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三次刷新世界觀，我終於意識到中國會越來越好

【7月25日，《華爾街日報》網站頭條刊發了一篇文章《New Challe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對美國地位的挑戰：中國的特色主義）》，裡面提到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李曉鵬的採訪，觀察者網也做了報道。

李曉鵬博士出生於重慶貧困地區，曾在哈佛和劍橋求學。作為80後，李博士這一代人和中國一起，經歷了整個90年代波瀾壯闊的改革和迷茫，也眼見着國家一步一步強盛，不斷擁有更多國際話語權。正是這樣的經歷，讓《華爾街日報》覺得他非常適合談談新一代中國年輕人對西方的看法。

  文章發表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只選擇了本次訪談的很少一部分內容，重點在於引起西方讀者的興趣，符合他們的口味，並未反映這次訪談的全貌。事後，我們找李博士談了談，聽他講述了自己思想轉變的完整經歷，或許可以由此更全面地認識和理解中國崛起之路。】

   我叫李曉鵬，生於1982年，改革開放後四年，是比較早的一批“80後”。今年三十出頭了。回顧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覺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在30年左右的時間裡，體驗到了人類社會兩千多年的變遷——從原始的農耕社會到工業化社會，再到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社會。這個過程讓我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認識經歷過很多次劇烈的衝擊和變化。

                我出生在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重慶（原屬四川）和貴州的交界處。西南地區本來就是中國最窮的地區，我家在兩省的邊緣地區，就是窮上加窮。那個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貧瘠。父親是鄉里的數學老師，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農村種地。寒暑假和農忙的時候，我也會去農村做些農活。

                當時學校還有專門的假期叫農忙假——每年稻穀播種和收割的時候放假一周，中小學的孩子們都回家去干農活。不然家長們會有意見，說讀書耽誤了農忙，就不讓孩子來念書了。

                農忙時候干的活兒，勞作方式跟兩千年前沒有多大的區別，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鐮刀、打穀用架子。

               

                和現在孩子獵奇式的學農假期不同，那時候的農忙假是真的農忙

                小鎮（鄉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條街，被稱之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約只有五六米寬，但相當長，大約有一兩公里，街旁邊就是河，叫筍溪河。這條街的歷史非常古老，應該有一千多年了。所有的老街坊都認識。儘管物質生活貧乏，但治安良好、沒什麼貧富差距，大家習慣了緊巴巴的小日子，生活還算悠然自得。

                1998年，長江全流域發大水，筍溪河也一夜暴漲，把我家房子衝垮了。整條街被衝垮的房子不少。洪災過後，鄉政府趁機對街道進行修繕開發，搞旅遊，號稱“中山古鎮”。去年（2015年）春節還上了新聞聯播，被當成“青山綠水變金山銀山”的典型案例，現在就更火了。

               

                江津洪災老照片

               

                如今的中山古鎮已經成了旅遊勝地

                我離開中山，是一級一級考試考出來的。當時還有一級行政區劃叫做區，比鄉高一級，比縣低一級。1996年去區裡面讀初中，1997年到江津縣城讀高中。2000年從縣裡面考到了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念完大學，在博士期間去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學。後來又到美國哈佛做Research Fellow（大致可翻譯為“研究員”）。現已回到國內，定居北京，以研究為業。

                從中國最落後的地區，從兩千年前的農業耕作式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體驗工業化社會的生活，又到英美感受西方現代化的生活，跟着大家一起，經歷信息化、移動互聯網的創新浪潮。人類從農耕時代走到今天，走了三千多年，我在這三十年裡親身體驗了一遍，這是我的最幸運之處。

                第一次思想顛覆：孔子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外部世界的快速變化，也急劇改變着我們的思想。我們這一代人對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經歷了幾次很大的變化。有的時候是完全顛倒過來：以前你認為正確的現在全部錯了，以前你認為是錯的現在全部正確了。而且更神奇的是：還可能再顛倒一次。

                我出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五六年了。但文革的影響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宣傳材料和圖書，很多家庭還保存着。小時候去小夥伴家裡玩，從他家床下的紙箱子裡翻一些小人書，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間出版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批判孔子的書。

               

                文革批孔，砸爛孔廟牌匾

               

                近年來有關《孔子》的影視作品也越來越多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時間批判孔子，把孔子說成是很壞的一個人，是奴隸主階級的反動文人，成天就想復辟奴隸制度，反對社會進步，主張堅決鎮壓奴隸們的反抗。我不知道文革是什麼，但小人書上的東西看得懂。小孩沒有分辨能力，以為書上說的就是對的，認為孔子就是一個大壞蛋，而崇拜書裡面跟孔子鬥爭的奴隸起義英雄。

                過了幾年，中央電視台播了一個紀錄片，就叫《孔子》。那時候我家還沒有電視機，對門買了，黑白的，只能收到中央一台，而且只有晚上才有信號，周圍的街坊們晚上都跑到對門去看《孔子》。我看得半懂不懂的，但印象很深刻，因為前後對比太強烈了。這個紀錄片竟然說孔子是一個偉人！是偉大的教育家，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電視裡面還告訴我們全世界有兩百多個國家都有孔子像。

