意到了保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沒有注意到資本如果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強大無邊，資本肆虐，就是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華爾街如此之強大，所產生的種種令人詬病的問題，還有社會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兩級分化嚴重的情況，怎麼解決？這在的憲法裡是沒有的，是後來通過很多法律來慢慢解決的。這個問題在建國的時候沒注意到不能怪那些開國元勛，因為那時候美國主要還是農業國還沒有工業國，這些問題都是在工業化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才發生的問題，所以這是它沒有預料的。

還有一個憲法沒有注意到的，是當時的美國跟外部關係很少，它自己在美洲發展。華盛頓的遺訓就是千萬別摻和歐洲的矛盾。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都還不想去摻和，後期參加也是猶猶豫豫的，所以威爾遜總統自己發起的國聯，卻讓國會給否了。制定憲法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二戰以後，美國會變成獨霸全球的國家。因此憲法中有關對外關係方面的條款非常簡單而模糊。比如說總統和國會對於對外戰爭，到底誰有多大權力這個問題始終沒有搞清楚。現在總統用兵的權力太大。國會只有在經費，也就是說在總統打仗需要軍費的時候，可以有所約束。但是只要不是正式宣戰，只是下了命令去炸哪個地方，這是沒有法律規定的，憲法沒想到這個問題。因為當時美國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根本沒想到它要在美洲以外的地方去發展。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造成了現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獨霸世界的國家的時候，國內不知道怎麼樣來平衡這些力量。

美國的民主制度走到今天這一步，它有很多原來的優點慢慢變成了缺點，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比如說黨派的鬥爭，本來兩黨互相制約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只顧黨派利益不顧全民的利益，越來越撕裂了。用我們的話來講，就是沒有人識大體顧大局，全是為反對而反對。這是個大問題。

美國以及其他有的發達國家現在都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發達國家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最穩定的、最優質的力量是中產階級，他們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而且也是最守法的一支力量，其精英比較能夠超脫一點兒狹隘利益來考慮全民的問題的。我們常說這些國家是棗核形的，兩頭小中間大，但是現在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這個棗核慢慢在萎縮。特朗普能夠上台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但是中產階級萎縮這個問題不一定解決得了。

在《20世紀的美國》這本書裡，我想表達的就是這樣一些想法。是我自己的一個視角。

很多人總希望我能夠講講當前中美之間發生的事情，我堅決不講。為什麼？因為我是真的看不清楚，這些問題還在發酵的過程之中，有的涉及大的戰略變化，而有很多具體問題是高度政策性的問題、屬於“肉食者謀之”，不是我們普通老百姓能知道的。別看現在的網絡鋪天蓋地，好像所有的人都了解美國，所有的人都是國際問題專家，連汽車司機也能跟你討論半天，但我高度懷疑很多的資訊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我還得慢慢看。所以我所研究的，是從一個大的方向來看，而且就美國論美國，看它的發展歷史是什麼樣子，先不講別的。

但是美國應該說現在還是全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強的一個國家，任何第二位的都要比它差一大截，所以我們還得注意它的一舉一動，特別是它在對外的一舉一動對全世界都是牽一髮而動全局的，我們還得關注。

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前所長

趙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研究》執行主編

趙梅：謝謝資老師非常精彩的演講。我非常榮幸能參加資老師的新書發布會，也感謝商務印書館為這本書面世做了很多辛勞的工作。《冷眼向洋》自2001年問世以來，一直是中國的美國研究者的必讀書，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本書真的是常讀常新，很高興見到它又再版了。我覺得資老師在這本書中回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20世紀這一百年中，美國是如何從小到大，從弱變強。《20世紀的美國》主要是從人文條件和獨特的發展道路來回答“美國何以興”這個問題。我讀這本書的時候，真的是受益匪淺，也想利用這個機會向資老師請教。首先是關於美國的精神文明問題，一般人的印象是美國歷史短，不過兩百多年的歷史，是個暴發戶。美國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您在這本書裡提到美國悠長而豐富的精神遺產，我想請您談談這個問題。

