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州到紐約 — 三年美國留學生活記敘

劉 叔 文

回來了！祖國，我回來了！

2005年6月3日上午11點28分，當飛機在新白雲機場上的降落的一瞬間, 我輕輕地喊了一聲: “廣州，我回來了!”。記得有人問我，回來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的回答就四個字，“變化太大”。三年時間並不長，但變化卻很大。舊機場變成了新機場，第一軍醫大學變成了南方醫科大學，藥物研究所變成了藥學院。而我自己，也從軍人變成了老百姓，從剛畢業的博士生變成了一個學有所成的“海歸”，從為人兒女變成了為人父母。

藥學院領導一直希望我把在美三年的工作學習生活情況總結一下，但因為忙着組建實驗室的各項事宜，回來三個月了，還沒動筆。籍此中秋佳節休假之機，我決定詳細記敘一下，也算我向母校作的一個總匯報。

一、異國的土地

2002年，是我博士研究生第三年，即將畢業。我的博士研究課題是"艾滋病病毒進入抑製劑的高通量藥物篩選"。這項課題是導師吳曙光教授與美國紐約血液中心LFK研究所病毒免疫實驗室主任姜世勃博士的合作課題，受到國家科技部“863”研究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主任基金）、廣東省團隊基金等課題的資助。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些課題，吳教授決定派我到美國姜博士的實驗室開展合作研究。2002年元月，收到姜博士的邀請信。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我順利拿到了簽證。2002年4月5日，博士畢業論文答辯順利通過，4月14日，我就登上了飛往紐約的班機。

紐約市最初給人的觀感並不那麼令人興奮。具有百年歷史的老鐵橋鏽跡斑斑，過江隧道昏昏暗暗，紐約地鐵更是破舊不堪，世界著名的時代廣場也就是一塊小小的三角地。“9•11”給紐約的創傷還未散去，深夜裡還常能聽到街道上呼嘯而過的警車。只有那離實驗室不遠的中央公園，在喧囂中透出一片難得的寧靜，這也是我在緊張的工作之餘散步的唯一去處。

雖然每天要在擁擠、破舊且籠罩在恐怖陰影下的地鐵中奔波兩小時，紐約血液中心姜博士實驗室的科研條件卻令我欣喜不已。美國科技的發達確實名不虛傳，政府、企業也捨得進行科研投入。姜博士的實驗室擁有分析型超速離心機、圓二色譜儀、高通量藥物篩選儀等大型儀器設備，研究所還有等離子表面共振儀、多肽合成儀、流式細胞儀等設備可以使用。除了這些硬件設施外，這裡試劑基本都是幾天內到貨，充足的研究經費也保證我們能大量使用試劑盒，甚至連凝膠都不用自己配，而是直接購買預製膠使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還有一個艾滋病研究試劑的收集、儲備與交換中心，有近萬種細胞、病毒、質粒、抗體、藥物等試劑，都免費提供給我們這些有資質的研究機構使用。另外，紐約血液中心還有很好的科研環境，在方圓百米範圍的幾個街區內，有著名的洛克菲勒大學、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紐約醫院、紀念斯隆－凱特林腫瘤研究中心，根據協議我們可以免費使用他們的圖書館，聆聽他們邀請來的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內的許多著名科學家的學術報告。這麼好的科研條件和環境，使我在心底里下定了決心：努力工作，刻苦學習，一定要做出點象樣的科研成果。

紐約市旁邊的新澤西州，有一個愛迪生市，據說是用發明家愛迪生的名字命名的。愛迪生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1％的天才加99％的汗水。”我的博士後導師姜世勃博士就是這樣的。他是新一類抗艾滋病藥物T-20原型藥物的發明人，他開啟了一個“病毒進入抑製劑”研究的新時代。雖然思維敏銳是他的特長，但他的成功更多是靠他辛勤的汗水。我在美國的三年裡，一年365天，除了出差、聖誕節和春節，他都在實驗室里工作，根本沒有周末，就那兩個節假日，有時上午還去實驗室，下午才趕回家與家人和朋友們團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姜博士就是我的榜樣，他的言行為我樹立了一根標竿。雖然他從不要求我周末也來上班，但我也象他一樣，以實驗室為家，只要沒特殊情況，都去實驗室，從早上九點上班到晚上八、九點下班，晚上十點半回到家吃晚飯幾乎成了我的常規作息時間。有人問，這樣的生活你們不覺得枯燥嗎？其實一點也不枯燥，科學研究註定你不能重複研究同樣的東西，你必須不斷去發明發現新的知識新的東西。而發現世界上別人沒有發現的知識，探索生命的奧秘，是一件多麼有意思的事情，怎麼會覺得枯燥呢？