                這是我第一次世界觀的顛覆。第一次發現，原來這個世界對同一個人竟然可以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以前書上說他是壞人，壞透了。現在中央電視台裡面又說他是好人，而且還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怎麼會這樣？好壞可以這樣顛倒嗎？

                後來我上了小學、初中，接受了改革開放的標準化教育，文革的影響慢慢褪去。政治課本上說，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但是，黨在文革時期犯過很嚴重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過錯和功勞要三七開。經過改革開放，把文革的錯誤路線糾正過來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這才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對孔子的批判是“文革”時期極左路線的產物。這些，我全都相信了，不再對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任何疑問，對毛的看法也與官方一致。

                ——不過，家裡的長輩們對毛的評價比課本上的還要更高一些。我的父母都來自於貧苦農民家庭，非常敬仰毛澤東。身邊的長輩們也幾乎都是如此。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爸爸就給我買了一套四卷《毛澤東選集》給我看。我把這四卷翻得爛熟。不過我印象中家裡從未掛過毛主席像，而且我們家三代人包括我在內，都不是黨員。長輩們對毛的敬仰完全是出於一種樸素的感謝，感謝他讓窮苦百姓過上了和平穩定、有尊嚴、能溫飽的生活，而不是出於什麼政治立場。

                在信息閉塞的小山村，對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我並不了解。在讀大學以前，我從未離開過重慶，重慶市的市區也只去過那麼三四次。政治課本上告訴我們，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是腐朽的、反動的、剝削勞動人民。我對此深信不疑。

                中學時期，我努力的學習中國政治和中國革命史，崇拜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一些政治領袖。高考的時候，我的政治科目成績是重慶市第一名。

               

                糧票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以後提高很快。小學的時候還有糧票——每個人每個月吃多少斤大米都要根據糧票配額供應。在配額內，國家統購統銷，價格比較便宜，超過配額的部分則花錢也買不到。一個青少年男子的配額是最高的，一個月可以吃32斤糧。我對這個數字印象深刻，每天都盼望着長大，盼望着到了中學以後就可以一個月吃32斤大米了。但等我真的上了中學，糧票制度就廢除了。

                糧食放開以後，鎮上也通自來水了。以前是自己去河裡挑水，家裡有個大水缸，慢慢鎮上開始修自來水管了，一家一戶鋪進來。

               

                後來政府又投資建了電視轉播站，買了衛星信號接收器，給家家戶戶接入有線電視。我們家也買了一台很小的黑白電視機，可以看見中央一台和二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經濟更好了。之後，我們家就買了一個長虹的彩色電視機。家家戶戶生活的改善很明顯，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提高。

                到鄉里的公路很早以前就有，但往農村延伸是在七八十年代。公路修好之後，隨着政策放寬，有很多做小買賣的生意人開始跑貨物販運。當時有中山、太和、常樂三個鄉鎮，大家約定中山三六九趕集，常樂二四八，太和一五七。每三天輪換一次，逢十就都休息。到了趕集這天，周圍鄉鎮所有的人都來這裡買東西，小商販在街上擺攤，各種花色的衣服布料最受歡迎，商品經濟日漸繁榮。

                第二次思想顛覆：我們普遍相信中國會崩潰

                等我1997年到縣城讀高中以後，和中國以外的事物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外國的商品開始在縣城裡出現了，但是很貴。比如電池，國產的電池比較便宜，一塊錢一對，而日本產的金霸王電池，十塊錢一對，特別特別貴。但使用的時間很長，品質可靠。我們用來練習英語聽力的隨身聽和磁帶機，日本索尼的價錢是國產的好多倍。運動鞋，美國的阿迪達斯和耐克，也比國產品牌貴很多。這些外國貨，只有家裡很有錢的同學才買得起，可以在同學們面前炫耀。西方商品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足以讓處在偏遠地區縣城的我也感受到西方和中國的差距。

                這段時期我在思想上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沒有太大的變化。對我思想刺激比較大的是1999年美國轟炸南聯盟大使館這個事。以前教科書上宣傳美國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頭子，大家都覺得美國很壞，但到底怎麼個壞法，沒有感覺。直到1999年，美國人在轟炸南聯盟的戰爭中，用導彈攻擊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炸死了我們的外交人員，我們才第一次強烈的感受到來自美國的敵意和對國家的威脅。

               

                當時的中國民眾群情激奮抗議美國轟炸行為

                那一年我17歲，和幾個同學印發了一批傳單到街上散發。傳單上沒什麼特別的內容，無非就是把新聞報道重複一遍，並表示強烈抗議。我們在通過這種方法來表達憤怒。我們從小接受的歷史教育，中國近代以來就不斷地遭到西方列強入侵。但那都是歷史，這是第一次在現實中感受到國家被欺凌侵略。這種憤怒的感覺是很強烈的，我們不能容忍中華民族再次受到這樣的侮辱。

                一年後，我抱着這樣一種感情到北京開始念大學。

                剛進校的時候宿舍沒有網絡，上個網得跑到校外的網吧去。大一下學期，學校開始在學生宿舍里舖設網線。我在2001年上半年，跟寢室另一個同學湊錢合夥買了一台電腦，是一個台式機，放在寢室上網。