資中筠：美國發展到今天，大家都承認它是最強大的一個超級大國，發展到這麼超強的一個國家，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從原則上、理論上就講不通。那等於說一個民族，隨便一個集體，不要精神只要物質，就能夠強大起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個前提就不存在。美國不是從石頭縫裡頭跳出來，它是一個移民國家，而它的移民最重要、最核心的人是從哪兒來的？是英國人。最開始的時候有很多歐洲人到美洲去，比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後來到了南美就變成拉丁美洲，荷蘭人、英國人還有北歐人就移民到了美國，一般是16世紀、17世紀的時候，那個時候的歐洲已經是文藝復興以後，有了宗教革命，到18世紀獨立建國的時候正是歐洲啟蒙運動，然後是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所以他們帶到美國去的是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思想和最先進的生產力。

而且這些人的素質比較高，是最能奮鬥的。一部分人是去謀生，求發展，一部分人是追求信仰自由。他們如果因循守舊，在家鄉就算過得不太好，也就湊合了，不會漂洋過海去冒這個險，到美洲的第一波人都是冒險精神特別強的，而且是能夠從當時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奮鬥出來的人。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富有奮鬥精神和團隊精神。

有一種偏見認為美國人全是個人主義。但其實美國人一方面個人奮鬥精神特別強，另一方麵團隊精神也特別強。所以在學校里考核一個學生，其中有一項就是team spirit（團隊精神），能不能跟別人合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當時是英國殖民地，但天高皇帝遠，沒人來管他們，就需要自助和互幫互助。在政治理論方面，當時帶去的立國思想，就是洛克的民主政府的思想。

很多思想發源地是在歐洲，但是歐洲需要克服的歷史包袱比較重，而美國是沒有包袱的，所以歐洲的新思想到了美國就能夠在新的土地上迅速發揚光大。所以我說美國悠久的歷史文明應該就是從歐洲來的，最主要的還是英國。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基本上都是打出來的，但美國這大塊地方不是打出來的，是移民。有上層精英，也有勞動人民，跑到美國立足之後，英國國王一看，就順水推舟地把它當作英國的殖民地了，給英國納稅，就這樣白撿來了一個殖民地。所以後來的美國獨立也是從抗稅開始的，他抗稅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說沒有代表就不納稅，“要有代表”這個思想還是從歐洲來的，歐洲的憲政思想很早就有了，所以我不能說他完全沒有精神文明。實際上是接力棒，而且由於是白手起家，加入了新的血液，更具備奮鬥精神。

趙梅：您在書裡多次提到美國歷史發展的“時間差”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您的一個非常獨到的見解，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但是時間差的確是美國歷史發展特別獨特的地方，我想請您講一講美國歷史發展的“時間差”問題。

資中筠：美國除了地理上的兩洋是得天獨厚的，另外一個在時間上也是得天獨厚的。比如說，歐洲三十年戰爭以及其他的革命、戰爭，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自己在那邊慢慢發展，完全不受外界的影響，它的歷史條件也很有利，得以安安靜靜，不受干擾，按照自己的需要來一步一步發展。

另外，在19世紀的中葉，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到矛盾尖銳化已經明顯，就是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時候，在1848年前後歐洲很多國家都發生了暴力革命，也就是馬克思發現必須要用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可是這個時候美國還有大片土地開發，沒有發生尖銳的社會矛盾。它的社會矛盾尖銳化是在南北戰爭之後，也就是馬克吐溫稱之為“鍍金時代”，所有的腐敗現象、巧取豪奪、權錢勾結、貧富差距越來越擴大等等，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而那時已經有歐洲的社會福利措施可以借鑑，二十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就包括了向歐洲國家學習各種社會保障的制度，足以緩解矛盾。

還有一個時間差與地理有關，美國開始在東部、紐約這些地方發展工業，等到這些城市人滿為患，出現各種矛盾，機會減少時，那些窮苦的、不得志的人可以離開，往西去開發，不一定非得要都擠在這一個小小的圈子裡，因此他們就不用造反，窩裡鬥。很多人就是到西部去開發去了，像我們在電影裡看到的牛仔那樣。西部有廣闊的天地，他們一點一點往外走，一直走到太平洋邊上的時候，他們已經發展得差不多了，這也是美國得天獨厚的地方，也是時間差的問題。

