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沒有獨立的文獻載體，不可能有所謂“古希臘”手稿傳世

早期獨立的古文明都有獨特的文獻載體，如：中華文明（甲骨文、金文、簡帛）、古印度文明（貝葉）、古埃及文明（莎草紙）、古巴比倫文明（泥板）等。而所謂的“古希臘”則沒有獨立的文獻載體。

曾於1909-1931年間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里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主張，自公元前六世紀以降，在希臘土地上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是紙草。他的根據是希羅多德《歷史》中的一段話。[1]

凱尼恩所指希羅多德那段話為：“伊奧尼亞人從古時便把紙草稱為皮子，因為在先前由於缺乏紙草，他們是使用山羊和綿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還有許多外國人是在這樣的皮子上寫字的。”[2]

然而，被西方人尊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唯一“傳世”著作《歷史》原來是一部偽書。（說見本書第3章第2節考述）

凱尼恩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還列舉了許多莎草紙古典文獻的例子，然而凱尼恩本人就是最早偽造“古典紙草文獻”的嫌疑人，其所述內容不足為信。（參見本書第1章相關內容）

西方“古典時期”，可能作為文獻載體的兩種材質，一種是埃及出產的“莎草紙”，另一種是所謂的“羊皮紙”。“莎草紙”在歐洲的絕大多數氣候條件下難以保存。在古希臘的氣候條件下，保存不到幾十年就會發霉、粘連，不可能有片紙流傳下來。在埃及，所謂“古代莎草書卷”只限於墓葬中發現的殘卷。[3]

而“羊皮紙”出現的時間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4]

況且，羊皮紙成本高，抄寫一部《新約聖經》大約需要三百張羊皮[5]。《新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約為22萬5千字，而《舊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為70萬5千餘字，是《新約聖經》字數的三倍多，《新約聖經》用三百張羊皮的話，《舊約聖經》就需要九百張羊皮，新舊約合計則需要一千兩百張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紙大量保存文獻，就是大國皇家也未必有那個財力，何況小小城邦。

實際上，“羊皮紙”不是“紙”、“莎草紙”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犢皮（vellum）是西方國家較長使用的書寫材料。Parchment這個詞係指用羊皮做成的書寫材料，譯成「羊皮紙」是不恰當的，因為不是紙，可否譯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寫成的文件，導源於Pergamum，本是小亞細亞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後來成為歐洲主要書寫材料之一，甚至文藝復興後印刷術西傳時還用以印刷書籍。我們在西方大圖書館裡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紀至17世紀時的「羊皮板」寫本。……

與「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廣泛使用的還有「莎草片」（papyrus），將這個西方詞譯成「莎草紙」同樣是不恰當的，因為它也不是紙。”[6]

從加工流程來看，“莎草片”沒有任何蒸餾、化合的過程，只是簡單的進行整形處理，還是“草”本來的形態。

“紙莎草紙的傳統製法是:首先剝去紙莎草的綠色外皮，留下髓部，並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幾天，撈出後用木槌敲打，壓去水分，重複多次，把薄片兩端切齊，一條條橫向並排鋪開，然後在上面縱向排開，並用石塊壓緊，擠出糖質貓液，使草片相互貓結起來。晾乾以後，用象牙或者貝殼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紙莎草紙。”[7]

埃及的這種“莎草片”實際上並不稀奇，在歐洲人沒有來到美洲前的幾百年間，美洲的瑪雅人和阿茲台克人用樹皮作成薄片，用以書寫文字畫，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將樹皮剝下後，除去有色外表皮，將其內皮撕成一英寸寬的長條，放在鍋內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縱橫交錯地疊起，用槌打在一起成為薄片，乾燥以後以石磨光。現在墨西哥的奧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還用此法作樹皮片，作書寫材料。

太平洋各島嶼如夏威夷、斐濟、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亞、中國台灣等廣闊地區的土著居民，也用樹皮借錘氈法打製成薄片，通稱為tapa。夏威夷人稱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島嶼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製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異，可統稱之為“樹皮氈”。[8]

美國造紙專家的鑑定

“美國造紙專家兼紙史家亨特到現場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製造方法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是，這三者在技術上是屬於同一範疇，雖然均可作書寫材料，但沒有一個可謂之為真正的紙。”[9]

中國造紙專家潘吉星對“莎草片”的體驗

“1981年筆者旅居弗吉尼州時，曾得到一枚用傳統方法製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塗一層白粉後才能在上面畫彩色畫。”[10]

這種“莎草片”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摺疊就會破損，甚至難以承受陸路運輸的顛簸。[11]

“紙草片”和“羊皮板”用什麼“筆、墨”寫畫？

“黑墨水用碳的沉積物製造，例如從油燈頭或鍋底上刮下來的煙灰，用木炭和燒過的骨頭研磨成精細的碳粉。無論用什麼東西製成碳，都要混合一種阿拉伯膠之類的黏合劑，即一種阿拉伯樹的水溶性樹液。把這種混合物曬乾，製成小塊。在準備寫字的時候，就用濕潤的筆在墨水塊上刷一刷。文士們也常使用紅墨水，那是鐵的氧化物、紅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礦物質製作的。”[12]

“最早用來在紙莎草紙上寫字的筆更像是小號油畫刷，用生長在沼澤中的燈心草或小植物製成。這些筆的長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間（6到15英寸）。文士們把筆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細小的纖維，將其製成纖維的刷子。……新約時代，人們用蘆葦削成尖頭的管狀筆。”[13]

我們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會碳化。無論在何種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種顏料，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幾十年間逐漸褪色、劣化、解體、澌滅，何況是一種“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摺疊就會破損”的材料。無論是埃及的“莎草片”,還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諸島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塗以何種植物或礦物的墨汁或顏料，在自然的條件下，都不可能長期保存。中國紙“紙壽千年”人們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紙草”卻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莎草片”開始出現大約在拿破崙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後、即相當於蒙森晚年時代；在此之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並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爾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沒有莎草紙的蹤影。在此之前，說到“紙”就是“中國紙”、以及將“羊皮片”混同為“紙”的概念，稱之為“羊皮卷”。

無論是1793年“紙草文獻”現身赫庫蘭尼姆[14]，還是古羅馬時涉及“莎草紙”製作方法的文獻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後世所偽造。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里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製造“偽莎草紙文獻”的西方學者之一。[15]

當代美國科技史權威喬治•薩頓認為古希臘人的文字載體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頭上（很明顯，在希臘這種情況持續了數個世紀），它的範圍就只能局限於記錄被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學作品太長，難以刻在石頭或金屬上。”[16]

然而，人們只見過大量的古希臘“石刻摹本”，沒有見過“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紀前後被炮製出來的。（參見本書第3章第6節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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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