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政治·法律
俞行
書籍在它的作者和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通訊的橋梁。書籍的作者不是用口頭
表達的方式而是用寫作的方式和讀者進行通訊，他或她把對世間的感受說給讀者
聽，傳播他或她的理念或看法。與口頭表達的方式不同，書籍的作者在進行這種
通訊時，可能並不知道他或她的具體讀者是誰，讀者在何地與何時讀他或她的書。
他或她可能猜測某些讀者群在今後閲讀他或她的書，但這只是猜測而已。關鍵的
問題是，這種通訊過程使發出訊息的作者與接收訊息的讀者發生分離，即作者在
寫書的時刻通訊過程還沒有完成，甚至書籍出版以後這個通訊過程也沒有完成；
作者在某地某時寫書，讀者在其他地方其他時間讀書，通訊的過程是在不同的地
域和時間之間完成的。或者說，雙方進行的不是面對面的即時通訊。這個通訊過
程在時空上發生分裂。這個變化對人類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美國的政治學家哈羅
德·拉斯維爾等人在論述包括書籍在內的印刷媒體時曾經認為，德國人古騰堡發
明近代活字印刷術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可能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大。同時，
筆者認為，書籍對人類的政治生活也有很大影響。書籍改變了通訊的結構和社會
的結構，人類社會的政治進步有了今天的成就，書籍與政治的關係也從此密不可
分。
現代民族國家的立國者與繼承人
首先，自從歐洲傳統的封建王國退出歷史舞台和殖民主義時代結束以後，獨
立的民族國家先後在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出現。在美洲，亞洲和非洲，許多
民族國家是在當地的人民趕走了殖民主義者宣布民族獨立以後形成的。在民族獨
立過程中，領導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往往成懥⒐擼塹鬧髡藕退枷氡會崛思壇
校蓱立國的根本，而這些主張和思想大多是通過書籍等印刷媒體傳播給後人的。
正如前述，書籍使訊息的發送者和接收者分離，立國者與後代繼承人便可以
通過書籍進行代際之間的通訊，這顯然是立國者的思想和精神能夠代代相傳的一
個物質條件。例如，在美國，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佛遜，詹姆斯·麥迪遜
等人的主張成為美國的立國原則，代代繼承，書籍的作用顯而易見。立國者們通
過書籍與後人進行通訊，即使立國者們早已過世，只要書籍在，後人讀，這個通
訊過程仍然繼續進行。當然，代際間的口頭傳述也可能把立國者的思想傳給後人，
但由於人類的大腦記憶的局限，書籍能更準確地傳遞立國者對後人發出的訊息。
口頭傳述也可能由於傳述者個人的原因而更改了立國者的原意，使立國者與後人
的通訊過程中斷。因此，通過書籍的記載，美國人民得以時時記取立國者的遵遵
教誨，代代繼承其自由，民主和維護人權的原則，保持美國的民主和法制政體二
百多年鼎立不墜。
在西歐，啟蒙主義的思想對後來的民族國家的發展也產生深遠的影響。雖然
西歐國家沒有類似美國華盛頓那樣的立國者，但啟蒙主義思想家的思想都被當作
民主自由的精神遺產代代繼承，被人們視為民主自由制度的精神支柱，像伏爾泰，
盧梭，迪德羅，孟德斯鳩等人至今仍然家喻戶曉。可以這樣說，啟蒙主義的思想
不僅可以依靠書籍在代際間傳播，建立代際通訊，也可以通過書籍進行跨代傳播，
在思想家和當代人之間越過數代人建立隔代的通訊。在美國，民主思想家托馬斯
·潘恩的思想也是通過他的着名的《人權論》在當年的許多人中傳播的，今天仍
然有許多美國人通過那本書了解托馬斯·潘恩。現在讀《人權論》便是隔代通訊。
不言而喻，沒有書籍建立的代際和跨代的通訊，當代人恐怕很難再那樣詳細地知
曉啟蒙思想，當代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很難不折不扣地體現啟蒙思想家推崇的
民主自由和人權原則。書籍壓縮了數代人之間通訊的時間距離，使思想家，精神
之父和立國者在他們過世若干年後仍然能夠對後代人施加直接的影響，使他們推
崇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更易延續下去。例如，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這樣已經延續了
二百多年。
當然，延續上述的通訊過程也取決於通訊的雙方。在前蘇聯，馬克思和列寧
是革命運動的導師，他們的思想通過其着作在後代人中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曾