趙梅：在20世紀美國發生了兩場社會運動，一場是進步主義運動，還有一場社會運動是民權運動，發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比較而言，您更重視進步主義運動對美國歷史發展的作用，為什麼？

資中筠：因為我覺得進步主義運動是一個從根本上進行的改良。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從廢墟上重新建設，當時正好是歐洲工業化突飛猛進的時候。南北戰爭是1865年打完的，在十九世紀末剩下的這三十幾年，美國的發展非常快。我插一句，常聽人說：我們從改革開放以來，用了30-40年的時間，走完了別人300多年走完的工業化，這是完全不對的。因為我們的工業化是從晚清就開始的。如果說30年趕超的話，美國從南北戰爭後的30年，到19世紀末的時候，就超過了英國。但到這時，資本主義所有的最壞的弊病也都顯露了出來，如腐敗、權錢交易、貧富差距等，因此當時有好幾股力量在推動改革，最根本的力量是工人運動。到19世紀末，美國罷工的次數已經超過英國這些國家，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力量，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另外一個力量是媒體的揭露。因為有言論自由的保障，媒體隨便怎麼揭黑，不會受到鎮壓，所以對於大財團的巧取豪奪，內部工人勞動條件的惡劣，在文學作品和媒體上都可以盡情地揭露，讓全社會都知道，讓大財閥和腐敗政客坐不住了，變成臭名昭著的人。

還有一部分力量是學者，當時理論界的重鎮是威斯康星大學，有一大批學者是德國留學回來的，他們把德國當時比較先進的獨立政策的思想帶回來了，為改良提供理論根據。根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每一個工廠主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愛怎麼着怎麼着，誰也管不着。至於勞工的待遇和工作條件，是他們自願接受的，他們都是成年人，是自願來的，不滿意可以辭職。這是資本家的理論，所以他們不接受外界對他有所規範。而那一批改良派理論家的貢獻就是論證適當地用法律規範經濟生活是不違憲的，是有助於而不是妨礙自由競爭的。在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下，市場就不完備、不健康了，違背了最初的、最重要的條件，也就是機會是必須平等的，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進行自由競爭，這才是真正的他們所信仰的自由主義。

他們從理論上進行論證，然後再一點點滲透到選舉出來的議員，慢慢地把開明派和改良派選進了國會，再一點點通過各種各樣的法律。通過法律不一定是從聯邦政府先通過的，而是一個州一個州推廣開的。這個州的法律有利於發展經濟，其他州的人就會過來，州與州之間的移民是自由的，立即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到這個州來，隨之經濟就發達了。那麼別的州也會效仿，這是一個不流血的、漸進的過程，但同時又是很快的，在二十年裡進行的革命。這個之後政府可以合法地干預經濟，通過各種法律限制，比如最重要的一個是《反壟斷法》，限制大魚吃小魚，一家越來越大。這個《反壟斷法》原來被認為是違憲的，後來證明不違憲。還有一個是《食品安全法》，牽涉到所有的消費者，本來食品公司的老闆說你管不着，我內部如何生產你無權干涉。後來通過法律，有關部門的巡視員可以到工廠去看，衛生條合不合格等，原來在美國是不允許的，後來都做到了。

這個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以致於後來的20世紀的一個接一個的法律出台，都是可以規範資本，避免他們為所欲為。然後再進一步就出現了8小時工作制、工傷賠償等。工傷賠償是非常重要的，資方要賠的非常痛，才會想辦法改善生產安全和勞動條件。要是賠的不痛不癢的話，他覺得還不用改善。發生一個事故，特別是礦難，原來資本家就隨便賠一點，不願意花錢下功夫改善條件。所以這些法律的出台，都是在進步主義時期奠定了基礎，後來就可以這樣做。現在美國只要一打這類官司，如食品安全或有侵犯消費者權利的，會賠的特別多。如果不讓他賠得底朝天的話，有關企業是不會改的。所以我覺得是奠定了後來的改良。如果沒有進步主義運動，小羅斯福後來的新政是不可能的。