二、初為人父

因為合作課題的需要和姜博士的要求，我是4月份去美國的，那時我愛人懷孕九個月，兒子還有一個月就要出生。這也不能怪姜博士，因為我根本沒有告訴他我愛人懷孕的情況。美國紐約5月12日晚上，我接到愛人的電話，告訴我兒子出生了，8斤重。我的心一下充滿了初為人父的喜悅心情，但很快，喜悅的心情便被內疚所代替。妻子那天住在丈母娘家，早上6點鐘，她感到羊水破了，為了不驚動年邁的父母，她自己一個人出門打的上醫院，然後在車上通知醫院的同事、家人和朋友，上午10時兒子剖腹產出生。但3天后，兒子發生新生兒黃疸，需要一直照藍光，妻子在電話里哭聲不止，她懷疑自己一人能否把兒子帶大。那時，我的內疚便無以復加。妻子生孩子，丈夫卻不在身邊。為此，我非常感謝學校的領導和朋友，是他們幫我照料着她們娘倆。

我父母來廣州幫我看小孩，那時住着98棟的一房一廳。因為學校住房緊張，到走的時候還沒能分上兩房一廳的套間。為了讓父母能有住的地方，我請人把陽台用鋁合金封了。父母就在不到5平方米的陽台上過了一個冬天和兩個夏天。感謝學校領導在2003年10月給了我們調換了一套兩房一廳的房子, 父母才有了他們自己的臥房。小孩在慢慢長大，思念之苦也在逐漸增長。我在出國前常騎摩托車，妻子告訴我說在她抱着兒子時，有時聽見樓下摩托車經過，都會產生幻覺，以為我回來了。我自己也是一樣思念他們，記得2002年的那個聖誕節，紐約大雪紛飛，人們都回家團聚去了，連麥當勞也都關門了，姜博士因為下大雪沒能來，偌大的實驗室大樓除了門衛，就我一人。看着窗外那紛飛的大雪，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思念親人的孤獨和痛苦。2004年年初，我媽在帶我兒子玩時，不慎摔倒導致脊椎骨折，在床上躺了整整兩個月，而就在那段時間，我兒子還長時間地感冒發燒，家裡忙得一團糟，可我卻遠在萬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鞭長莫及，心裡只能幹着急。那時，幸虧藥物研究所里的領導和同事們伸出了援助之手，還免費給我媽媽提供所里研製的抗骨質疏鬆藥物“康骨片”，幫助她解除疼痛，恢復健康。對此，我心裡充滿了無限感激，這濃濃的人情味也成為我選擇回國服務的一個重要原因。

家人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支持我在美國工作和學習。就是為了她們作出的犧牲，我也要好好工作，努力做出成績來。

三、推翻權威模型，發現抗艾滋病藥物的新機制

姜博士交給我的第一個課題是他的一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基金項目，即研究阻止艾滋病病毒進入人體靶細胞的藥物。前面說過，姜博士是T-20原型藥物的發明人。T-20是美國特里美里斯公司（Trimeris）與羅氏製藥公司（Roche）於2003年推出的新型抗艾滋病藥物。該藥物能阻止HIV進入靶細胞，從而成為繼“逆轉錄酶抑製劑”和“蛋白酶抑製劑”兩類藥物之後的新一類抗HIV藥物，即“HIV進入抑製劑”。T-20的出現被認為是研發抗艾滋病藥物治療的一個里程碑。由於T-20與姜博士在九十年代初最早發明的並以其姓名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命名的抗HIV多肽SJ-2176有超過70％的序列完全相同，因而藥廠在開發T-20時，購買了姜博士的發明專利。這些多肽都是衍生於病毒膜糖蛋白gp41膜外區的C-多肽。姜博士發明的C-多肽SJ-2176以及另一個比T-20抗HIV活性更強的類似C-多肽C34的作用機制已經非常清楚: 即通過阻止gp41形成“發卡”樣的六股螺旋束結構來抑制HIV與靶細胞融合而進入靶細胞內。由於T-20與C34大部分序列重疊，Trimeris和Roche公司的專家便推測T-20具有與C34同樣的作用機制，並得到了一些國際著名權威人士的認可。然而，姜博士對T-20的這一機制一直持懷疑態度，但卻沒有直接的實驗證據。如果T-20確實與C34具有不同作用機制的話，將有可能為發展HIV進入抑製劑提供新的思路和藥物作用靶點。為此，他把這項重要課題交給我去完成。

