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政道的合作與分手

　　我1948年6月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安阿拍的密執安 大學度過了那一年的夏天。秋後，我返回芝加哥大學，被聘為物理系 的講師。我一邊教課，一邊繼續做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研究。1948年 尾，李政道和我合作研究衰變及俘獲，發現這些相互作用與衰變具有 非常相似的強度。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學當研究生。我倆早些時候在中國或 許見過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識。我發現他才華出 眾，刻苦用功。我們相處得頗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長他幾歲， 又先他幾年當研究生，便盡力幫助他。後來，費米做了他的學位論文 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哥的歲月里，事實 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1953年，李政道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為了繼續合作，我們訂立了 相互訪問的制度。我每周抽一天時間去哥倫比亞，他則每周抽一天到 普林斯頓或布魯克海文來。這種例行互訪保持了6年。而這段時間我們 的興趣有時在基本粒子理論方面，有時則在統計力學方面。這是一種 非常富有成果的合作，比我同其他人的合作更深入廣泛。這些年裡， 我們彼此相互了解得如此之深，以致看來甚至能知道對方在想些什麼。 但是，在氣質、感受和趣昧等諸方面，我們又很不相同，這些差異對 我們的合作有所裨益。

　　1960年，李政道和我決定系統地研究與電磁場有相互作用的帶電 矢量介子的理論。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合作。我們的交往始於1946年。 這種交往曾經是親密的，它基於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關心。接 着，迎來了1957年，以及我們的成功。不幸的是，蒸蒸日上的聲望逐 漸在我們的關係中打進了原先沒有的一些新楔子。雖然，我們富有成 果的合作還繼續保持了5年，但是，關係卻慢慢緊張起來。1962年4月 18日，我倆在李政道的辦公室里做了一次長談，回顧了1946年以來發 生過的事情：我們早年的關係；50年代初；導致寫出字稱論文的 1956年的那些事件，以及隨後的發展。我們發現，除了一些細節之外， 我們對所有關鍵的事件都保持着相同的記憶。正如家庭衝突中的和解 那樣，這是一次感情獲得宣泄的經歷，我們都感到一種解脫般的暢快。 然而，這種和解並沒有得以保持下來。幾個月後，我們就永遠地分手 了。

　　在我同李政道做朋友的16年間，我對他就像一位兄長。在粒子物 理和統計力學領域裡，我在1950年初就已經成了名。我們的合作關係 中，我是資深的一方。敏銳地警覺到不應該擋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識 地往後靠，儘量在事業上扶持他，同時，在公開場合對我們合作關係 的實質嚴格地保持緘默。外人看來，我們的合作是密切而出色的，這 種合作對物理學的貢獻良多。人們對此感到艷羨。李政道自己也斷言， 這種合作對他的事業和成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總之，這是我生活中值得回味的一個篇章。是的，其中也有煩惱。 然而，世間萬事萬物中，富有人情味而有意義的事情，又有幾件是完 全沒有創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