趙梅：您書中還有一個觀點令人印象深刻，即：美國歷史發展的鐘擺效應。您認為20世紀的美國歷史發展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自由競爭，一條是追求平等。美國的歷史是在自由競爭和追求平等的悖論中擺動。這讓我想起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M.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的一本書《美國歷史的周期》也提出了關於美國歷史發展的鐘擺效應。他說美國歷史在26-30年是一個周期，是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擺動，或者說是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擺動。他的這兩個端點和您的異曲同工。由此我想到了兩個問題：一是關於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定義，好像和歐洲是不一樣的，但我們經常搞不清楚，有時給學生也講不清楚；二是您說的鐘擺效應和小施萊辛格的都是從一個端點擺到另一個端點，但是什麼力量促使它擺動的？使它擺到什麼樣的位置？

資中筠：關於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真的是很容易誤解的。所謂美國的保守主義，其實是我們心目中的自由主義。它的保守主義是特別強調自由競爭不要受干涉，一般認為共和黨是比較偏保守主義的，反對政府用很多規範約束資本，實際上是說資本應該有更大的自由來投資。所以當美國經濟有了困難的時候，總是有兩種不同的解決辦法，一種是用凱恩斯刺激需求的辦法，即增加普通人的購買力，使市場繁榮起來；另一種是保守主義認為的應該刺激資本，給企業家減稅，讓他投資，然後發展企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增加就業，增加普通人的收入。我說的搖擺是在這兩種不同的思想里搖擺。在小羅斯福新政時候，基本是符合凱恩斯主義的，增加貧困人口的福利。後來里根上台後，有一股保守主義思潮，特別反對羅斯福，認為他破壞了美國最基本的經濟。保守主義認為，對資本必須少加束縛。讓資本家敞開了賺錢，一定會對全社會有好處。

每一方做到極端的時候，就會發生弊病，就要另外一方上台。所以兩黨輪流執政，就是起這樣的作用。實際上，一般都是向中間搖擺，很少極端。即使在競選的時候口號很極端，但是上台後也必須按照實際的情況來做。現在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好像兩股力量撕裂，很少向中間搖擺了。

趙梅：您在書中除了重視進步主義運動，還很重視基金會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您後來寫了一本《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美國公益百年發展啟示》，這也是從事美國研究學者的一本必讀書，您在書中中談到了新公益，我想請您談談基金會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資中筠：這也是進步主義時期出現的一個新事物。當然慈善事業自古以來就有，凡是在一個社會裡比較有錢、居於比較優越地位的人，總是要在有災難的時候捐出錢來幫助受難受窮的人。但美國20世紀興起的基金會，是一種新事物，我認為是在美國的文化思想里的特殊產物。像洛克菲勒、卡耐基這些人在20世紀初工業發展突飛猛進時財富積累的特別快，他們機遇很好，同時賺錢很有手段。

但與此同時，這批人自以為是社會的主人，看到這個社會正在分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他們有責任來治理這個社會，同時要抵制社會主義思潮的傳入。因為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把這個社會拆了重新制定規則，他們認為現在的規則很好，但必須加以治理，不能讓弊病繼續下去。我說他們帶來了歐洲啟蒙運動以後的思想，因為他們至少有一個基本信仰，是人生而平等。這個跟以前的封建社會是非常不一樣的。封建社會認為生在什麼家庭，就認命。但從啟蒙運動以後，人們認為人生來是平等的，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如果沒有，就要設法改進。

他們這批人認為自己有個這麼好的機會在美國發財，那說明我很優秀，我很聰明，但是有很多人他並不是不優秀，也不是太笨，但還是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他們就覺得自己有責任來幫助這些人，使他們也有同樣機會，所以他們想出一些所謂的“治本”的辦法。而不是單純的捐錢濟貧，不但不解決問題，而且還養懶漢。