C34作用機制是通過蛋白質晶體結構的解析而闡明的，而我們要研究T-20與C34的差異，也同樣需要很多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識。而“生物物理學”對那時的我來說還非常生疏。因此，我面臨的挑戰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喜歡接受挑戰，不願言敗。另外，我覺得我也有相應的基礎，拿下這個課題還是有可能的。我本科學的是化學，拿到理學學士學位；碩士研究生期間學生物工程學，獲得工學碩士學位；而博士研究生階段學藥理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橫跨理工醫三個領域，讓我解決問題有了一些不一樣的思路，也有着不一樣的解決問題的勇氣。

在姜博士的實驗室，我首先解決了多肽的溶解性問題，從而用圓二色譜技術發現了T-20和C34的差異，隨後，我又通過無數次的試驗，建立了一個獨特的熒光天然凝膠電泳技術，首次用直接的證據發現T-20與C34的作用機制確實不一樣。T-20不能阻止gp41形成“發卡”樣的六股螺旋束結構，從而推翻了流行了八年之久的關於T-20作用機制的權威模型。同時，我們發現，T-20通過作用於HIV膜糖蛋白gp120和gp41上多個位點來抑制艾滋病病毒的進入。國際上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其它研究小組也提出了類似的結論。經過近三年的潛心研究，這篇以本人為第一作者、紐約血液中心和南方醫科大學為第一作者單位的論文於2005年發表在國際生物化學界的權威期刊《生物化學雜誌》（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JBC）上，圓滿地完成了姜博士交給的課題。論文發表後，多個著名學者來E-mail進行討論，論文評審人之一也說“顯然我們以前對T-20的認識需要重新審視”（clearly what we have known previously about T20 needs revisiting）。該論文在發表的當月（2005年3月）入選為JBC雜誌50篇最高被閱讀論文（Most Read Paper）排行榜的第25名。該排行榜每月更新一次，而每月新發表論文逾500篇。2005年5月，我帶着該論文的牆報參加在亞特蘭大市召開的艾滋病疫苗和藥物高級研討會，與會的Trimeris公司的代表說我的論文在他們公司備受重視。

四、抗SARS多肽與《柳葉刀》雜誌

2003年SARS的流行肆虐，給全世界的科學家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如何才能預防或治療這種危害人類、造成巨大恐慌和經濟損失的突發性傳染病。姜博士的實驗室具有長達14年從事抗HIV多肽和其它抗病毒多肽研究的基礎，為此，當知道SARS是一個新的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時，我們便推測可能存在類似C34或T20這樣的抗SARS多肽。2003年4月14日，SARS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在網上公布，我們連夜將該序列翻譯成蛋白質，並很快發現SARS冠狀病毒的包膜蛋白與HIV的包膜蛋白有類似的氨基酸序列。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認為很有可能設計出有效的抗SARS冠狀病毒的多肽，因為SARS冠狀病毒和HIV都是I型包膜病毒。由於T-20在此前一個月剛剛上市所引起的轟動效應使得很多這一領域的科學家們都有可能產生同樣的研究思路。因此，這個領域的科研競爭也就非常激烈。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們只認第一，不認第二，所以我們只有比別人作得更快更努力，才有希望突出重圍, 站在最前列。為此，我們一開始就計劃同時做多肽的抗病毒活性和病毒融合的機理。果然在此後的一個月左右(2003年5月)，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國際著名的華裔艾滋病專家何大一博士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田波院士分別在香港和武漢宣布他們發現了抗SARS病毒的多肽。而此時，我們尚未找到具有P3實驗室的合作單位來檢測我們的多肽的抗SARS病毒活性。值得欣慰的是，那時我已經使用常規的免疫學和生物物理學方法初步發現了SARS冠狀病毒的融合機理。為進一步驗證這一機理，我們需要使用分析型超速離心機和等離子表面共振儀，但那時我們實驗室還沒有這些儀器。時間不等人，科研的競爭就是時間上的競爭。我們很快找到在紐約西奈山醫學院（Mount Sinai Medical School）的華人科學家陳以邦博士和卡羅斯•依斯卡蘭特博士（Carlos Escalante）開展了這方面的合作。在六、七月份, 我幾乎每天冒着酷暑穿梭在紐約血液中心和西奈山醫學院之間。同時，我的同事何玉先博士帶着多肽親自來到中國尋找合作單位，檢測這些多肽的抗SARS冠狀病毒的活性，最後終於在武漢大學田波院士和肖庚富博士的幫助下，完成了多肽活性的檢測。我們發現洐生於SARS病毒包膜蛋白S2亞基HR2區段的多肽CP-1具有抗SARS病毒的活性，可以防止SARS病毒侵入人體細胞。CP-1為三聚體，能與S2亞基HR1區段的一段多肽NP-1結合，並形成具有α-螺旋特性的“發卡”樣六股螺旋束結構。這一研究不但發現了抗SARS病毒的多肽及其作用機理，也揭示了SARS病毒的融合機制，對於開發治療和預防SARS的藥物具有重要意義。9月11日，我們將論文投到著名的醫學期刊《柳葉刀》雜誌（2004年影響因子為21.7），12月論文被接受，2004年3月, 本人為第一作者的研究論文正式發表。這是抗SARS多肽首次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引起轟動，並被包括《人民網》、美國《世界日報》、《僑報》在內的幾十家中美媒體報道，我們終於取得了這場國際科研競爭的勝利。論文發表後半年內，全世界上又有5個研究小組各自獨立地作出了與我們類似的結果發表於其它學術期刊上。論文發表後一年內，即已被國際學術同行引用了33次。2004年,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饒子和院士的研究小組在國際上首先解出了SARS病毒包膜蛋白中介導病毒融合的S2亞基的晶體結構，即六股螺旋束核心結構，進一步地證實了我們的發現。

