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羅庚——當代世界第一流數學家

清華-->劍橋大學-->西南聯大-->普林斯頓大學-->伊利諾大學-->清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

華羅庚對清華有無盡的懷念之情，1983年他訪問美國時，曾在清華校友聚會上動情地說：“我不是清華畢業生，沒有清華文憑，但我是清華同學，不只是大學同學，也許還是清華中學同學。我是初中畢業後到清華來的。”就在他逝世前去日本講學的前夕，他還重返故園，在母校的各個校門深情地駐足。

編者按］華羅庚（1910—1985），江蘇金壇人。數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31年8月破格受聘到清華大學算學系任助理，後又破格受聘為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解放後歷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是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法國南錫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等授予他榮譽和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華羅庚是當代世界第一流數學家，他的成就遍及數學很多重要領域，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

數壇初試遇“伯樂”

少年華羅庚命途多舛、頗多坎坷。他大病致殘，但絲毫不氣餒，堅持刻苦自學鑽研數學。他治學嚴謹、富於創新，不困於已有的結論，在自學數學中，往往別出心裁，提出新的解法。他開始寫數學論文，其第一篇論文是《Sturm氏定理的研究》，發表在 1929年12月出版的上海《科學》）14卷4期上。而對他的人生道路和學術道路發生決定性影響的則是其在 1930年底發表在《科學》）15卷2期上的一篇論文：《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20年代末，我國數學界曾出現一股爭解世界數學難題的熱潮，其中問題之一是用四則及根號運算方法解代數的五次方程式。關於這個難題，數學家阿貝爾（N．H．Abel）早在1816年就已經證明是不可解的。但是，1926年在上海《學藝》7卷10期上卻發表了蘇家駒的論文《代數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蘇在其文章的前言中說：“代數的普通五次方程式，為近世數學界認為不能解之問題，……然余終不信其絕對不能解，數年以來，潛思默索，似得一可解之法。”該文發表後，頗引起一些人的震驚和疑惑，當時清華大學算學系主任熊慶來教授很快發現其破綻而無意去反駁。年輕的華羅庚閱讀這篇文章後也發現了問題，先致函《學藝》質疑，繼在《科學》雜誌發表《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具體指出蘇家駒文章的錯誤所在。

華羅庚的這篇論文，言簡意賅，虛懷謙恭，深受熊慶來、楊武之等老一輩數學家的賞識。

熊慶來，字迪之，我國現代著名數學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學法國，1926年應聘到清華創辦算學系，任系主任，是我國近代高等數學教學和研究事業的先驅者之一，又是數學界著名的“伯樂”，一生發現和特殊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當他看到《科學》雜誌刊登的華羅庚的論文後，敏銳地發現華羅庚有大才，頗有愛情之意，迅即問系裡教師知不知道這個人？恰巧，其高足唐培經和華羅庚是同鄉，於是熊慶來就請唐與華聯繫，邀請他到清華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華羅庚數壇初試遇“伯樂”，決定了他今後的人生與學術道路。

破格進清華

經唐培經聯繫得知，華羅庚只是一個初中畢業生，刻苦自學數學已經鑽研得很深，熊慶來更為驚奇、愈加珍愛，與系裡楊武之等幾位教授商量，都贊成把華羅庚調來清華工作與培養。在熊慶來舉薦並得到理學院院長葉企孫的支持與同意下，於是破格聘請華羅庚來清華算學系工作。

1931年8月，華羅庚來到美麗的清華園。熊慶來熱情地接待了他，交談中他才思敏捷、對答若素，深得熊先生賞識，認為他是難得的可造就之才。怎樣安排華羅庚的工作、又能使他得到進一步的培養和深造？經過再三考慮，先讓他在系圖書室當一名助理員，負責整理圖書資料及收發文件、代領文具、繪製圖表、通知開會等雜務，工作之餘可自由去聽課與自修。從此，華羅庚在清華園開始了新的生活，踏上了一條通往登上近代數學世界科學高峰的征途。熊慶來曾預言：“華羅庚他日將為異軍突起之科學明星！”

華羅庚勤奮而幽默，風趣地稱自己是“半時助理”。他解釋說：“大學畢業的當助教，高中畢業的當助理，我只是初中畢業，所以當個半時助理。”他對此工作十分滿意，做事非常認真。