“治本”是什麼意思？他們認為有兩種情況人會失去競爭的條件：一是生病。一個不健康的人是不可能跟健康的人有平等的機會的。有錢的人看得起病，沒錢的人看不起病，所以他們投資第一個是醫療。像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醫療方面投入非常多，還在中國辦了協和醫院。二是教育。因為當時還沒有政府主導的義務教育，也是進步主義運動後才開始有的，起先是六年，然後九年，現在發展到12年。那時沒有義務教育，那麼受教育的機會富家孩子和貧寒子弟就不一樣，特別是黑人就更加沒有機會了。這批公益慈善先驅當時重點關注的一個是醫療一個是教育，目的是創造條件，使得人有平等競爭的機會，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授人以漁”。

但發展到現在，中產階級萎縮了，在新的生產力條件下，需求特別大，基金會這種無償的捐贈模式已經不夠了。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了一種新的想法，也是他們的上層精英想出來的，即公益事業也可以盈利，自己造血。投資一個企業，要先想清楚它對社會起什麼樣的有利的作用，叫做社會企業。這是一個新的想法，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投資。做企業都是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首先是為了賺錢。假如為了要賺錢，哪裡來錢來的快，就投到哪裡。但是來錢最快的領域，不一定是對社會最有利的。所以“社會企業”以特定的對社會有利的目標為首要考慮，盈利服從於這個目標，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在關於美國基金會的第四版《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這本書裡增加了這部分新的內容。很遺憾我這本書當時寫的目的是為了解釋美國發展的一個側面，希望引起研究美國的學界注意，但是我發現研究美國的人不大注意這本書，而真正的讀者都在企業界和公益界。所以我說，這本書對推動中國的公益事業起到了一點作用，但對推動對美國的研究沒起多大作用。美國研究界，天天還是想着美國的總統怎麼樣了，外交政策怎麼樣了、中美關係怎麼樣了，就是不去想想人家這個社會發展到底是怎麼發展來的。

趙梅：雖然您在開篇說不談現實，但我覺得這本書有很強的現實關懷。我在讀的時候就想，現在美國社會有些亂象，回過頭來想，那些在20世紀成就美國繁榮發展的因素是否可持續？美國的軟實力是否足以支撐它在21世紀的發展？

資中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我現在沒有答案。我在本書的後記里有提到一些，就是現代民主的危機，美國原來的優勢如果不加入改良的話，正在慢慢失去這些優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且這是美國的有識之士正在發愁和擔心的事情。

他們說，特朗普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可是他的所作所為，很可能使得美國不再偉大。反對他的人是這樣的擔心。但是也有一批人特別擁護特朗普，覺得美國的弊病太深了，必須要用虎狼之藥，像奧巴馬這樣的瞻前顧後是不行的。我看奧巴馬和特朗普，應該說從為人的本質上講，我對奧巴馬評價比較高。但奧巴馬有一個毛病，他是知識分子類型的，知識分子的毛病是看得太遠，但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奧巴馬一上台先搞了兩個很重要的方案。一個是關於發展清潔能源。奧巴馬認為對於人類而言最重要的是環保問題，甚至比恐怖主義還重要。於是他跟拜登兩個人搞了一個很宏偉的方案，這個我們國內很少有人注意到。我覺得確實是非常有遠見且偉大的計劃。第二是國內的醫保問題，他認為發達國家裡只有美國是沒有全民醫保的。美國有1800萬-2000萬人是沒有保障的，只能靠醫療救濟，而不是真的有醫保。這兩件事都是很難的事情，也不可能在一屆總統里完成。而且他讀書很多，在每做一件事情時都會考慮過去的每屆總統在這件事情上的得失利弊是什麼，所以他想的太多，不像川普說干就干，推特治國。至於說對於美國現在的問題，哪一個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或者更能治好現在的病，這個很難講。