我們的這項研究得到了一位論文評審人的高度評價，他先肯定了我們研究小組在抗HIV多肽研究方面的開創性的貢獻，並認為我們有關抗SARS多肽的研究是一項快速、精確的優秀研究, 其研究者是這類研究工作的開創者之一, 而不是那些在九二年之後所出現的這類抗病毒藥物研究策略的許多模仿者（This is an excellent study done with impressive speed and accuracy, by one of the originals in this type of work rather than the many copycats of this antiviral strategy who have emerged since 1992.）。他最後向姜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組表示最好的祝願和敬意（The reviewer extends his best wishes and respects to Dr. Jiang and the NY Blood Center team）。姜博士說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了100餘篇論文，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論文評審意見。2004年5月，我被邀請在第17屆國際抗病毒研究學術會議上做關於抗SARS多肽的報告。會上，國際著名的冠狀病毒研究專家凱瑟琳•霍姆斯教授（Kathryn Holmes）在介紹SARS研究進展的大會報告中，特意介紹了我們的工作。會後，她還抽出時間主動和我單獨談了三十多分鐘關於我們SARS多肽的研究情況，她說她非常喜歡我們的這篇《柳葉刀》論文。

五、茶葉中的抗艾滋病毒化合物

由於T-20為多肽藥物，容易被體內的蛋白酶降解，不能口服，且合成成本高昂。因此，尋找小分子化合物是發展HIV進入抑製劑作為抗艾滋病藥物的希望。中草藥、微生物代謝產物是小分子藥物的一個重要來源，也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為此，吳曙光教授從1999年起就開始與姜博士合作，篩選天然來源的HIV進入抑製劑作為抗艾滋病藥物進行研究，並得到了國家、省、市多項重點課題的資助，這也是吳教授派我到紐約姜博士實驗室開展合作研究的主要原因。

到美國後，除了完成姜博士交代的課題，我一直把完成國內的課題作為組織交給我的一項光榮的任務。在姜博士的指導下，我首先建立了一項操作特別簡便，能在室溫進行，僅需2小時即可完成的熒光免疫吸附分析（FLISA）高通量篩選技術，用於HIV進入抑製劑的篩選。相關論文發表於國際高通量藥物篩選領域的權威雜誌《生物分子篩選雜誌》（Journal of Biomolecular Screening）。2005年4月，該高通量篩選技術已非限制性地（即還可以轉讓給其它公司）轉讓給日本煙草公司（Japan Tobacco Inc.），首期轉讓費為5萬5千美元，以後每年還有1萬美元。