                沒過多久，9·11事件發生了，美國的世貿雙塔遭遇恐怖襲擊，大樓倒塌、死亡上萬人。當時，包括我在內，全班同學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高興，歡呼雀躍——太好了，美國終於被人教訓了！

                此時距離美國襲擊中國南聯盟大使館才兩年。我們都覺得美國非常可恨，但是也已經知道它很強大，拿它沒什麼辦法。看到它的大樓被飛機撞塌、死了那麼多人，而且還都是精英分子，覺得非常開心。

               

                9·11事件不僅是美國的轉折點，也是世界的轉折點

                第二天上課，同學們都無心聽課，覺得應該放假慶祝。學校和官方沒有任何表態，還是要正常上課。國內的一些文化名人比如余杰發文章批評我們，說我們這種思想是可笑、荒謬的。恐怖襲擊是對全世界文明的挑戰，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中國人絕對不應該幸災樂禍。

                情況變化得很快。沒過多久，美國要報復，去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個時候我和很大一部分同學竟然完全支持美國的行動。我們的思想在這段時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覺得美國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一件非常正義的事情。特別是打伊拉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是一個獨裁者、暴君，他統治下人民民不聊生，美國推翻他的統治是一件很正義的事情，每次聽到美軍又打下哪個城市，我們都感到歡欣鼓舞。

                從9·11事件到美軍攻打伊拉克，也就一年的時間，為什麼我們的思想會變化那麼大呢？

                這是因為，我們進大學以後接受的思想、看到的東西，和高中時代完全不一樣。以前課堂上講的是國家編訂的教材，到了大學，特別是有了網絡以後，接觸的東西就全變了。

                法學院的老師們都是海外留學回來的，其中以從德國、美國回來的最吃香，其次是英國和日本。他們全盤接受了西方法律思想，在課堂上講授的東西，無非就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好、英國的法治傳統多麼悠久、德國的法律體系又有多麼完善……而中國則不民主、不法治、不自由、沒有人權……總之就是全面落後。

               

                90年代的網吧

               

                不僅課堂上老師們這樣講，網上也這麼說。那時候國內網絡正在建設中，各方面的管理很鬆散，網上發什麼文章都沒人管。我看了很多網絡文章，各種所謂的高層揭秘，關於歷屆中國政府高層的各種負面消息滿天飛，而中國古代的歷史也完全是暴君統治的歷史，獨裁專制、暗無天日。現在想起來當時看的很多網絡文章都是造謠，沒有根據的胡說，但當時不知道，反而深以為然。

                網絡把中國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暴露出來了。從被嚴格控制的官方媒體渠道中撕開了一條縫隙。當時中國確實有很嚴重的問題，最嚴重就是官僚體系的腐敗。我從小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初中的時候，學校的老師們組織過罷課。因為鄉鎮政府拖欠老師的工資——這在九十年代在全國都十分常見，大家普遍相信拖欠的工資被政府官員貪污或用於吃喝腐敗了。初二那年，有一天晚上我的英語老師從親戚家吃完酒出來，被六個流氓攔路搶劫。這些人喝醉酒，搶走了他所有的錢物，還要把他丟到河裡淹死。在河邊被路過的人發現才未能得逞。那幫人第二天被鎮政府抓起來了，老師被打到住院，結果這批人竟然很快就被釋放了。老師們認為這是走關係和行賄的後果，於是開始罷課、上訪。由於教學秩序不正常，我被迫轉學。

                1998年大洪水，把我家的房子衝垮了。後來一直好多年，我父親就住在學校提供的一個小房子裡，沒有空間再給我住。我在外面念書是住校，放假回家就臨時給我找地方。我回家一般是寒假和暑假，我父親的學校也放假了，他便在圖書室里舖了個床給我睡，好多年都是這樣。當時災民很多，我們家還算情況比較好的。但就是這樣的情況，在救災過程中，依然出現了鎮政府官員貪污救災款、救災物資的現象。這讓我們非常憤怒，又有很多街坊參與組織上訪、告狀。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政府的官員，從小就給我留下了十分腐敗的印象。我考大學的時候報考法學專業，也是因為有這麼一個理想，認為法律、政治這種東西能夠改變中國的現狀。

                當時我十七八歲，覺得這些東西肯定要改變，但不知道要怎麼改變。我有了這些經歷，又受到大學課堂上老師們宣傳的、網絡上文章講的西方民主法制的影響，思想很容易就發生了改變，覺得西方的政治體制非常好，應該用它來改變中國。我開始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非常壞的，中國歷史，也非常糟糕。

                這是我自孔子從壞人變好人以後，遭遇到的第二次思想顛覆。我發現以前所相信的東西竟然又都是錯誤的或者虛假的。

                那時候我和身邊的同學們普遍相信，這個國家的體制用不了多久就會崩潰，後來的人一定會學習歐美走美式自由民主的道路。當時我們人大法學院有幾位法學泰斗，已經退休了，年輕老師嘲笑他們是“社會主義法學的最後堡壘”。在年輕一代，無論老師和學生，我感覺已經沒人再相信什麼“社會主義法學”了。大家全都是學的西方那一套東西。

