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流星花園》的禁播——一個準學術性的商榷(revised)
David Lee
一、背景
《流星花園》是台灣根據日本漫畫改編的偶像劇，大致講一個堅強如雜草般的窮人女孩，帶着父母的夢想進入貴族學校，憑其正義、堅韌與善良，逐漸感化學校中慣用暴利的F4，最終得到純真愛情故事。該劇自2002年2月起在內地各省、市電視台播出，深受青少年觀眾的喜愛，同時也引發了對於該劇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的大討論，大致是代表家長一方的保守勢力認為《流》劇過於渲染暴力、拜金主義及早戀情結，有誤導青少年之嫌；而青少年一方則認為該劇青春健康，宣揚了真善美，令青少年們體驗了青春的意義。隨後，3月8日，國家廣電總局下令該劇“暫停播出”，但並未透露此舉措之動機，也未言明“暫停”是指何意。據了解，這是台灣電視連續劇在內地遭受禁播的首例，《流》劇內地發行機構因此蒙受了巨額損失。
筆者初悉此消息，唯感憤憤而已；但在3月15日，筆者無意中留意到在所居住的某省會城市中的幾個大型音像市場中，《流》劇的VCD及DVD全都不見了蹤影，詢問營業員何以如此，營業員甚至矢口否認曾經賣過該劇的音像製品；在其中一家市場中，無意中聽到營業員說“《流星花園》已經跌到37元一套了”云云，待得細問此人，則又閃爍其詞，情景頗為詭秘。至此，方知此事並不簡單，大概是連《流星花園》一劇的音像製品也禁止銷售了吧。於是，筆者試圖對《流》劇的禁播發表一些個人看法，由於想從另一個較為嚴謹的角度作評，行文採用准學術標準，希望海內方家不吝賜教。
二、極權主義的幽靈
黨的一句口號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奧威爾）
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堂時，總是把它變成了地獄。（荷爾德林）
國家愈糟，法網愈密。（塔西佗）
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是指這樣一個政府體制，在其中一個政黨掌握所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和司法的權利。這個政黨試圖重新組織社會、決定社會的價值觀；它還通過控制公民的偏好、監視他們的行動和限制他們的自由等方式來干預公民的個人的生活（羅金斯等）。儘管完全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已經不復存在，但其幽靈仍然在世界上徘徊，在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國家公敵》就是一部典型的反極權主義的電影）。中國自1949年以來，也深受極權主義之害，其時人心惟危，親情泯滅，公民自由被壓抑到了極點；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政治體制仍未有重大改變，國家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並未有多大改善。所謂意識形態，是指一種有關美好社會的文字印象，一種建構此種社會的信仰形式，意識形態控制的典型表現就是壓制敵對世界觀，嚴格審查藝術家及知識分子的作品；而對於受控公民來講，由於長期看不到極權主義的危害，長期被灌輸主流意識形態，因而極易形成盲目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認為本民族的利益及安全最重要，甚至認為本民族在文化上優於其它民族），這種結果當然是極權政府所需要維繫其強權的最佳狀態，而處於此種控制之下的公民就會失去政治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失去私有產權，整個社會也缺乏生機。
現在的中國大陸政府，雖然經過了政府改革，但行使上面談到的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功能的機構卻絲毫未損，一個是中宣部，一個就是國家廣電總局。這兩個機構的職能就像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一樣，“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p.5），用行話說，就是“弘揚主旋律”，因為他們精通控制社會進而穩固其政權的最佳方式，因而宣揚伯林所謂的積極自由：“理性的人必須強迫不理性的人做出理性的行為，由此使他們獲得自由”，“只要把握並服從歷史的必然過程，便是獲得了自由”（萊斯諾夫）。換句話說，他們在努力維繫着一個現代的烏托邦，標榜着解放全人類，把國家變成天堂，並以此為藉口推行他們的強制手段、領袖崇拜和極權統治。對於這種做法，少數意識清醒的知識分子總不惜犯險，挺身作為，然而在這樣的統治下，結果是不難想象的，前一段時間中宣部對茅于軾、劉軍寧、樊剛、李慎之的封殺就是一例。而這種統治的一個較少政治學意義而較多傳播學意義的一個例子就是對《流星花園》的禁播，這無疑體現了極權主義國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能力，當售貨員說謊的時候，一個正常社會最基本的原則也喪失了，歷史被蹂躪，未來被鎖定。