經是前蘇聯的精神支柱，而前蘇聯曾經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但是，當前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的許多人不再讀馬克思和列寧的書，馬克思和列寧的着作
建立起來的通訊過程實際上已經中斷，這表明代際之間的通訊過程並不是強加在
後代人身上的，後代人有選擇權，隨着時間的推移，歷史已經面目全非，過去的
說教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境況，於是，後代人決定放棄原先的通訊過程，與其他
的思想家建立新的通訊過程。在當代中國也出現這種情況。過去許多人讀毛澤東
的書，毛澤東的着作的印刷量曾經高得驚人，紅寶書幾乎人手一冊，現在不是為
了研究，很少人再去認真地讀毛澤東的書。書籍建立的通訊是一個雙向選擇過程。
但是，不管怎樣，書籍仍然在代際通訊中發揮重要作用。它使一種精神或一種制
度長期地延續下去，它實際上改變了歷史，換言之，如果沒有書籍，一種思想或
一種制度可能僅存在一代人或兩代人的時間，歷史絕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言論自由和公眾的通訊
書籍在作者和讀者之間建立一個或無數個通訊過程。當一位讀者閱讀一位作
者的着作時，這個通訊過程可能與作者與讀者進行面對面的一對一的口頭交談沒
有什麽不同，但是，當有若幹個讀者同時閱讀一位作者的着作時，這個通訊過程
便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書籍是大眾媒體，通過印刷技術，作者只要寫出一本書
並加以印刷，就可以通過這本書與無數讀者同時進行通訊。作者停止寫作以後，
他或她仍然能夠和讀者隨時進行通訊。只要讀者在讀他或她的書，這個通訊過程
就成立。如果作者寫的是一本涉及政治的書，他或她便能夠和公眾進行政治通訊，
他或她的評論，觀點和思想可能能夠每時每刻對公眾產生影響，於是，他或她通
過他或她的書進入政治生活，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如果作者
在書中呼籲國家進行變革，在公眾引起廣泛的積極反應，作者可能在國家的變革
中發揮推手的作用。意大利政治學家卡埃塔諾·莫斯卡在其名着《論統治階級》
中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發生變化，出現了新的階級，產生了一種新的宗教
或一種新的思想，這個國家不久就可能發生政治上的或多或少的變革。如果沒有
書籍，很難想像一位有觀點的思想家能夠對公眾和社會產生那樣大的影響。這也
是封建社會和專制國家的統治者對散布異己思想的作者進行鉗制甚至大興文字獄
的原因之一。
在歷史上的專制國家中，統治者大興文字獄的例子很多。在中國古代，秦始
皇焚書坑儒，史書多有記載。在古羅馬，也有類似的例子。歷史學家塔西陀生在
多米蒂安時代（公元96年），他將多米蒂安視為比尼錄更加殘暴的統治者。據説
塔西陀生前目睹了多米蒂安皇帝多次發布命令驅趕哲學家，焚燒他們的着作以及
將哲學家處死的事件，儘管仁慈的尼爾瓦皇帝即位以後，塔西陀才開始出版他的
着作。然而，據説在後來的十八世紀後期雅格賓統治以及十九世紀初拿破崙統治
的法國，塔西陀又被當權者視為極度危險的顛覆性的作家，其着作被查禁。在這
里人們看到，書籍在傳播一種思想中起的作用。假設沒有書籍，塔西陀把他記載
的歷史連同他的思想寫在紙上，僅供自己閱讀，專制者顯然不會打動干戈。正是
由於那樣的思想，加上像書籍那樣的大眾傳媒，才使統治者感到受到了威脅。這
也是後來的西方啟蒙思想家鼓吹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根源，他們認為言論自由
和出版自由缺一不可。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如果沒有書籍，專制者不會那樣大動
乾戈地鉗制思想家，啟蒙思想家也不會那樣執着地強調言論自由的重要，後來的
民主制度也不會像今天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那個樣子。例如，美國聯邦憲法第十
條修正案銘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法律，由此可見，書籍與
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美國的民主制度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
確立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則，實際上是通過法律或強制手段保證人民有
一個進行多通道通訊的權利。書籍是他們進行這種通訊的重要手段之一。書籍能
夠使作者通過書籍進入政治生活，成為説話的政治家。任何普通民眾，雖然他或
她不是當權者，只要能夠着書立說，他或她就能夠對國家大事發表自己的意見，