                市場上類似的書也很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套在美國生活的華人寫的介紹美國制度的書，叫《近距離看美國》。其中有一本叫做“總統是靠不住”的，講的是尼克松的水門事件。這個事情在中國看起來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總統犯了竊聽政治對手的錯誤，這看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美國的體制通過一套一套的程序，居然就讓他下台了。在這過程中，他試圖讓司法部長干預調查，但是在制度面前敗下陣來。

                難道中國不也應該有這樣的制度嗎？我看到有很多中國的官員犯的錯誤嚴重的多，卻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高枕無憂，這顯然是應該改變的。

                大學四年，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圖書館裡閱讀了很多西方的社會、經濟學、法學名著。我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經濟體系，將來可能對中國的改革有好處。都是那些很傳統的啟蒙思想家寫的西方經典，比如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盧梭《論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此外看了很多關於美國憲法的書，諸如美國制憲歷程、美國著名的憲法案例集等等。

                看書、上網、聽課，從各個角度我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樣的：中國落後了，西方才是人類文明的燈塔，我們應該努力讓中國變成西方的樣子。像張維迎、茅于軾這些媒體上經常出現的鼓吹中國只有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的“輿論領袖”，被我們視為先知和英雄。

                2003年，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大事。一個叫孫志剛的年輕人在廣東被城管抓起來打死了。當時中國有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到北京、深圳、廣州這種大城市而沒有合法居住證明的，可能會被城管、警察抓起來遣返回老家。在這個過程中，被遣返者的人身自由會遭到限制，中間就可能被監管人員敲詐勒索或者虐待。

                在有一次班會課上，班主任老師跟我們講，說學校來了一個新老師，手續還沒有辦好，突然間這個人就消失了。學校四處打聽，才得知是因為出門逛街遇到警察查證件，被當成無業流民收容，送到昌平去篩沙子了——也就是先在京郊地區強制勞動一段時間，把回家的火車票錢掙出來，再遣返回到老家去。後來學校派人去給接出來了。

                在強制收容遣返過程中，出現人員意外死亡的情況應該並不少見。但孫志剛事件能影響這麼大，主要還是因為他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容易引起大學生這個群體的共鳴——誰也不想以後出來工作會莫名其妙被人抓起來打死。這個時候中國重點高校幾乎全部鋪通了網線，大學生們都可以在宿舍自由的上網，高校的網絡群體出現了，網絡輿論爆發的條件已經成熟。

                孫志剛死亡事件爆出來之後，有記者去深入調查了這個事情，文章便在網絡上迅速的傳播，大家非常憤怒，人大法學院幾個博士還簽名上書，要求徹查這個事情。我們在網絡上不停的呼籲、抗議，甚至還商議組織在某一天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示威。活動最後沒有組織起來。但是已經造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驚動了中央高層。最後這件事情得到了比較妥善的解決：兩個主犯被判處了死刑，還有幾個從犯被判處了無期徒刑，判的非常重。很快，政府宣布廢除收容遣返條例，對無業游民從強制收容遣返改為非強迫性的救助。

                孫志剛事件可能是中國進入網絡社會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網絡言論並不限於為孫志剛伸冤，而是紛紛指向整個國家體制。這種言論在網上影響力之大、傳播範圍之廣泛，說明在會上網的大學生群體中間，已經有了一定的共識：中國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做某些徹底的改變。大家普遍認為西方世界非常美好，中國的制度則應該學習西方。普遍的說法是，等改革開放以後的新一代年輕人成長起來，中國就一定會全面學習西方。

                這種思想一直持續到2008年我出國以前。

               

  第三次思想顛覆：中國確實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

                出國以前，我逐步也意識到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而並非網上有些文章講的那麼一無是處。隨着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網絡上、課堂上、社會上有關中國前途的爭議越來越激烈，並不再是那麼一邊倒了。2004年，我的一個講經濟的老師，在課上給我們說：他們去美國、英國玩，從國外買東西帶回國內，打開包裝發現盡然都是made in china。這種情況已非常普遍。聽到這種事情，很難不對中國產生一種自豪感。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個詞已經流行起來，在報刊雜誌上頻繁出現了。我們知道工業革命之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老牌世界工廠。現在中國也成為了世界工廠，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對。但也有一種聲音說，中國製造是低端製造，而且是以犧牲底層勞動者的健康和生態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真正高端的東西還是在發達國家。

                2007年的時候我和一個同學辯論。他認為中國快完蛋了，粗放的經濟增長已經耗盡了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我認為中國經濟仍然會高速發展，並不會崩潰，中國有足夠的時間在經濟正常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最終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舉了很多例子，說中國的高端產業跟世界先進水平還差的很遠，根本沒有希望追上。