華羅庚留戀清華，更重要的是，當時清華算學系不僅有他的知遇恩師和一批優秀的數學家，系裡的年輕人才華出眾、群星燦爛，而且還聘有外籍數學大師在校講學。在這人才濟濟的環境中，華羅庚立下了一個宏願，即“以過人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成就”。 在清華，華羅庚以極大的毅力克服由於腿疾帶來的各種困難，在出色地完成本職工作後，有選擇的聽課，大部分時間用於自修。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豐富的中外數學書籍，學無不窺，憑其超人的智慧和勤奮，在科學征途上快步前進。華羅庚有句名言：“聰明在於學習，天才在於積累。”他曾對友人說過：“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須用加倍的時間以補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 8小時的工作，我要工作 12小時以上才覺得心安。”當年，他就是這樣勤奮地以艱苦卓絕的努力，向數學王國的科學高峰攀登。

華羅庚的才華很快被大家所認識，算學系的著名教授都全力支持他成功；熊慶來對他有知遇之恩；楊武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之父）引導他走上數論研究道路；鄭桐蘇（著名數學家陳省身的岳父）力主破格提拔他為助教；……這些都為華羅庚走向成功創造了良好條件。

1933年，清華大學理學院正式提升華羅庚為助教，並讓他教授微積分課。這是很不尋常的。當年清華聘用教師有嚴格的制度和標準，助理員屬職員系統，助教屬教員系統，由職員系統調任至教員系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華羅庚以其勤奮的努力和卓越的才學打破了這個相傳多年的傳統制度。當時，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說：“清華出了個華羅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資格所限定。”這種愛惜人才、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事例，在清華被人們傳為美談。1934年華羅庚被委任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乙種研究員；翌年，清華大學再次破格提拔他為教員。

從1931年至1935年，華羅庚在清華的這段時期，是他自學數學最重要最成功的階段，由初等數學研究躍步登上近代數學研究的台階。這是他在自學成才道路上的第一次質的飛躍，預示着他已由一個愛好數學的有才華的青年逐步向一個大數學家轉變。

這一時期，他開始潛心自學，1934至1936年在國內外數學雜誌上發表21篇有關代數、分析與數論論文。那時候，中國的科學落後，在國外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寥若晨星，華羅庚每年能夠發表那麼多文章，引人注目，名聲鵲起，受到當時應聘到清華講學的外國學者哈達瑪和維納的器重。

哈達瑪是巴黎法蘭西學院教授、世界數學會副會長，維納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教授、控制論創始人，他們在1935年到1936年間應聘來清華講學一年，主要對象是教師和研究生。他們對推動算學系科學研究的開展，特別是在待開發的數學新領域上為青年教師與研究生打開學術視野，指引研究門徑，起了一定作用；他們還熱心引薦青年教師出國深造。當時，華羅庚也跟隨他們學習，其表現出的研究才能很受他二人的推崇。他們給華羅庚以重要的指導與幫助，對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哈達瑪介紹華羅庚與蘇聯數學家維諾格拉朵夫直接通信，這對華羅庚在華林問題的研究工作無疑有決定性的影響。華羅庚從維納那裡學到了大量傅里葉分析的技能和知識，對其以後的工作有着密切的關聯。

1936年，經熊慶來推薦和葉企孫、楊武之等人的幫助，華羅庚獲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以“訪問學者”身份去英國進修。華羅庚出國時，維納特為介紹，使其得以跟隨英國劍橋大學著名數學家哈代研究。

在劍橋大學，華羅庚為了在有限的兩年進修期內，多學點東西，深入研究一些問題，他放棄了攻讀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一心求學問。他利用劍橋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更加勤奮地學習，在數論與分析方面下功夫鑽研，達到很高的造詣和成就。後來，他在回憶這段生活時，很風趣地說：“有人去英國，先補習英文，再聽一門課，寫一篇文章，然後得一個學位。我聽七八門課，記了一厚疊筆記，回國後又重新整理了一遍，仔細地以消化。在劍橋時，我寫了十多篇文章。”當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計問題》和關於“塔內問題”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稱為“華氏定理”。華羅庚在離開劍橋大學前夕，將這些研究成果告訴他的老師哈代，哈代聽後十分高興地說：“你的一些結果應該寫講書裡去”。果然，在其與賴特合寫的名著《數論入門》裡介紹了華羅庚的幾個結果。