但美國的民主確實現在出現了一些很大的問題。一個是兩黨分裂，這個分裂不只是國會的分裂，而是民眾的分裂，說明社會的共識正在失去。這是很大的問題。二是三權分立本來是為了互相限制，現在由於黨派的緣故，國會作用已經削弱，就是立法機構起不了大的作用。還有一個是司法，美國最重要的一個民主力量是司法獨立，無論你通過什麼法律或者總統想做什麼，最高法院都可以予以否決。現在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特朗普有很多移民措施被法院否決。但法官是由總統任命的，如果總統任命了一個他所認可的非常保守的法官，假如保守派在法院裡占多數，又是按現在的黨派分裂的理念判案，這對美國的司法將產生非常壞的影響。這是歷史上少有的。例如里根也曾經想任命過一個非常保守的法官，結果參議院否決了。那時候參議院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而且過去也有這樣的情況：即使一名法官原來的理念偏於某一方，但能夠到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的人，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的訓練，有一定從業的經驗，會有對法律有敬畏，對憲法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一旦坐上這個位置，就有一種敬畏，會比較公正地投票。現在最高法院法官陸續出缺，奧巴馬在位時已經應該提名一位法官，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就是不給他排上討論的日程，給拖掉了，然後特朗普任命一位保守派的法官，現在又有法官出缺了，如果都是按黨派政治任命法官，使最有權威性的最高法院逞多數一邊倒的現象，只能寄希望於法官本人的法律良知，如果政治偏好進一步侵蝕司法部門，這將是對美國民主制度最根本性的破壞。

目前還看不大清楚。但有一點，我們不能幻想美國的力量真在衰落下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還會保持超強的力量，沒有一個“老二”可以替代它，這一點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美國的硬實力絕對超過現在任何一個國家，或一群國家的總和，至於軟實力的下降，那也是相當長遠的事情。也許再過幾十年回頭看它從哪個節點開始走下坡路了，但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的硬實力還是最強大的。

趙梅：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治學。您是中國美國研究開風氣之先者。在您的影響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從事美國研究的學者成長起來。從您個人的研究經歷來看，最初是研究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您在1985年出版的《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是我們研究生的必讀書，特別是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的必讀書。但是，從《冷眼向洋》在2001年出版以後，您的研究開始從外交轉向美國國內，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變？您對在座的年青學人有什麼寄語？ 

資中筠：在《美國戰後外交史》出版以後，我發現我有一個結論是錯誤的，就是我當時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雅爾塔格局還會繼續下去。結果這本書寫完隔了幾年才出版，出版時蘇聯已經解體了，東歐劇變，雅爾塔體系瓦解了。我當時為什麼認為這個格局會繼續呢？因為根據傳統的看法，一個世界的格局是經過大戰後，各主要國家根據力量對比簽定協議形成格局，維持一段時間，然後再經歷一次大戰，才能改變。但雅爾塔格局的崩塌和冷戰的結束，不是因為戰爭，不是因為外部的力量，而是很大的國家的內部力量變化。

有了核武器後，再發生像二戰這樣的戰爭是不可想象的。除非誰發瘋了，這將是人類的毀滅，整個文明重新再來一遍。那不打仗格局會不會變，就取決於一些主要的力量自己國內的變化。所以我覺得研究國內的變化非常重要，而且反過來講，美國這個國家能繁榮富強100年，必然有它文化和思想的原因，應該研究這方面。而且一個社會，而且我現在越來越相信一個文明的發展和變化，不取決於幾個掌權的人，而是全社會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研究。

關於怎樣研究美國，我在1987年發表在《美國研究》創刊號的代發刊詞《中國的美國研究》一文中探討我們為什麼要研究美國。文中提到，既然作為一門學科，做學術研究就應區別於政策諮詢的研究，應改着眼於長遠，把它作為一個文明體系來研究。你說我對美國的研究起到很大的影響，很遺憾我的影響沒沒有那麼大。現在大部分研究還是着眼於當前，自以為能對決策提出意見。

趙梅：我們的美國研究在您的影響下，雖然依然重對策研究，但在美國社會、文化和歷史等基礎研究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當然我們還要努力。再次感謝您今天精彩的演講。祝賀您的《20世紀的美國》再版。謝謝。

來源： 歐美通 201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