                當時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一步一步來的。我們二十年前什麼狀態，現在是什麼狀態？中國的產業鏈雖然低端，但薄利多銷，掙的錢也不少。只要有錢，高端的產品我們可以投入研發、可以收購、可以招聘外國的高級人才。總之，只要經濟發展起來，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來的。我當時已經有這種思想了，覺得中國在經濟上可以變得強大，但這樣的想法還不足以改變我對東西方政治體制的認識。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轉變的大事情是美國2007年爆發次貸金融危機。我喜歡上網看《經濟學人》網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經濟學人》，總說中國這不好、那不好，都是問題。但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經濟學人》上集中發了很多文章，說美國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問題，中國卻還在高速增長，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很明顯能感覺到，西方世界已經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崛起是一個不可阻擋的事情。特別是2008年中國奧運會，讓西方對中國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輿論領袖認為，政府花大量的錢，建了很多豪華的體育場館，是一種可怕的浪費，就是為了一個面子工程，奧運一過，這些提前透支的財富會讓國家經濟陷入蕭條。

                奧運會過後，我就去了劍橋。劍橋是一個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沒有在那麼漂亮的地方學習和生活。我是抱着朝聖的心態去的，那地方對讀書人而言確實是一個聖地。在劍橋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讓我觀察到了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

                跟國內一個很直接的對比就是銀行系統。到了劍橋第一件事情是要辦一張銀行卡，首先沒有排號機。中國任何銀行都有排號機，而在英國的銀行只能人工排隊，效率很慢。在銀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證件、辦完所有手續以後，還需要至少等七個工作日，銀行會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覺得很驚訝，在中國辦一張銀行卡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直接有辦卡機、身份證一掃就可以打出來。我很震驚：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效率低到這種程度？

                我去坐倫敦的地鐵，比北京的更破，價格卻是北京地鐵的幾十倍！一張地鐵票四五英鎊，價值六十多元人民幣，而北京當時是兩塊錢隨便坐。倫敦這個城市好像也就這麼回事，沒有多麼好。倫敦金融城還可以，但跟上海陸家嘴相比也差的很遠。我去了英國很多城市，感覺這些個地方，文物古蹟自然風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個世界強國的痕跡。

               

                倫敦地鐵站

               

                上海地鐵站

                在英國各地，都有人乞討。我去蘇格蘭旅遊，一些看起來穿着很時髦的年輕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討要錢。冬天大雪天，走在劍橋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條狗要錢，我也會給他一個英鎊。我覺得這個社會還是問題很多的。

                後來我又獲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機會。到了美國以後，我對西方世界的看法變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個很開放的學校，跟劍橋差異很大。劍橋保守、嚴謹，大家更關心純學術，而對外部世界最新的變化不太敏感。哈佛這不一樣，每天都在討論熱門話題。而當時中國就是最熱門的話題。

                這時已經是2010年。金融危機以後這個世界變化很大。我發現，原來有很多美國一流的學者竟然也認為中國非常厲害。他們認為中國崛起會挑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國內，我聽到的基本都是關於中國如何如何差，而美國如何如何好的言論。我想不到中國在美國精英們眼裡，竟然已經如此強大。這樣看來，中國還確實是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個在中國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經擔任日本央行駐中國的研究部門負責人。他告訴我中國一定會超越美國，還給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數據表明中國在2008年的經濟結構大約相當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價像過去幾年一樣繼續一路狂奔，中國要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也至少還有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空間，而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肯定已經大大超過美國了。我認為他的材料很有說服力，同時也決心在未來二十年為中國找到解決金融地產畸形發展的方案。

                美國社會跟英國社會比，問題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漢、乞討的現象比英國更嚴重，貧民窟在各大城市隨處可見。在地鐵站台上，時不時就會鑽出來一個人，向我討錢。這種情況很普遍。

                此外，美國的社會治安也比英國更糟糕。在大城市，中國人都不敢去downtown黑人聚集區這樣的地方。我的郵箱經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頓警方發的一些消息，說城裡又發生了槍擊案或者有人因為抗拒搶劫而受傷，提醒大家遇上了搶劫不要反抗。在中國學生中流傳着一個經驗：錢包裡帶上20美元現金，遇到搶劫就給劫匪。如果多於20美元損失比較大，但如果少於20美元，劫匪可能就會傷害你。這似乎是一條劫匪們的潛規則。

               

                美國黑人聚居區

                在中國的城市，治安狀況要明顯好得多。大晚上一個人出去隨便逛，絕對不會有安全上的擔心。這也帶動了夜市經濟的繁榮，晚上出來吃吃喝喝四處閒逛成了許多普通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美國社會不僅離一個理想社會有差距，就算跟中國社會比起來，也有很大差距。中國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和美國全方位拉開了差距。落後的公交系統，髒亂破舊的城市街道，坐地鐵也不夠方便，銀行的服務效率則跟英國一樣低下。

                在哈佛那段時間，《華爾街日報》發了一篇比較轟動的報道，一位被稱為“虎媽（Tigher Mother）”的華裔母親講述自己培養孩子的經驗。這位母親用中國式的嚴厲教育培養出了兩個非常優秀的孩子，她堅信中國的教育模式比美國更好，對孩子的嚴格要求不僅讓他們更優秀，還可以讓她們更快樂。她認為快樂不是依靠放任自由獲得的，而是通過嚴格要求和訓練讓孩子不斷取得進步，從進步中獲得。

               