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找到自己的支持者。這正是民主社會的真諦，因為書籍
能夠使公民社會的每一個人衝破權力的阻撓平等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書籍甚至能
夠使外國的思想家或古代的思想家成為一個國家中現在的政治角色，在國家的政
治生活中發揮作用，只要這個國家的人民歡迎。例如，1874年，捷克人民為了反
抗外來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曾經引用莎士比亞的言論和詩句，鼓吹民族獨立。
莎士比亞的言論是通過書籍和劇目演出傳播到捷克的。書籍使英國的莎士比亞跨
越時代和國界在捷克的政壇扮演了一個角色。也可以這樣說，是捷克人民借用了
莎士比亞的言論，這裡被引用的莎士比亞的言論實際上是捷克人民的言論，但不
管怎樣說，莎士比亞扮演了一個角色。因此可以說，書籍將人類的進步思想家的
思想和言論紀錄下來，成為後代人的精神遺產，只要後代人願意，便可以將前輩
思想家或外國的思想家請到本國政壇發揮作用，反之，專制者查禁思想家的書等
於是在將通過書被引入政治生活的思想家驅逐出本國政壇。由此可見，書籍應是
能站在社會進步人士的一邊，為社會進步所用的手段，在現代社會，書籍也應被
認作是當代國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物質條件之一。
法律與法治社會
書籍使作者與讀者之間進行同樣的重複的多通道通訊成為可能。反映公民意
志的法律本身是一種語言，是立法者代表人民發出的警告性語言，也是立法者與
公眾之間的一種通訊過程的表現。法律可能是人類社會內部通訊重複次數最多的
語言。任何一種通訊可能局限於一部分人之間，但是，法律是立法者向所有公眾
發出訊息的語言，因此，一項有效的法律要求立法者與每一個公民都建立一個通
訊過程。如果沒有書籍和其他印刷媒體的幫助，立法者要讓法律家喻戶曉恐怕很
難。因為口述法律的方式的局限性在於，口頭表述要求説話者和聆聽者都在場（
如果也排除電子媒體的話），這需要雙方的約定，確定雙方都認可的時間和地點，
雙方需要為此付出相當多的精力，時間和物力。此時，書籍的作用不僅在於準確
地傳達法律和法律精神，而且在於它能夠割裂立法者和公眾之間的通訊過程，公
眾能夠將書籍中記載的法律帶回自己的家中，帶到自己的社區，帶到學校的課堂，
甚至帶到他們外出遊覽的休閒地閱讀這些書籍，與立法者建立通訊過程，加上印
刷技術發揮的作用，可以在各個地方各個時間重複地不斷地進行這個通訊過程，
法律便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書籍比電子媒體有更易於攜帶的特點，因此更能
方便公眾選擇在不同地點和時間與立法者進行通訊，能夠在相當遠的距離之間進
行通訊，高山大海隔不斷。
書籍的另一個重要特性是書籍能夠精確地或準確地傳遞作者要向讀者發出的
信息。口頭的通訊當然也能傳遞信息，但是，由於口氣的變化，記憶力的局限，
口頭通訊有其不足。例如，一個國家宣布一項法律時，人們僅用口頭轉述可能曲
解了這項法律，可能引起誤解。這當然不是說，人類社會沒有口頭轉述法律的歷
史，在古代社會裡，統治者用口頭語言宣布法律，官僚們用口頭語言轉述法律，
但是進入比較高級的或現代的社會，立法者訂立的法律已經相當複雜，立法者要
制定法律並詳細地説明法律必須使用書面語言，當把這些法律訂立成冊時，法律
成為典籍，成為特殊的書籍。因為每一位立法者需要保證他們訂立的法律準確無
誤，每一位法官需要根據準確無誤的法律做出司法裁決，每一位法律的教育者需
要詳細了解法律的具體細節和根本精神，每一位公民需要知道法律的原意和法律
的具體處罰措施，人們需要以法律為準繩來執行法律。這一點或許和宗教的教規
在約束教徒們的行為時依靠經書的道理一樣。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維
爾等人在其所編輯的書《世界歷史中的宣傳與通訊》（共三冊）中指出的，猶太
民族是猶太教的虔誠信徒，自稱是“書籍的人民”。繼猶太教以後產生的主要宗
教，包括天主教，伊斯蘭教和各種新教，都依賴一本書。由此可見，書籍應是現
代法治社會的一個物質基礎。沒有成為書籍的法典，只憑口說，法律可能在各地
或在不同的時間根據不同執行人的不同理解以不同的方式執行，人們很難想像會
有什麽法治社會。
另外，法律實際上是全社會訂立的一系列有關權利與義務的社會契約，這些
事無巨細的社會契約如果沒有寫下來的字據，訂立者一定會感到惶恐不安。因為
每一位委託立法者訂立法律的公民都希望知道最後他們必須簽署的契約究竟怎樣，
他們需要閱讀這些法典或傾聽人們對這些法典的解釋，需要知道這些法律不會隨
時改變。同時，法律的性質決定，它作為一種語言必須處在一個不閒斷的通訊過
程中，口頭表述的法律不如書面表述的法律更加有效，因為人們可以隨時獲得書
面表述的法律，與立法者進行通訊，明白這些法律仍然有效，他人仍然像他一樣