方法建立起來後，我就開始大量篩選市場上能買到的中草藥化合物庫，並很快發現紅茶中的茶黃素衍生物具有很強的抑制HIV與靶細胞融合的活性。然後，我又用本人在美國建立的一些生物物理方法，發現這些茶黃素衍生物能抑制gp41“發卡”樣結構的形成。在排除對病毒進入階段其它靶點的影響後，我們得出結論，即這些茶黃素衍生物特異性地作用於gp41而抑制HIV的進入。這項研究2005年在國際專業雜誌《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報》（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上以南方醫科大學和紐約血液中心為通訊作者單位正式發表。

茶黃素衍生物是一類多酚類化合物。早在國內時，我們在國家科技部“863”項目以及軍隊“十五”醫藥科研重點項目等課題的資助下，篩選了多種具有抗病毒活性的中草藥的提取物，發現夏枯草和貫眾的水提物具有作用於gp41的抗HIV融合的作用，進而發現其活性成分為鞣酸。論文發表於Life Sciences、《中國藥理學報》和《中國藥理學通報》。這是我們在國際上首次報道鞣酸能通過作用於gp41抑制HIV進入靶細胞。鞣酸也是多酚類化合物，但分子量較大。茶黃素衍生物分子量小（<1000），因此可作為先導化合物，研發更有效的小分子HIV融合抑製劑。同時，因為茶葉幾千年安全應用的歷史，茶多酚衍生物具有顯著的安全性，也可作為“殺微生物劑”（Microbicide），用於預防性傳播途徑的HIV感染。

六、“殺微生物劑”的“雞尾酒”療法

艾滋病的流行狀況非常嚴峻，全球有4200萬人為HIV病毒感染者，每天新感染14000人，且80%以上是通過性接觸途徑感染的。中國現在也已進入艾滋病的快速流行期。2004年報道全國現有感染人數為84萬人，並推測到2010年將有1000萬HIV感染者。雖然中國的HIV感染主要是血源性和吸毒兩個途徑，但通過性傳播感染的比例近年來增長非常迅速，2003年的統計數字表明通過性傳播的HIV感染率已達31％，並已從暗娼等高危人群擴展到了普通人群。中國艾滋病的預防形勢已經非常嚴峻。

由於艾滋病疫苗的成功上市還遙遙無期，在有效的疫苗出來之前，目前國際上將預防HIV的希望寄托在“殺微生物劑”上。“殺微生物劑”是一種凝膠、乳脂、栓劑、藥膜或作為一種緩釋的海綿的物質，在性交前置入陰道或肛門，以預防艾滋病病毒和其它性傳播疾病的性傳播。目前國際上有近20個“殺微生物劑”處於臨床試驗的各個階段，第一個用於預防HIV性傳播的“殺微生物劑”有望在2008-2010年上市。姜世勃領導的研究小組是國際上最早參與研發抗HIV的“殺微生物劑”的小組之一，並發現了一種經化學修飾的牛奶β-乳球蛋白(B69)和一種用於生產藥片糖衣和膠囊的醋酸纖維素酞酸鹽 (CAP)能作為“殺微生物劑”安全有效地預防艾滋病的性傳播。B69和CAP的作用機制都是阻止HIV進入靶細胞。
在非洲一些國家，艾滋病的感染率達到總人口的30％，人平均壽命已經低於40歲。可以說，這些國家一些地區已面臨人口滅絕的危險。中國是人口基數最大的國家，如果艾滋病大量流行，將對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雖然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開發抗艾滋病的藥物，但藥物只能用來治療已感染的患者，而中國目前更需要的是預防HIV傳播的製劑，保護健康的人群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為此，我向姜博士表示希望能同時加入“殺微生物劑”的研究小組，為將來回國開展艾滋病的預防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礎，姜博士欣然同意，並建議我做“殺微生物劑”合用方面的研究。經過一年的研究，我發現CAP與另一種“殺微生物劑”UC781（逆轉錄酶抑製劑）合用，對HIV實驗室和臨床病毒株均具有明顯的抗HIV的協同作用，而且CAP對UC781耐藥的HIV病毒株依然有效，表現出明顯的互補效應。何大一博士曾在國際上首次提出艾滋病治療的“雞尾酒”療法，大大延長了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很多專家指出“雞尾酒療法”的應用使得艾滋病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已變成了一種“可控制的疾病”。我們在國際上首次將兩種處於臨床試驗階段的“殺微生物劑”進行合用，其結果表明採用類似“雞尾酒”療法的方式，合用具有不同作用機制的“殺微生物劑”，也將會獲得更好的預防HIV性傳播的效果。本人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發表於抗微生物藥物領域排名第一的專業雜誌《抗微生物製劑和化學治療》（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在2005年1月華盛頓召開的“殺微生物劑”聯席會議上，我張貼的該論文的牆報得到國際“殺微生物劑”協會主席艾倫•斯通博士（Alan Stone）和國際著名的“殺微生物劑”專家羅賓•沙托克博士（Robin Shattock）的高度評價。