                虎媽和她兩個優秀的女兒

                她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兒鬥爭，強迫她練習鋼琴。這個過程十分辛苦，但女兒在掌握了鋼琴技巧以後可以在學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兒激動萬分。虎媽認為這才是父母給予孩子的真正的歡樂。而她有一個美國朋友，對女兒非常放任，任憑她荒廢學業，胡吃海喝，最後他女兒長得很胖而又什麼都不會，當父親的還叫她“我最美麗的天使”。但他女兒私下告訴“虎媽”，她知道父母在騙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鬱。

                “虎媽”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復。中國的教育模式很明顯優於西方。即使在西方國家內部，華裔培養出來的後代總體而言也比外國小孩優秀。在美國和英國的大學裡，華裔大學生所占的比例，遠遠高於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頂級名校，這種趨勢就越明顯。

                早在2004年——我還完全沉浸於從經濟政治上學習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寫了一本書，叫做《學習改變命運》，認為中國不應該被西方所謂的“素質教育”所迷惑，應該堅信應試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質教育，學好數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質。當時的主流輿論對高考制度口誅筆伐，認為它作為科舉考試的遺毒被現代西方素質教育取代是歷史的必然。《學習改變命運》可能是國內第一本系統為中國考試制度和基礎教育體制辯護、反對拋開考試談素質的暢銷書。雖然中國在政治經濟體制上全面落後於西方，但至少在基礎教育方面做的很好，數學物理的基本邏輯沒學紮實就去搞什麼創造性思維，就是在禍害我們的下一代。

               

                《學習改變命運》是我第一次以公開的形式發聲，反對中國盲目學習西方。雖然只局限在基礎教育這麼一個很小的領域，但火種已經埋下。等我讀到《華爾街日報》有關虎媽的報道時，仿佛找到了知己。

                十多年前有關基礎教育的思考，這些年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到英美留學的感受……這些東西都串了起來，讓我開始有了一種朦朧但明確的想法：中國這些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偶然，也不是因為簡單的學習西方，而是因為我們從文化教育到政治經濟，都有一套不同於西方甚至可能是優於西方的東西。中國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後和局部有優勢，而很有可能是整體上優越於西方。

                這個國家會好嗎

                回到中國以後，我帶着這個想法去讀很多書，回想自己過去多年的所見所聞，很多困擾自己多年的疑問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2011年的4月19日，我讀到了張五常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他在書中公開宣稱，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張五常與一般的經濟學家不同，他是被西方主流經濟學認可的大師。他這樣講，實在是對我頗有些震撼。書中有一句話令我有茅塞頓開之感：

                “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制度的優勢歸結於縣一級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的競爭。受他的啟發，我把多年的理論串起來。我碩士是區域經濟學，博士是城市經濟學，都是研究中國的地方經濟。在碩博期間，我跟着我的導師走遍了中國很多很多地方，和地方政府有很多接觸和溝通。我所看到的是，中國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花了巨大的心血，把經濟發展起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我見過的幾乎所有市縣區的書記、市（縣、區）長以及規劃、發改這些重要部門的領導，都在超負荷的工作，“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態。背後當然有一些貪污腐敗的事情，但政府官員們努力的成績仍然應該充分肯定。

               

                中國的政治生態中，一個人被提拔起來，也許需要走後門、跑關係，灰色收入也廣泛存在。但基本前提仍然是：必須要在自己的職位上干出成績來才可能被提拔。操守有問題被提拔的不少，但能力平庸、沒幹出成績來就被提拔的很少很少。官員晉升的競爭機制非常激烈，我們在各地調研過程中，明顯感覺到，如果某個地方經濟增長快、GDP高，地方官員就會自信滿滿地向我們介紹經驗。有的地方經濟增長比較慢，官員介紹經驗的時候都缺乏信心，比較緊張，壓力也很大。GDP考核機制讓地方政府競爭性的去搞投資、拉項目、招商，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有很多人預言這種做法會導致經濟崩潰，然而這樣的預言總是失敗。

                把張五常的理論和我所接觸的實踐結合起來之後，我重新來認識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發現它確實有很多優於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地方。我是研究城市經濟學的，但是我的博士論文相當離經叛道，純粹是在一個宏觀經濟學的方面寫的論文，主題很大，力圖構造一個新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

               

                最終思考的成果，就是我在2012年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出版的《這個國家會好嗎——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一書，這本書在張五常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制度作了更全面的闡述，也標誌着我再一次完成了巨大的思想轉變——從堅信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變為堅信西方應該學習中國走中國道路。

                在這本書裡面，我認為中國制度的優勢在於：把市場經濟制度和職業化的政治家制度結合起來，實現了市場與政府的合理分工，並維持政治和資本的勢力均衡。

                在政治制度上，我認為政治家的選拔不應該採取公開競選、一人一票的形式。口頭承諾和舞台表演的競選更適合挑選演員而非官員，也更適合利益集團在幕後進行操縱。政治治理是一項高度複雜的工作，政治家應該以政治為終身的職業，從基層做起，終生學習和鍛煉如何管理政府。不能讓什麼影視明星、房地產商、投資銀行董事長之類的社會名流，前半生拼命賺錢，在專業領域功成名就之後，半路出家來“玩”政治。只有在政治實踐中經受住了物質利益的考驗、干出了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真實成績的人物，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上。當總統的，應該先當好州長；當州長的，應該先當好市長縣長。像奧巴馬和特朗普這種毫無政治實幹經驗的人直接當總統，對國家的長治久安並無益處。這方面，西方應該向中國學習。