三、自由經濟的天敵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斯密）
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限制滲透到了各個方面。這些限制產生形式各異的租金，從而引發了人們對租金的競爭。（塔洛克）
市場經濟並不排斥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發揮作用，問題在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該限定在何種範圍和程度以內。市場經濟的作用和威力已經為當代的中國人所熟知，同時，政府對管制經濟的依戀也使中國經濟長期以來飽受國家壟斷與政府官員尋租腐敗的痛苦，為了給這兩項罪行尋找開脫，政府大力推行所謂保護民族工業（利用公民盲目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政策，以及治標不治本的反腐敗政策，但由於並未觸及問題的實質，結果國家經濟積弊日深，腐敗盛行。
對《流》劇禁播的經濟原因，不外乎所謂保護內地電視製作業，而這種舉動的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內地電視製作商，他們向握有生殺大權的廣電總局官員遊說，進行“幕後交易”，廣電總局的官員們也樂於在“保護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幌子下大尋其租，真正受害的是那些已經購得播映權的代理商。同時，禁播必然導致盜版盛行，必然導致政府信譽下降，必然挫傷優良娛樂製作業的積極性：只要你做的節目足夠好，以致於會受到內地同行的嫉妒，並對其市場構成威脅，那麼就有被禁播的危險了。朋友們，最後受到傷害的是廣大觀眾，而對於內地的那些遊說政府官員的電視製作商們，由於也要花費大量資源去“勸服”政客，其收益也可想而知；在這場交易中受惠最大的就是少數的官員，就是賈寶玉所說的“祿蠹”，他們吃掉了廣大觀眾的利益，毀了內地電視業的正當競爭的制度，毀了內地電視業在台灣同行中的信譽。
真正的市場經濟要求的是有限政府，官員們手中所謂的權利，應該是有限的權利，否則，一旦這種權利具有相對無限的強制性，進而使財富轉移成為可能，就無異於明確地通知他們：“你們可以腐敗了”，因為正是這種可能性會吸引其他個人或集團投入資源從事遊說與反遊說的負和博弈來獲得或阻止這種轉移，整個社會資源被無端耗散，腐敗之風日靡。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實在是的論。筆者不知道《流》劇的禁播是否牽扯到了廣電總局官員的尋租行為，但此事發生在北京兩會召開之時，實在不由人不去聯想。中國政府啊，從這些摧毀經濟和信譽的事情中走出來，幹些應該幹的事情吧！
四、媒介文化的誤區
老祖宗是十分重視新聞輿論的……不能忽視非政治性的導向，比如思想導向、經濟導向、消費導向、生活導向、行為導向、文化導向等等（江紹高）
在我們這個時代，說政治文章都是壞文章，大體上是不會錯的。（奧威爾）
文化評論大都存在着雙重標準：高雅文化中的精品在大眾文化中只會成為次品……（大眾文化）要麼被（高雅文化）認為是純粹的消遣品，要麼被認為是令人憎厭的糟糕的。（多克）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目前內地的主流媒介仍然在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筆者隨便翻閱了一期意識形態的期刊，就看到了本節第一段引文的那段話。暫且不論文章作者認馬克思為其老祖宗的可行性和動機，只看他把對“非政治性導向”的控制堂而皇之地列入國家控制之列的理所當然的神氣和所流露出的可悲的使命感，就能體會到現今媒介審查之嚴，這是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的必然結果。而《流》劇當初在內地就是經過“三次審片”，刪去了大量情節後方許播出的，但最後終於落得個禁播的命運。
事實上，在作為輿論喉舌的黨報黨刊上刊登什麼樣的政治文章，這些對普通大眾來說是無所謂的；然而廣電總局卻偏偏要對大眾媒介下手，就令筆者十分不解了，因為大眾媒介或通俗媒介的作用就在於廉價的娛樂，也正因如此才可稱為是大眾的通俗的（popular），為什麼要加入政治性的東西呢（比如認為《流》劇對祖國意識淡漠等）？而且作為文化本身就應該兼容並包，百家爭鳴，這樣才有利於優秀文化的產生，然而據報道，“著名作家魏明倫”，政協委員，竟然說：“如今到了高科技社會，特別是有了電視這種有強大傳播力量的技術出現後，這種百花齊放的寬容態度，在現今浮躁的社會應該重新研究。”。可借用《流》劇中美作的話：“這恐怕太扯了吧！”，寬容精神一直是人類珍存的高貴信念，沒有寬容精神，西方如何能從中世紀的黑暗走向復興；沒有寬容精神，中國內地又如何能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里走向經濟的大發展呢？怎麼隨着強大傳播力量的出現反而要不寬容了呢？筆者認為，正是因為強大傳播媒介的誕生，我們才更需要寬容，要讓來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聲音帶給我們不同的觀點，要讓人們自己選擇正確的路，要讓“一切都是可能的”。
五、教育界的孱弱