七、助理研究員和“總裁獎”

在以上四方面以我為主的研究中，三年內我一共發表了9篇第一作者的SCI論文，雜誌影響因子累計為53.5，截至2005年7月5日已被國際學術同行引用54次。此外，我還參與了姜博士課題組其他同事關於SARS亞單位疫苗、HIV進入抑製劑和“殺微生物劑”的研究，並利用自己建立的方法和掌握的圓二色譜、等離子表面共振分析和分析型超速離心等實驗技術與美國哈佛大學Micheal Farzan副教授、馬里蘭大學Lai-xi Wang副教授、紐約城市大學與Yujia Xu助理教授、紐約血液中心副總裁Mohandas Narla研究員、Asim K. Debnath副研究員等合作，分析蛋白質的生物物理特性和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共同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

在美國的三年時間裡，本人作為第一或共同作者已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共發表科研論文29篇（包括2篇已被接受的論文），其中19篇英文論文均被SCI收錄，總累計雜誌影響因子為91.4，引用次數逾70次。同時參與申請了美國專利1項，副主編專著1部，參編4部，發表國際學術會議論文6篇，其中3篇收錄於專業學術期刊。

數字是枯燥的，但卻最能說明問題。一般來說，在美國生命科學研究領域，一個剛畢業的博士在第一個博士後訓練階段能在三年內發表2-3篇好的第一作者論文（平均每篇論文的影響因子在4以上）就算是很好了，而我發表了9篇第一作者論文（平均每篇論文的影響因子在6左右），姜博士說這個記錄在紐約血液中心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發表的那篇《柳葉刀》雜誌的論文，也是1998年以來紐約血液中心以通訊作者單位發表的最高級別雜誌的論文。

2004年，第17屆抗病毒研究國際會議的會議主席發來邀請，讓我在大會上做學術報告; 國際專業雜誌Respiratory Research （影響因子4.0）和FABS Letter（影響因子3.8）的編輯給我寄來論文稿件，讓我為他們評審; 我也被國際艾滋病學會、國際抗病毒研究學會、紐約科學院等著名學術團體接收為會員。

由於我的優異表現，2002年12月初，實驗室主任姜博士向紐約血液中心負責科研的副總裁Mohandas Narla博士打報告，建議破格晉升我為紐約血液中心助理研究員。按照紐約血液中心的政策，一般需要在經過三年博士後和三年資深博士後共六年的研究經歷才可考慮晉升為助理研究員，而我僅在紐約血液中心只作了兩年零七個月的博士後研究員。但由於我關於抗SARS多肽的研究曾被全美血液中心新聞以及紐約血液中心內部新聞廣泛報道，我的科研能力已獲得中心領導層的認可，晉升報告通過了一路綠燈，副總裁和總裁很快都簽署了同意意見。2005年1月，我被正式晉升為助理研究員，成為紐約血液中心最年輕的助理研究員。年薪立即漲到了5萬美元以上，並享受血液中心教研人員的全部福利待遇。

在這裡，我要簡單地介紹一下美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體制。和我們中國的教學和科研機構的體制類似，教研人員（Faculty）分為三個級別: 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副教授（或副研究員）和教授（或研究員）。這三種職稱統稱為教授（研究員），在管理單位里的教學和科研事務、申請課題經費、指導學生等方面的權利和地位基本平等。美國是實行教授（或研究員）治校(或治所)。技術人員（Technical staff）的任務是協助教研人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教研人員和技術人員是單位的固定職工，享受單位的全部福利待遇。而博士後是流動的培訓人員，既不屬於教研人員也不屬於技術人員，通常不能享受單位的全部福利待遇。

紐約血液中心LFK研究所有14個研究室和近150個雇員，其中教研人員（Faculty）不到30人。2005年5月，在我即將回國的前夕，我參加了研究所的教研人員會議（Faculty Meeting），討論研究所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會上，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教研人員會議，可能也是最後一次參加”。會場頓時響起一片呵呵的笑聲。