在劍橋大學，華羅庚完成了他在自學成才的道路上的第二次質的飛躍，真正做出了世界第一流的工作，取得了世界第一流的研究成果，開始走向成熟。

在西南聯大的艱苦歲月

正當華羅庚在劍橋大學刻苦求索、向世界數學高峰進擊、為國爭光之時，日本帝國主義將侵略魔爪從東北伸向華北、伸向全中國，激起人民抵抗。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國大地。華羅庚是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看到祖國遭受侵略，大片國土淪喪，心急如焚，歸心似箭。他謝絕好友挽留他繼續留英講學的勸說，決心回國與全國同胞共赴國難。1938年，他結束了在英國的遊學生活，帶着豐碩的研究成果，迎着戰火硝煙，回到母校。此時，清華大學已南遷至雲南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清華大學對華羅庚回國返校異常欣喜，還在他到達昆明以前，就將其從家鄉逃難出來的家屬做了妥善安排，以便他和家人團聚。 華羅庚到達昆明後，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吳有訓，立即主持召開教授會討論對華羅庚的聘用事宜。楊武之教授力主將華羅庚越過講師與副教授，直接提升為教授，得到與會教授的一致同意，破格聘任他為西南聯大（同時是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從初進清華到西南聯大的短短七年，華羅庚連續幾次被破格提地除了他具有非凡的才華與刻苦努力外，也和當時清華大學領導與教授對他的愛惜、重視及培養是分不開的，從而說明愛惜人才、尊重人才，必將造就人才。

西南聯大時期，生活與工作環境非常艱苦。當時，物價飛漲物資匾乏，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不僅生活、工作不得安寧，而且連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面對如此艱難困苦的環境，華羅庚毫不畏懼，頑強而出色地堅持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白天，他拖着病腿乘坐牛車、有時甚至步行十多里地，到學校講課；夜晚，住在郊外農舍的小樓棚上，樓下是農民飼養的雞犬豬牛，他安之若素，在昏暗的小油燈下潛心研究。據華羅庚自己回憶：

“想到了40年代的前半葉，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個小村莊裡，全家住在兩間小廂樓（還沒有現在我的辦公室大）里，食於斯，寢於斯，讀書於斯，做研究於斯。晚上一燈如豆。所謂燈，乃是一個破香煙罐子，放上一個油盞，摘些破棉花做燈芯。為了節省萊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癢，擦得地動山搖，危樓欲倒，豬馬同國，馬誤踩豬身，發出尖叫，而我則與之同作息。那時，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嗚呼！清則有之，清者清湯之清，而高則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那時候，不僅華羅庚生活困苦，而且許多名教授也都過着苦日子。為了維持生計，聞一多掛牌雕刻圖章，朱自清變賣舊物，吳大猷養豬以補貼生活。

當時，為躲避日機轟炸，經常一聽到警報聲響，就要趕快跑到防空洞躲避。一次，日機轟炸，炸坍的黃土將防空洞口淹沒了，華羅庚等人被埋在洞內，幸虧人們搶救及時，扒開洞口，將他們救出。此後，華羅庚一家搬到更遠的郊區去安家，在離村不遠處有一深河溝，可以躲警報。由於大河溝離聞一多住處很近，在1941年，聞一多全家熱情地騰出空間讓華羅庚一家與他們擠住在一起，兩家14口人在房中“掛布分屋”而居。華羅庚曾作詩曰：

布東考古布西算，

專業不同心同仇。

教授們就是這樣地不畏艱苦，患難與共，痴心於做學問。

華羅庚是曠世奇才，在西南聯大的艱苦歲月，埋頭苦幹，以超人的毅力和睿智，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成就。他的名著《堆壘素數論》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1940年，華羅庚凝結他幾年心血的這本專著交給當局有關部門，請求出版，卻如泥牛入海一般，甚至將原稿丟失，可見舊中國政府對學術漠不關心。翌年，華羅庚將《堆壘素數論》手稿寄給蘇聯的維諾格拉朵夫院士，得到他的友誼與幫助。1947年，這本書最先以俄文出版，直到解放後，於1953年從俄文本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堆壘素數論》俄文本出版後，立即在世界數壇引起巨大反響，被國外數學家視為經典。維諾格拉朵夫稱它為“優秀的專著”，愛因斯坦也從普林斯頓發來專函：“你此一發現，為今後數學界開了一個重要的源泉。”在中國，也得到很高評價與推崇，該成果獲當時教育部第一屆學術會議自然科學一等獎。後來，華羅庚對《堆壘素數論》中文版作了修訂，分別被譯成德文、英文、匈牙利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出版。

華羅庚不滿足於他在數論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又將其研究範圍擴大到多種新的領域，不斷向數學王國的科學高峰攀登。他在典型群、自守函數論與矩陣幾何方面有傑出的貢獻，而旁及多複變函數論、典型域上的多複變函數論等，更是開拓性工作。華羅庚成為當代世界的大數學家是當之無愧的。