性格的個人性是怎樣重要，又說到意見以及行為方式的差異是怎樣重要，所有這些都連帶說明了教育的差異也具有同樣的不可言喻的重要性。要由國家主持一種一般的教育，這無非是要用一個模子把人們都鑄成一樣；而這個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勢者——無論是君主、是牧師、是貴族、或者是現代的多數人民——所樂取的一種，於是就不免隨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應地形成對於人心並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對於人身的某種專制。（密爾）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裡，就全變壞了。（盧梭）
許多中國人似乎是根據他們的社會角色來看待自己的，如作為母親、父親、兒子和女兒。他們很少把自己看成是正在尋找和正在小心地尋求真正的自我的個人。（斯滕伯格）
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對於青年有相當責任心的人；他雖不是一個教育專家，他卻深知在性的發育上，他們需要的是一些不着痕跡的指引，而且不是應付盜賊一般的防範與呵斥禁止。（潘光旦）
當那些對《流星花園》的播出持反對意見的家長及所謂的“教育界人士”大發議論的時候，我想他們更應當去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中國人對孩子教育的一個特點在近幾十年的時間裡似乎並未改變，那就是以嚴格的訓誡為教育的主要方式，對於這一點，家長與學校教師取得了共識，再加上國家控制意識形態的要求，致使教育統一模式化，使受教育的孩子沒有自主學習的機會，對社會缺乏應有的感知。家長教育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孩子的過度“關心”，不僅對孩子的起居飲食百般呵護，甚至不惜窺探孩子的隱私去掌握關於孩子成長的“第一手信息”。《流》劇的禁播據說與家長的呼籲有關，這就充分體現了家長對孩子生活的全方位的干預。小孩子生長在意識形態受控制的社會中本來就夠可悲的了，而在家裡還要受到家長的監視，試問孩子怎麼發展自己的獨立人格？孩子的天性如何得到最自然的發揮？
反對《流》劇播出的家長及“教育界人士”的另一個觀點是該劇“過度渲染早戀”。姑且不論大學生談戀愛是否屬於早戀，就早戀這個問題本身而言，筆者認為在中國有些過度緊張了，這種過度緊張的背後是對“性”問題的封建禁忌，這種禁忌會對青少年心理造成極大不良影響。眾所周知，青少年處於青春發育期，對性充滿好奇，所謂早戀不過是這種好奇的表現而已，家長和學校對於青春期青少年的性教育應當以告知和引導為主，而不應該以禁忌為主，要知道禁忌反而會激起孩子們的好奇心與獵奇感，對其生理心理的發育危害極大。《圍城》中的方鴻漸初萌的情火被嚴父澆滅之後，便“開始讀叔本華”，還說出“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衝動。”這樣的高論，諸家長及“教育界人士”不能不以為戒。相比較而言，港台地區對孩子的所謂“早戀”問題就處理得很好。相對封建的陋習而言，讓孩子有一個繽紛美煥的童年及青春期，而不是一個充滿禁忌、疑惑和苦悶的青春期似乎更應該是家長和社會所做的事情吧！
六、關於劇情
只要觀察不同人觀看《流》劇時所主要關注的內容，就可以看到不同人各自的家庭教育所形成的不同的價值觀及人生觀。很有一些人對該劇中F4的瀟灑、別墅、名裝及名車等豪華生活垂涎，感覺“差距太大”；也還有一些人將上面物質的東西只看作劇情背景，真正着迷的是劇中人對感情（親情、友情、愛情）的執着，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才是真正理解了該劇的人文底蘊；但筆者並不認為第一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正如上面第三節所說的那樣，追求高物質享受對社會來講並不完全有害，相反會創造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有利於經濟發展；筆者的意思是說，第一種觀點誤讀了該劇中最應珍視的內涵，那就是對被流俗所干擾的情感的執着追求，這才是青年人最應該珍存的東西。
最後，就《流》劇的其它“熱點”劇情略作評述：一、宣揚漂亮壓倒一切：筆者並不認為偶像劇可以用丑角作主演，而且社會學中的研究結論表明，當今社會就是“漂亮者生存”的社會，筆者並不漂亮，但也喜歡漂亮的人，這有什麼不對？二、拜金主義腐蝕觀眾：市場經濟的基礎是需要一些拜金主義的，價格是市場均衡的結果，有了錢才能實現精神層次的需求，這有什麼好說的？現在各名校畢業生擇業的第一標準已經是月薪而非個人興趣及愛好（或者說他們沒有興趣愛好？），難道這就是非拜金主義教育的結果？三、宣揚暴力：更是無稽之談，可以看出導演已經把暴力降到了最低程度，且有幽默的成分在。四、偶像崇拜：孩子們的偶像崇拜是正常的，易變的，而且他們對偶像的接受不是被動的，他們往往將劇情中的成分來證實他們的現實世界，過分脫離現實的劇情不會被孩子們認同。如果孩子對《流》劇有相當深的認同感，真正應該反省的是家長和學校，有沒有想孩子提供充分自由美好的人格發展空間？
總之，《流》劇並非是“對青年的誤導”，更非洪水猛獸，如何反吃得禁果？我想，可以稱之為“流星花園”現象，足資我輩深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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