2005年，我的幸運還在繼續。紐約血液中心每年5月要舉行年度頒獎大會，大會的最高獎為“總裁獎”。我們研究所每年只有一個名額，通常都是由當年科研成績最突出的副研究員和研究員（多為實驗室主任）獲獎。由於我的突出表現，今年中心特意增加了一個獎勵傑出青年研究人員的“總裁獎”，頒發給了我這個年輕的助理研究員，也許中心從此每年都能獎勵一名傑出的青年研究人員，鼓勵青年科學家脫穎而出。2004年，我還因為成功地指導了一名美國重點大學的大一學生暑期科研實習，獲得了紐約血液中心頒發的“優秀指導老師獎”。

八、回國的選擇

因為我是學校公派出國開展合作研究的，所以學成回國一直是我的理想。可以說，從踏上美國的第一天起，我就決心回國。而這也是中美兩國政府設立交換學者計劃的初衷。我們持的是J-1簽證，即交換學者簽證。根據規定，我們在美國不需交納稅收卻享受納稅人的待遇，但需要我們在交換期滿後至少回國服務兩年，才能在美國長期居留。

既然打算回國，我也就沒讓家人來美國陪讀，而只是短期來美國探親。大部分時間我們兩地分居，只能靠電話和網絡和他們聯繫。這樣雖然艱苦，但我也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

然而，隨着一篇篇論文的發表，一項項成果的產生，一個個獎項的獲得，我的回國之路卻變得更難了。原因很簡單，留在美國對我來說越來越容易了，一般留學生所說得“美國夢”（綠卡、高薪、車子和房子）似乎唾手可得了。

美國是世界上科技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同時美國也是個移民國家。她的發達與許許多多高素質移民的貢獻密不可分，她幾乎在全世界爭奪人才。她也給了有技術的專業人員極大優惠的移民政策。幾乎可以說，只要你能證明你自己優秀，你就能拿到綠卡，在美國長期居留。按我目前的條件, 我應該可以比較容易地申請到第一類優先的美國“傑出人才”移民，只需四個月左右即可拿到綠卡，因為我基本符合其主要條件，幾位著名教授也都願意給我提供推薦信。

移民美國是世界上許許多多人的夢想，說句實話，對我也有很大的誘惑。但經過長時間認真的思考，我還是決定回國。也有人勸我說，即使想回國，也可以拿上綠卡再回國，現在中國不是有很多這樣兩頭跑的教授嗎？記得有位院士曾說過，要想做點事情，就要背水一戰，不要給自己留任何退路。我覺得這位院士的話很對，既然決定回國，就要紮根中國。更何況要保持美國綠卡，需要每年至少在美國呆半年以上。

促使我作出回國決定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還是祖國的發展和強大。在美國這三年，我發現美國許許多多的日用品都是Made in China，海爾電器在美國電器商店隨處可見，聯想電腦還兼併了美國IBM公司的電腦分部。每一次國家領導人到美國訪問，都能引起媒體的追蹤報道，聯合國的舞台上中國的聲音也越來越清晰。美國有線電視網（CNN）和美國《新聞周刊》都刊出中國特輯，向世界介紹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另外，紐約一些傳統的華僑社團，譬如有着近80年歷史近5萬會員的親台華僑社團至孝篤親公所，將台灣的青天白日旗換成了五星紅旗，充分表明了祖國的強大和對華僑的吸引力。我的房東是個70多歲的廣東台山籍老華僑，1948年從廣州到美國，幾十年來一直在紐約唐人街做餐館生意，直到退休。他1996年回了一次上海，從那以後他就非常關心中國的事情，老跟我說中國現在強大了，真是好呀。他常和我說起以前作為中國人（他們叫“唐人”）在美國抬不起頭的日子，對我回國的選擇他堅決支持，說有你們這樣的人回去，中國會更加強大！是呀，作為中國人，沒有任何可自卑的，有哪個國家有中國那樣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一千多年前的繁榮的漢唐時代，依然以 “漢族”、“唐人”的名字被外國人記着。

我們有幸生在中國千載難逢的大發展期，祖國改革的深化需要我們在西方發達國家學到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需要我們的參與。中國現在有點類似韓國、日本、以及我國台灣地區當年面臨的飛速發展期，當年也是無數的韓國人、日本人、台灣省人從西方發達國家學到先進科學技術後回國回省參加建設，這樣才有他們今天的經濟科技成就。就拿我熟悉的生物醫藥行業來說，日本已是世界第三大藥物市場，每年有許多新藥走向世界，而韓國也異軍突起，近年來也開始有新藥獲得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批准，進入國際藥品市場，而韓國的幹細胞研究已經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而我們中國，目前還沒有新藥獲得美國FDA批准進入國際藥品市場，大部分的生物醫藥研究還是亦步亦趨地跟在美歐日等科技先進國家後面。這種現狀與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需要許許多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來加快發展速度。