                在網絡時代，中國的政府明顯比西方國家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大部分網絡熱點問題都能得到迅速的回應和公正的解決，很多官員因為網絡曝光了他們的錯誤言行而被免職、撤職甚至坐牢。孫志剛案件引發的輿情看起來是對舊體制的衝擊，但政府迅速嚴懲罪犯並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我後來又參與過鄧玉嬌刺死官員案、劉涌死緩案的網絡抗議，最後鄧玉嬌無罪釋放、劉涌被改判死刑立即執行，這些事情中國政府的反應都是迅速而公正的。

                相比之下，西方的議會制普選制民主政府，面對類似的突發事件則總是反應遲鈍而且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人民起來抗議金融業的過度貪婪。這次運動在網絡上反響極大，而美國傳統媒體則冷漠以對，報道的很少。美國總統奧巴馬聲稱自己站在抗議者一邊，然而他除了嘴上說說以外，什麼實質性的舉動也沒有做。

               

                占領華爾街運動

                這場運動最後被警察鎮壓了下去，一些積極分子被以毀壞私有財產的罪名判刑。有人認為這是民主制度的優勢，總統也不能胡作非為。然後我卻認為這樣的民主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無人負責的制度，政治家們都把責任推給民主程序，利用所謂的權力分立體制來“和稀泥、踢皮球”，拒絕做出實質性改革。人民要求變革的呼聲主要體現在政客們的嘴上，而不是實際行動中。

                在經濟制度上，我認為無節制的自由市場不可取，它必然導致不合理的兩極分化。土地和自然資源等非個人所創造的財富應該由政府負責分配，而企業家和社會資本則應該專注於創造性的領域，比如互聯網創新和科技產品等等。一切經濟制度，都應該圍繞一個基本原則來展開：鼓勵人們去創造對他人有益的財富，然後從中獲得利益；而反對人們從占有存量財富甚至掠奪他人的合法財富中發家致富。金融、房地產和煤礦等產業中的大量財富從現在的法律制度框架來看是合法的，但是從經濟制度本身的倫理來看，是不合理也不應該合法的。

                國有資本控制國家金融命脈、土地財富、礦產資源和通訊交通等自然壟斷領域，非常必要。所謂的“企業家精神”並不總是好的，它可能被用於為社會創造財富，也可能被用於掠奪社會財富——關鍵看制度安排。如果一切經濟資源全盤市場化，中國的企業家們可能就不會花時間去研究如何生產一流的商品、搞科技創新，而是花心思去低價收購煤礦、廉價拿地開發房地產、投機股市製造泡沫等等。

                “企業家精神”不是自由放任放出來的，有一半的市場競爭是逼出來的，還有一半是政府監管逼出來的。只有一個有力的、獨立的、廉潔的政府，監管住那些掠奪存量財富的渠道，企業家們的聰明才智才會真的用到創造性的為社會生產財富上來。這方面西方也應該向中國學習。而中國過去的某些改革，過度學習西方，實際上也讓自己走上了歧途——金融地產暴富、實業生存環境艱難，就是這種錯誤路線的集中體現。

                （此書作為博士論文於2012年3月提交評審，出版稿完稿於2012年6月，出版日期是2012年9月，都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它的思想跟十八大以後的新政策新格局並無關係。但《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將我思想的轉變和十八大以後的一些變化聯繫起來，應該是為了更好的吸引西方讀者的眼球，與我所陳述的事實並不完全符合。）

               

                這個國家會更好

                我的思想變化大概就是這麼一個過程。在同齡人中應該有一定代表性。比我更年輕的90後、00後一代，像我以前那樣認為中國應該完全學習西方體制的比例已經不高了。90後、00後經歷的變化比我們更少，在他們有政治意識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強國，如果告訴他們西方的制度多麼多麼好，他們也不太會接受。他們從小就比較自信，從根子上認可自己的國家。

                網上流傳一句話：“一出國就愛國”。中國向全世界派遣留學生，西方國家也很歡迎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他們樂觀的認為大量的留學生會認可西方的制度並用它來改變中國。但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正好相反。好多人不出國，還不知道中國這麼好。真正到了西方國家留學，才發現中國優點非常多——政府辦事效率、治安情況、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成本等，中國都好太多了。隨着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好，世界和中國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這一代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一定是越來越有信心。

                我們在大學期間曾經頂禮膜拜的意見領袖，像茅于軾、張維迎這些人，片面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他們的論調不僅被轉變了思想的80後拋棄，在90後、00後中間也越來越沒有市場，越來越不受歡迎了。