在遵守法律，使他對法律有信心。換言之，書面的法律是每個委託立法者訂立法
律的公民每時每刻對社會做出的承諾。只有法典代表的書面的法律或成文法才最
終奠定西方國家法治社會的歷史地位。這個法治社會最終為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則創造了條件，為後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正如上個世紀60年
代加拿大的傳媒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在描述印刷媒體的社會作用時說的，“印
刷向人們展現一幅重複和精確的圖像，它激發人們採用嶄新的形式釋放社會能量。
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及今日的日本和俄羅斯，印刷術通過將個人從傳統的組織中分
離出來，同時提供一種將個人與個人團結起來實行權力的大規模集中的模式，煥
發了巨大的精神和社會能量”。
代議制與公民的政治參與書籍在通訊過程中能夠發揮一種“解釋的”或“翻
譯”的功能。在書涉及的領域，往往是寫書的人比讀書的人懂得多，這樣才有作
者和讀者之間的通訊過程，有信息的流動過程。因此，書籍的作者不僅僅是發出
信息的人，讀者也不僅僅是獲取信息的人，作者有時是“解釋”或“翻譯”信息
的人，讀者是聽取“解釋”和接受“翻譯”服務的人。這就是說，作者在書籍中
可能同通俗的語言説明事物，以便讓讀者理解，可能用形像的語言説明抽象的原
則等，將較難理解的信息轉換成比較容易理解的信息。在人類的現代社會生活中，
這個現象已經到處可見。在政治生活中也有書籍發揮的類似作用。一個突出的作
用是，在實行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國家裡，作為國家主人的眾多普通公民要通過包
括書籍在內的媒體提供的“解釋的”或“翻譯”的服務獲取信息，並在這個基礎
上參與政治，選舉國家領導人和做出各項決定，因為代議制民主制度與古代的直
接民主制已經很不相同。所謂古代民主制指的是古代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的那種
民主制，其特點是雅典城邦地域不大，一人步行可朝夕穿過，人口也最多幾萬人。
城邦里的公民們直接選舉官員，直接就公共事務進行投票表決，直接管理城邦事
務。而代議制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實行的民主制度，由於地域遼闊，人口卸啵庶br>們無法聚集一堂議政和直接管理國家，於是，人們開始實行代議制，即由公民選
舉議員，由議員代表人民選舉政府官員和國家領導人，議員代表人民就國家的各
項事務發表意見，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每個議員對選民負責，國家領導人對選民
或對議會負責。這就是說，由於民族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每個公民很難了
解他們身邊以外發生的事，他們要了解國情和國家大事主要依賴大寫劍渲宵br>包括書籍，因此出現上述通訊過程。
另外，由於社會分工的作用，現代的普通民眾已經不可能具備參與決定國家
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所有專業知識，例如，家庭主婦對市場上的肉價的變化了如指
掌，心中有數，她們知道什麽樣的價格合理，什麽樣價格偏貴，但是她們對自己
的社區要建一座橋梁需花費三百萬元的公共開支計劃無法發表自己的意見，不知
道這樣的預算是偏低還是偏高。於是，代議制要求專家（如學者，時事分析員，
政府部門的技術官員）向民眾解釋各種複雜的公共事務和政府政策，通過專家與
公眾建立無數個通訊過程，用通俗的語言“翻譯”專業化的事務和問題。在現代
民族國家裡，往往需要專家就價值觀念，憲法精神和公民權利等抽象的問題進行
解釋，這些問題往往十分複雜；需要專家就政黨的政策主張和政府的公共政策進
行解釋，因為公民個人常常對公共政策缺乏全面的了解；需要專家就民意問題進
行解釋，如民意調查專家對某項事務或問題的民意的調查和解釋，個人很難單憑
直覺做出判斷。專家要向千千萬萬個民眾做解釋，單靠口頭講解往往無濟於事，
只有靠媒介，包括書籍，因為它們既是一個通訊媒介，也是一個“翻譯”的媒介，
如果普通民眾是它的閱讀對象，它總是將專業問題通俗化，對晦澀抽象的議題做
形像具體的解釋，對三言兩語難以說明的問題做耐心細緻的長篇闡述，幫助讀者
讀懂它。這樣，普通民眾能夠依賴這個由書等媒體奠定的通訊過程，使用專家提
供的知識，利用專家的大腦，來保證他們即使利用依據常識的判斷能力也能就國
家的主要政策和領導人選做出決定。書籍等媒體提供的這個通訊過程為實行代議
制提供了一個必備條件。而沒有代議制，源於古代的民主制可能在當代根本無法
延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