“梁國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

1946年9月，華羅庚與曾昭掄、唐敖慶、朱光亞、李政道等人從黃埔江畔乘船赴美。到達美國後，華羅庚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並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教授數論課。同年冬天他住院治療腿疾，經過手術，治好了 18年的痼疾，兩腿可以靠攏、左足已伸直，走路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左腿左手都要吃力地繞個大圈子了，令人欣喜。 在美國，華羅庚繼續研究解析數論，同時進一步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在體論研究方面獲得驚人的成就。他的研究成果被稱為美麗的“華氏定理”和“嘉當—布勞韋爾—華氏定理”。

1948年，夫人吳筱元攜子女到美國與華羅庚團聚。同年3月，華羅庚當選為舊中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0月 1日，新中國誕生，華羅庚歡欣鼓舞，決心回國。他確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有了和平民主建國的條件，要為中國的數學趕上世界水平做出貢獻。1950年初，他毅然放棄在美國的優厚待遇偕同妻兒率先返回祖國。

途經香港時，華羅庚發表了《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信中寫道：“我先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萬語，但愧無生花之筆來一一地表達出來。但我敢說，這信中充滿着真摯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來的。”“朋友們！‘梁國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遊子的愛國之情躍然紙上。

華羅庚帶着對祖國、對人民的一片赤誠和對科學的執著追求，投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太平洋彼岸回到親愛祖國的懷抱。1950年3月 27日，中國各大城市的報紙在醒目地位刊登了一條新聞：

聞名全世界的我國數學家華羅庚教授，已於本月 16日自美國返抵首都北京，並已回清華大學任教。華民繫於1946年應美國伊利諾大學之聘，前往講學。華氏回到清華大學以後，受到該校學生的熱烈歡迎。華氏在回國途中曾發表一封給中國留美學生的《公開信》，號召留美學生回國為偉大的祖國建設和發展而努力。

重回清華園

清華大學是華羅庚深深眷戀的母校；水木清華，荷塘月色，是他夢魂縈繞的地方。20年前他在金壇縣貧病交加之時，受到熊慶來的邀請，初入清華園，從而改變了他的命途。如果將華羅庚比喻為一匹馳遠鳴高的千里馬，那他開始馳騁的第一步正是從清華園邁出的。他對清華大學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同清華心靈相通，情愫相隨。這次歸國重回清華大學執教，並在清華園安家，又看到解放後清華團呈現出一派新景象，他十分激動。1950年4月12日，華羅庚懷着愉快的心情寫信給維諾格拉朵夫，信中稱：“我非常高興地告訴您，我已辭去我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教授職務，現在已在我的祖國服務了。我又重新擔當起了位於中國北京的清華大學教授職務。”

1950年，在一個文藝晚會上，華羅庚見到了毛 澤東。不久，毛 澤東宴請回國工作的一些著名科學家，華羅庚應邀參加，並坐在毛 澤東身旁。據華羅庚回憶，毛 澤東對他說；“聽說你是金壇人，數學搞得很好，聽說你還是一個窮苦出身的人，希望你為我們培養一些好的學生來。”華羅庚回答：“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華羅庚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直把教學和科學研究結合在一起。在清華大學講課，內容除基礎數學外，多為當時數學領域的新課題，如抽象代數學、解析數論、連續群論、方陣等，並且都是結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講授的。他教育引導有方，對學生熱情指導嚴格要求，培養學生養成自學的習慣和獨立思考能力，受到學生的歡迎與尊敬。

正當他在清華大學努力工作時，一個新的任務——籌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大約在1950年冬，華羅庚作為數學研究所籌備處的副主任委員，實際上主持籌備工作。數學研究所籌備處最初設在北京文津街，1951年秋遷入清華園內新址。這是一座二層樓房，坐落在清華大學南校門內不遠處（即現在的幼兒園院內），樓後有三排家屬宿舍平房。華羅庚的住宅在照瀾院，離數學所籌備處不遠。1951年，政務院第69次政務會議通過任命華羅庚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翌年7月1日正式成立數學研究所共撤銷籌備處。