                儘管現在我在諸多觀點上都與茅、張等人截然不同，但我對他們還是保持着尊敬。因為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想，我也曾經抱有跟他們幾乎完全一致的觀點。張維迎說他在西北當過好多年農民，茅于軾說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親眼看見好多人死於饑荒。我只幹過農活，沒真當過農民；見過貧窮，沒見過窮得餓死的人。但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把我放到跟他們一樣的環境下，見到如此窮苦的中國和命運如此悲慘的中國人，我也會認為當時中國的制度出了大問題。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出國留學，對比西方的強盛和中國的貧窮落後，我也會大力鼓吹西方制度的優越性，主張大力學習西方，從科學技術到經濟體制到政治制度都要學。

                但時代不一樣了，我們這一代人，以及後面的90後、00後看到的、親身感受到的社會問題，既不是國家貧窮落後，也不是體制僵化不靈。國家已經強大了，計劃經濟體制則早已被摧毀，政府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調動經濟資源，官員們在網絡輿論的監督下不再能夠任性妄為。個人可以自由地變換工作或者創業，只需要一張火車票就能自由地從一個城市遷往另一個城市。計劃經濟時代缺乏選擇自由，現在是選擇太多無法適應。這種情況下，夸西方、贊自由、罵體制的那一套傳統布道方法，在年輕人中間當然會越來越沒有市場。

                我們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問題，是在一輪又一輪的房價和物價上漲中，實體經濟發展越來越困難，投機分子甚至違法分子反而可以賺取巨大的財富，個人發展的機遇在喪失，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醫療、教育、土地等基本生存發展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在下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在被金錢迅速扭曲。隨着政府管制的放寬，各種非法集資、傳銷活動、帶有詐騙性質的高利貸、“莆田系”醫療騙局、電信詐騙正在一輪一輪的洗劫普通人民的積蓄和財富。

                而這些問題，很明顯和過度的市場化和自由化密切相關；這些問題，很明顯是當代西方自身都不能解決甚至搞得比中國還要嚴重的問題。這個時候布道士們再來向我們鼓吹市場萬能，鼓吹西方制度先進，當然會遭到冷漠的對待。

                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探索史，每一代人遇到的難題不同、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最後的成果也都有利有弊。後一代人對前一代人的探索，往往是既有繼承，也有揚棄。

                孫中山他們那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是，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他們學習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翻了滿清的統治，建立了民國，但平均地權卻沒有實現。消滅皇權以後，找不到凝聚國家的力量，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的泥潭。軍閥們對內依靠地主豪強，對外投靠帝國主義，搞得國將不國、民不聊生。

                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共產黨人，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徹底結束軍閥混戰，推翻壓迫人民的三座大山。他們學習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習蘇聯，用底層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國家的統一，重建了有力的中央集權，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把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全部掌握在官僚集團手中，社會多元化不足，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經濟活動僵化和官僚集團特權化。毛在晚年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來解決這個問題，但直到他去世，問題還是很嚴重。

                主導改革開放的那一代人，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打破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恢復社會活力。這一次改革的主要思想導向，就是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取得的成就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大批像張維迎、茅于軾這樣主張全面學習西方的知識分子、輿論領袖。雖然他們的觀點從根本上來講，是不對的，但從客觀效果上來看，在八九十年代，確實促進了中國學習西方有益的東西——國有企業官僚主義嚴重，學學西方現代企業制度；計劃經濟體制僵化，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增加活力，這些當然都是有益的。我認為他們對國家的影響，總體上功大於過，在主觀上也是真心為了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有些激烈反對他們的人，將他們斥之為“漢奸”、“西方的走狗”等，我不贊成。

                但跟之前的幾次大變革一樣，改革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伴生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之前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改革本身帶來的新問題。為此，必須有新的方案來解決。若還是依靠以前的路徑，試圖主要靠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來解決，是肯定行不通的。那些曾經遠赴西方學習先進經驗、回國引領風氣之先的精英分子，如果不能及時轉變觀念，就可能就會從改革的推動者變成絆腳石。這種情況在過去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已經反覆出現過多次。

                不要以為我們主張中國體制優於西方，就不主張變革。我們所倡導的變革比西方布道士們所主張的更大而不是更小，只不過在方向上有所不同。錯誤的改革方向比不改革更糟，所以當他們試圖把中國的優點說成缺點的時候，我們就要堅決的糾正，為的不是拒絕變革，而是找到正確的變革方向。

                時代變了，中國一方面有信心對外宣傳我們制度的優越性，並且鼓勵全世界都來向我們學習；一方面還要堅持內部改革，以保證我們始終處在人類社會制度創新的最前沿，而不會被我們的學生超過。這兩個方面同時都要做，並不矛盾。若有人一聽見我們為中國的制度辯護，就認為我們不懂得變革，我們是不會同意的。

                對於那些積極為中國介紹西方先進經驗的上一代思想輿論領袖們，如果他們不願意改變自己的觀點，那麼我們希望能和他們握手道別，感謝他們曾經為國家進步作出的貢獻。如果他們不願意和我們握手，那麼就揮手道別。總之我們會向前走的。我們知道他們曾經對我們寄予厚望，希望我們按照他們的想法來完成中國徹底的西方化。但我們最後還是選擇另外一條路，跟他們所主張的不是截然相反，但肯定大相徑庭。中國會變得更好的，我認為這在總體上仍然符合他們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