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科學家為何痴迷世界難題

北京科技報, 董毅然

2004年3月21日，清晨6點，習慣熬夜做研究的田松博士尚在熟睡。突然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他驚醒，拿起電話，傳來了一個興奮異常的聲音：“田博士，我有一個重要的數學發現。”起初他以為是自己的一個朋友在開玩笑，沒怎麼在意。

　　聽着聽着，幾聲雞叫從電話那頭隱隱約約傳來，電話是從農村打過來的。原本睡意矇矓的他一下清醒意識到，昨晚自己在央視《時空連線》節目中有關民間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討論，引起了反響，又一個民間科學家找上門來了。

　　民間科學家來自各種不同的職業，他們希望一舉解決某個重大的科學問題，或者試圖推翻某個著名的科學理論。

　　類似的情形在研究科學哲學的田松博士的生活中並不少見，“民間科學家”是在媒體上頻頻現身的一類人，他們的職業千差萬別，工人、農民、幹部、教師等等，大都只有初高中學歷，常常聲稱解決了著名的科學難題。他們不停地將自己思考研究的成果送到各個高校、科研機構或報刊雜誌，希望得到認可並且能夠發表。其中的多數人為“科學”奉獻了全部，依靠父母和妻子來維持基本的生活。

　　這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群體，每年寄送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自稱解決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都有幾麻袋。據初步統計，僅在媒體上公開宣稱已經解決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間研究者就有幾十人。他們為了理想矢志不渝，無論遇到多少冷遇和白眼都不退縮，其行為帶着某種悲劇般的英雄主義色彩。

　　他們常常抱怨，主流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家對他們的研究成果視而不見，甚至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就加以否定。但科學家們一旦和他們接觸又發現沒有辦法和他們進行溝通，他們沉浸在自己的一套概念體系中，根本弄不清楚他們在說什麼。

　　田松博士對這一群體深入研究後發現，“他們或者希望一舉解決某個重大的科學問題，或者試圖推翻某個著名的科學理論，或者致力於建立某種龐大的理論體系，但是他們卻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學共同體的基本範式，與科學共同體不能達成基本的交流”。

　　“民科”們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很難被說服，常把自己的碰壁解釋為權威對小人物的壓制與迫害。

　　一位民間科學家在一篇油印的論文中如此寫道：“愛因斯坦認為光是電磁波，這是錯的。大家知道，收音機是接收電磁波的，可是，用手電筒照射收音機，收音機卻沒有絲毫反應，這表明收音機沒有接收到電磁波信號，所以光不是電磁波。”

　這個結論不但推導過程讓人忍俊，而且連一個基本常識都搞錯了，“光是電磁波”這個結論並不是愛因斯坦得出來的。這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對諸多民間科學家的學術論文詳細研究後，田松博士發現，他們的論文往往具有共同的特點。

　　比如，“新名詞極多，並且這些新名詞與科學共同體現有的術語沒有多少關係；思考問題邏輯混亂，常常不知所云；常常把一個不大的結論誇張成天大的好事；常常發表一些超越具體問題之上的議論，尤其喜歡表達愛國情懷等等”。

　　他還注意到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民間科學家沒有年輕人，絕大多數民間科學家們出生在1970年以前，他們的性格有共同的特點：

　　“他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甚至與世俗社會也難有正常的交流；他們常常會忽視對其不利的言論，誇大他們喜歡的部分，幾乎是不能被說服的”；在自己的研究和觀點不能被主流科研人員接受，或被否定的時候，他們“也會產生迫害妄想，比如他們常常自比布魯諾或伽利略，把自己的到處碰壁解釋為權威對小人物的壓制與迫害”。

　　長期的觀察研究讓田松博士意識到，分析到這個群體的科學研究，並不是科學上的對錯那樣簡單，而是一個社會性問題的反映。如同文學青年群體的出現、壯大、沒落、勢微折射時代變遷一樣，民間科學家們的出現也是一個時代意識形態的縮影。

　　民間科學家堅持在“沙灘上蓋樓”背後有怎樣的精神動力？他們為何偏愛世界難題？

　　民間科學家們數十年如一日，過着艱難困苦的生活，執着地追求理想。他們的苦行和犧牲精神從何而來？田松認為，是他們接受教育的時代帶給他們這樣的觀念。

　　“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強調，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理想，個人的物質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並且應該犧牲的。反過來，苦行與犧牲的決心與程度，又成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純粹的標誌。”

　　“當理想遙遙無期，苦行本身就成了目的，成為其依然擁有理想、擁有崇高精神的證明。這使他們能夠在生存艱難的狀態下，保持着強烈的精神優越感。”

　　民間科學家們選擇世界頂尖難題作為破解的對象，更是與那個時代大眾對科學研究的某些錯誤認識有關。

　　田松博士認為，改革開放後，科學家重新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公眾對科學的熱情日益升溫，可是對於科學活動卻缺乏基本的了解。很多人天真地認為，科學發現可以通過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以一種大會戰、大比武的方式來完成。

很多民間科學家就是在“看過徐遲的報告文學，被陳景潤的精神所感染，決心為國增光，不顧自己只有初中畢業，也要去摘數學皇冠上的明珠”。

　　“實際上，哥德巴赫猜想這個數學問題在數學上具有什麼意義，他們並不關心。能夠被民間科學愛好者作為獻身對象的科學領域總是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和意識形態價值的那些，只有這些領域能夠滿足他們的爭光理想，當然，也只有這些領域能夠為其所知。”

　　重大發現常被描述為“鐵杵成針”與“靈機一動”的結果，這給“民科”們絕對的自信。

　　很多民間科學家明知道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卻始終相信自己可以破解世紀謎題，這種自信並非來自一種簡單盲目的狂妄，而是和媒介對科學研究方法的誤讀，並錯誤地倡導有關。

　　田松博士對傳媒對科學研究的描述進行比較研究後發現，有很多重大科學發現被描述成科學天才靈機一動的產物。比較著名的有牛頓的蘋果、阿基米德的浴缸等。與此相對是“鐵杵成針”一類故事，似乎只要持之以恆就能獲得成功，常說的是“六六六”，說發明人經過了665次失敗才獲得了最後的成功。

　　他認為，前一類故事把複雜的科學發現過分簡化為靈感與機遇。後一類故事忽視科學研究深層在先的理念，使科學發現蛻變為簡單的技術勞動。這些“因其符合意識形態話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而這類故事不斷產生，不斷流傳，已經成為大眾語境的一部分”。

　　民間科學家在傳統意識形態中找到了價值觀上的肯定，加之“鐵杵成針”與“靈機一動”為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合理性,這樣讓“民間科學愛好者一面年復一年地打磨鐵杵，一面期待靈光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