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校長代表大學的精神，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曾湧現過一些傳奇的校長，他
們用不同凡響的教育思想、改革魄力和道德感召力向陳腐的教育理念和思維定式挑戰，
他們或者力挽狂瀾，開創了全新的教育環境，進而影響了社會乃至民族的思想風貌和
價值取向；或者雖敗猶榮，激勵了後來的改革者們前赴後繼，最終升華了大學這座社
會的精神殿堂。


1928年，芝加哥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需要尋覓一位年紀在35~50歲之間的教育
家來接替剛辭職的老校長馬克斯·梅森（Max Mason）。一位優秀的但年僅29歲的候
選人很快被排除在考慮之外了。不久，這場遴選演變成了沸沸揚揚的競選，而先前被
委員會從名單上畫掉的這位29歲青年驟然浮出水面，成為了焦點。儘管他的經驗和成
熟度遭到不斷的質疑，他的才能卻折服了遴選委員會。1929年4月，委員會終於頂住
輿論的巨大壓力任命他為芝加哥大學——時為美國第四富有的名校——的校長。他就
是羅伯特·梅納德·哈金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時年30歲。

哈金斯1899年出生於一個牧師家庭，成年後為了生計他做過服務生、伐木工人、
家庭老師、推銷員等，並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最終在耶魯完成了大學教育。此後留校
深造法律，同時擔任耶魯大學校長秘書，並於1925年作為優等生從法學院畢業，兩年
後升任法學院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在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之前，他已經是耶魯法學院
的系主任了，為當時美國名校中最年輕的系主任。

開展通識教育

哈金斯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年就作了64次公開演講，這在美國教育史上幾乎是空
前絕後的。由於他的個人魅力和口才，這些演講極大地提高了芝加哥大學的影響力、
增進了師生的團結，同時誘發了大眾媒體對芝加哥大學已經開始的改革計劃的熱切關
注。由於社會廣泛的參與，這個計劃的意義很快超越了芝加哥大學本身，而成為改革
整個美國大學教育的一股強勁動力。

在哈金斯的推動下，芝加哥大學取消了選課的專業要求，提倡文理兼修的通識教
育，為新學生提供了廣泛的基礎課程。 同時所有專業的本科學習都以人文學科為主
導，並在第二年結束後提前為合格學生頒發學士學位。至此，畢業生方可選擇具體專
業，進入研究生期間的專門訓練。

其次，在哈金斯的支持和參與下，芝加哥大學校內開展一系列夜間課程和討論會
，組織教師和學生分享讀“好書（great books）”的心得。這些“好書”都是人文
學科中的經典著作。

他痛斥一些大學生缺乏人文修養：“一個學生可以得到12封推薦信，而他自己卻
連一封像樣的信也寫不出來”。他進一步闡述：“人文學科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無
法避免的……簡而言之，一個人要麼是個糟糕的人文藝術家，要麼是個優秀的人文藝
術家。人文藝術家學習聽、說、讀、寫、理解和思考。他學習計算、測量，改變物質
的性質、數量、運動以期能加以預測、生產和交易。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是生
活在傳統之中的，所以我們都是人文藝術家。我們都在實踐人文藝術，或好或壞，每
時每刻。正因為我們應該儘可能地了解傳統以了解我們自己，所以為了成為一個盡可
能健全的人，我們應該成為一個儘可能好的人文藝術家。”

追求精英教育

哈金斯認為，當時的美國大學教育已“降格”為“職業教育”：目的是幫助學生
討生活。他反對，凡是不具備“創造性思維的內核”的科目都不配在大學課程中出現
，此外，任何職業教育（商業、法律和醫學在美國是職業教育）的應用部分必須放在
學術部分之後。

他譴責人們把大學看作“服務站”。這種觀點認為大學應該服務於流行一時的公
眾需要。“如果公眾對新聞感興趣，新聞學院就如雨後春筍；如果商業發達，商學院
就應運而生；如果政府機構膨脹，公共管理的訓練就成了大學的第一要務”。“相應
的”，他諷刺道，“大學必須也幫助農民照顧他們的奶牛”。

“錯誤的進步觀念”是導致大學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進步來自於科技這個事
實出發，很多人錯誤地推導出歷史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有價值的東西，於是，“我
們錯誤的進步觀念把經典著作和人文學科排擠出大學課程，而過分強調經驗科學，最
終把高等教育變成當代任何社會潮流的奴僕，且不管那些潮流多麼膚淺”。

他同時反對大學打着“民主”的旗號開形形色色的各類順應潮流的課程，說如果
大學把噱頭和真正的學問都排進了課表，學生就會出現完全的價值混亂。

在《烏托邦之大學》（University of Utopia）一書中，他歸納了理想的大學：
“追求最高級的抽象概念、道德、價值觀、智慧和純哲學……”“而其他的美國大學
”，他認為，卻寧願做點“學術的家務活兒”，所以他的話語才會激起如此多的反對
，所以他的話語才是“充斥着庸才的世界裡孤獨的吶喊”。

捍衛學術自由

哈金斯在捍衛學術自由上態度十分堅決。在他任期內曾有兩次事件引起廣泛的關
注。一次是在1935年，百貨大亨查爾斯·瓦爾格林起訴芝加哥大學向他的侄女“灌輸
共產主義思想”。在這場風波中，哈金斯堅定地支持本校教職人員，申辯公眾通過分
析和辯論自會看清共產主義的好壞，大學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陣地，不容政治強力控制
。“教育是一種持續的對話，而對話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觀點”，“一個缺乏對重要
問題持續爭議的文明就是通向極權主義和死亡的文明”。

稍後他與瓦爾格林成了朋友並成功地說服後者資助芝加哥大學的一系列倡導民主
的講座。1949年，肆虐的麥卡錫主義波及到包括大學在內的美國文化陣地。芝加哥大
學被再次起訴“幫助”和“教唆”共產主義，哈金斯再次以他一貫的不妥協的作風和
那些給大學教師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作鬥爭。他的尊嚴和勇氣引得了學生、教職
人員和輿論的廣泛尊重。

影響深遠

哈金斯的校長（president）任期一直到1945年結束，隨後作為德高望重的教育
家被選為芝加哥大學名譽校長（chancellor），直到1951年辭職，前後領導了這所頂
尖大學長達22年。

哈金斯時代的芝加哥大學除了在人文學科培養上處於先鋒地位，芝加哥大學也孕
育出一批傳統理科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像費米實驗室這樣的尖端研究機構。諾貝爾物
理學獎獲得者崔琦和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等人多年後回憶起在芝加哥大學的日子都
讚不絕口，認為那是年輕人可以受到的最好的大學教育。

芝加哥大學成了美國精英大學中的革命者。哈金斯之後，通識教育成為美國精英
高校的標準。他的著作《美國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和“西
方文化巨著叢書”(The Great Book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成為上世紀六七十
年代哈佛等精英大學的核心課程的藍本。今日在中國正在興起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其實源於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

離開芝加哥大學之後，哈金斯曾先後領導過不同的大型非營利組織。1977年5月
，他與世長辭。打工仔，系主任，校長，大英百科全書的編委會主席，福特基金的高
管，形形色色的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哈金斯的一生就是一段不斷實現美國夢想的
傳奇，而芝加哥大學的改革就是這段傳奇為後世的高等教育留下的精神遺產。在出任
校長之初，他曾放出豪言：“我們的想法就是挑起一段關於高等教育的激烈爭論，然
後讓它持續下去”。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