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飛快，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艾滋病感染率的增加速度也同樣飛快，甚至比經濟發展速度還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控制，中國的經濟發展將被艾滋病給社會造成的災害所抵消！作為一個在美國研究艾滋病的中國學者，我覺得回國為我們國家控制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是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我的研究廣泛涉獵了預防用的“殺微生物劑”和治療用的“病毒進入抑製劑”，這些經歷使我有能力參與中國這場已經和正在面臨的曠日持久的抗艾滋病鬥爭中，並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美國的時候，我們與武漢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和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一些專家有長期的合作關係，他們聽說我要回國，都表示了希望我能到他們單位去工作的意願。但我還是決定回南方醫科大學。我是南方醫科大學派出去的，我也是南方醫科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對學校，我有很深的感情。留學美國期間，學校領導每次都很快地批准了我的延期申請，並保留着我在國內的工資，其間也給我調配了兩室一廳的房子，讓我家人有了一個較好的居住環境，解決了我的後顧之憂。院領導和同事們在我家裡有困難時，總是及時伸出援助之手。這些都讓我深深感激。學校從軍隊院校轉為地方院校，新建了許多院系，急需大量的人才。學校王省良副校長、藥學院吳曙光院長在和姜博士通電話時，都希望我能回來工作。而且，學校也為我回來配備了良好的實驗場所和條件，讓我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潛能。這樣一個既有發展機會，又有濃濃人情味的集體，我為什麼不回來呢？

回國後，我們去拜訪了中科院廣州生物與健康研究院，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的一些教授, 他們也希望我能去他們那裡任職，並提出了比我們學校更優厚的條件。但這些都沒有改變我的選擇，畢竟，南方醫科大學是我的母校，是母校對我無私的培養，才有我今天取得的成就。能為母校的建設添磚加瓦，是我的無限榮耀！

九、回國

既然決定回國，從2005年元月起，我就開始做準備。我開始整理資料，做一些科研課題的收尾工作並嘗試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同時，也廣泛地拜訪教授、朋友，建立科研聯繫，請求贈送質粒等研究試劑。我也及時把我的選擇告訴了實驗室主任姜博士。雖然不捨得，姜博士卻十分尊重我的選擇。他也一直有着濃濃的中國情。姜博士是我們學校的老校友，雖然長期在美國工作生活，他一直關心着母校的發展，很早就和學校的吳曙光教授、駱抗先教授、丁彥青教授、富寧教授等開展了廣泛合作，每年都回校講學，並被聘請為我校的客座教授。得知我的選擇後，他便開始為我張羅，為我回國開展研究工作打下一個較好的基礎。他先和學校聯繫，建議組建抗病毒研究中心，並親自兼任中心主任，而讓我擔任中心常務副主任，回國後負責中心的日常運作。他還說一旦中心走上正軌, 他將要我擔負起中心主任的重擔。然後，把他實驗室積累了多年的非常寶貴的多肽、抗體、質粒等試劑無償地贈送給我，還為我收集了大量的實驗器材、書籍等讓我帶回國開展研究工作。2005年6月1日，他還和夫人一起護送我回國。由於他們的幫忙，我才能把整整五大箱子的實驗器材、試劑、書籍等物品帶回國內。回國後，他又帶上我奔赴上海、北京，把我引見給他所熟悉的教授和專家，並商談一些具體的合作課題。可以說，我這三年的研究和生活，回國後建立實驗室等一切的一切，無不浸透着他的關心和幫助，我很慶幸在我的科研生涯中遇見了這樣一位睿智而又熱心的好師長。

2005年5月，是非常忙碌的一個月。由於我在美國和師長、同事、朋友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需要一一惜別。他們也都希望我在中國做出更大成績。紐約血液中心副總裁Mohandas Narla博士希望我回去後能繼續保持與中心的合作，分子模擬和藥物設計實驗室主任Asim K. Debnath博士說以後有什麼困難儘管找他，導師姜世勃博士在給我的臨別賀卡上寫到：“只要我還在美國，我實驗室的大門永遠對你敞開”。

祖國，離別三年的遊子回來了！在兩次飛越半個地球之後，我又回到了廣州！再見了，美國！再見了，紐約的師長、同事和朋友們！

寫就於2005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