在數學研究所，一切工作從頭開始。他多方網羅人才，工作進展神速，先成立數論組和微分方程組，後成立代數組、拓撲組、泛函分析組、數理邏輯組、概率統計組、理論物理組、力學、計算機設計組。他親自領導“數論導引”和“哥德巴赫猜想”兩個討論班，一直堅持到1956年。在華羅庚領導下，數學研究所呈現一派勃勃生機。從回國到1957年，他的工作受到毛澤東和數學家們廣泛的支持，寫了《指數和的估計及其在數論中的應用》、《多複變函數論中的典型域的調和分析》等4本專著，其學術論文《典型域上的多元複變函數論》獲我國1956年度科學獎金（自然科學部分）一等獎，工作十分有成效。

華羅庚初任數學研究所所長時，繼續在清華大學擔任教學工作。1952年夏秋，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結束，清華大學數學系併入北大，他十分惋惜；隨之華羅庚也就完全調離清華而在科學院工作。這時，數學研究所仍在清華園內，直至1956年冬。後暫遷至“西苑大旅社”，1958年遷入中關村。華羅庚的家也長期在清華照瀾院居住，1962年才遷出清華園。的確，清華園是華羅庚難以忘懷的故園。這裡，曾留下了他青年和中青年時代勤奮學習和工作的足跡。

華羅庚對清華有無盡的懷念之情，1983年他訪問美國時，曾在清華校友聚會上動情地說：“我不是清華畢業生，沒有清華文憑，但我是清華同學，不只是大學同學，也許還是清華中學同學。我是初中畢業後到清華來的。”就在他逝世前去日本講學的前夕，他還重返故園，在母校的各個校門深情地駐足。

風雨路坎坷 自強永不息

天有不測風雲。1957年夏秋，中國開展“反右運動”。華羅庚因同曾昭掄、千家駒、童第周、錢偉長聯名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出一份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書面意見，即《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而受到嚴厲的批判。由於毛澤東的保護，華羅庚雖然未被劃為“右派分子”，但從此他的政治生涯布滿了濃密的陰影，厄難接撞而至。1958年大躍進，他被視為“保守派”。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全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他以極大的勇氣整頓數學所，主張在研究實習員中進行基礎課考試，成績太差的調出，並開闢“練拳園地”以增強學術空氣，但卻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他遭遇更大的劫難，被抄家，手稿散失，至今沒有下落；他受到多次批判，被罰打掃數學所的廁所；直到1970年3月4日，周恩來指示要保護華羅庚，將他的關係轉到人大常委會，才稍得安寧。

這一切，無疑也對其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當時，他曾惋惜地說：“1957年以前，我的研究工作是一個高峰接着一個高峰，1957年以後就斷掉了，很可惜。”

然而，華羅庚對科學、對真理執著追求，對祖國、對人民一片赤誠。他面對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不畏艱難與坎坷，“努力不計年，自強永不息”。

華羅庚一生奉獻於數學事業，他在自己潛心研究的同時，眼光轉向青少年，將新的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他像他的恩師熊慶來一樣十分愛惜人才，善於發現人才，勇於提拔人才。1957年他從廈門大學調來陳景潤，為其創造條件，大力栽培；他培養了大批出色的數學新秀，如王元、萬哲先、陸啟鎮、潘承洞等，帶領他們攀登一座座旁人還沒有登上過的數學高峰。他同王元合作的研究成《優選法平活及補充》兩本科普書，將深奧的數學理論普及到工農群眾中，用於工農業生產，讓工人看了書能懂、會用。1965年，華羅庚給毛澤東寄了一本剛出版的《統籌方法平活及補充》，毛澤東很快回函稱讚說：“你現在奮發有為，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十分歡迎。聽說你到西南視察，並講學，大有收穫，極為慶幸。”這對華羅庚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從1971年到1975年，華羅庚先後赴北京、天津、上海、黑龍江、浙江、河南、湖南、遼寧、河北、湖北、廣西、廣東、山西、陝西、四川、福建、貴州、雲南等地推廣“雙法”（統籌法和優選法）。1975年，他率小分隊赴黑龍江推廣“雙法”，在哈爾濱突發心肌梗塞病住院，經搶救脫險。病癒後，他不顧體弱與勞累，仍然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常年風塵僕僕地奔波，輾轉在祖國各地。1977年春夏，他又去甘肅、山西等地作統籌運煤試驗。他的“鐵塔統籌和汽車節油”實驗，獲中國科學院一等獎。6月，又到山東推廣“雙法”，心臟病再次發作。病後，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的哲學不是生命的儘量延長，而是工作的儘量多做。”他一生身體力行的正是這樣一種哲學。他的一生有好的機遇和順利的環境，也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有不少艱難與困苦，但從沒有動搖過他儘量多做工作的恆志。他在任何環境中都自強不息和勇於開拓的精神，使我們永遠不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