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或許可以攻玉。

回首平成時代：日本共克時艱和艱難改革發展的30年

日本平成30年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發。第一個是經濟困難的時候，也可以通過改革吹響產業升級和重振經濟的號角。第二個是經濟的低迷下，消費者不一定要“消費降級”。消費者並沒有一定要忍受低劣產品的必然性。第三個是經濟低迷的時候，社會對精英階層和大企業會提出更高的倫理水平的要求。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駕崩，拉開了平成的帷幕。2018年是平成30年，2019年4月末，現在的平成天皇就要退位成為上皇，平成時代落下帷幕。平成元年的1989年是日本泡沫經濟的頂峰，1990年初日本股價開始下降，夏天土地價格開始下降。從1990年到2018年，日本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1%左右，平成時代對日本來說，是共克時艱和艱難改革的30年。

2019年1月1日，日本皇宮舉辦新年慶祝活動。這是明仁天皇（左）退位前參加的最後一次新年慶祝活動。

一、平成時代日本經濟為什麼會很難？

1990年，也就是平成2年的泡沫經濟破滅是日本近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過去我們經常會聽到“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這樣的說法。那麼日本為什麼會失去10年？筆者認為，1990年以後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泡沫經濟的破滅給日本造成的打擊很大，但不是本質的原因。本質的原因是日本國內環境的根本變化和國際環境的根本變化造成的。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之所以失去了10年，是受到了泡沫經濟破滅，國內環境變化，國際環境變化的三重苦。

此外還有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的影響。1990年以前，日本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在發展，幾乎所有國民的收入都在持續不斷地上漲。1990年以後，所有的行業都開始分明暗，日本國民個人的生活也開始增加眾多的變數。

（一）泡沫經濟破滅和對泡沫經濟的處理的延誤是造成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低迷的直接原因

日本的股市在1989年12月末達到歷史最高紀錄（日經指數38915點），之後開始一路走低。1990年3月22日，跌破了3萬點，1990年10月跌破了2萬點。日本的土地價格開始下降是在1990年（平成2年）的夏天。1990年3月27日，日本的大藏省發布了不動產融資總量管制的通知。1992年3月26日，日本的國土省公布了全國的公示地價（每年1月1日的定點評估的土地價格），全國平均土地價格17年來第一次出現下降。從1991年到2000年，日本破產的金融機構高達200家左右，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非銀行性金融機構（主要是住宅金融公司）、信用組合（類似中國的地方性的小型信用社）。金融機構破產的高峰在1997年和1998年。

1991年東邦相互銀行出現問題。1994年12月9日，東京的協和信用組合和安全信用組合破產。1995年8月30日，神戶市的兵庫銀行和大阪的木津信用組合（全國最大的信用組合）破產。1995年7月31日，東京的Cosmo信用組合破產。1996年3月29日，太平洋銀行破產。1996年11月21日，阪和銀行業務停止。1996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住專處理法，開始處理住宅金融公司的事情。日本共有8家住宅專門金融公司，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成立的。80年代後期，這些公司從事冒進的房地產融資。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其中7家公司貸款的50%以上都成為壞賬。

日本金融機構破產的高峰是在1997年和1998年。1997年4月25日，壽險公司的日產生命破產，這是二戰後日本保險行業第一次有保險公司破產。1997年11月3日，中等規模的證券公司三洋證券申請了破產保護，這是二戰後第一次有證券公司破產。1997年11月17日，日本大型銀行之一的北海道拓殖銀行破產，這是二戰後第一次大型銀行破產。1997年11月24日，日本最大的四家證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證券公布自主廢業。1997年11月26日，位於仙台市的德陽城市銀行破產。

1998年10月23日，日本大型銀行之一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國有化。1998年12月13日，大型銀行之一的日本債券信用銀行國有化。1999年6月，壽險公司的東邦生命破產。2000年5月，第百生命破產。2000年10月9日，壽險公司的千代田生命申請破產保護。10月20日，壽險公司協榮生命申請破產保護。2001年3月東京生命破產。2001年9月12日，日經指數跌破了1萬點的大關。

應該說1997年和1998年左右，日本發生了金融危機。整個90年代，日本的金融系統都處在一種不穩定中。從1996年左右開始，日本開始了公有資金對金融系統的資本注入和救助。日本金融系統也從1996年左右開始了大規模的整合重組。這個過程一直到2005年左右才完全結束。金融系統的不穩定，也影響到了日本實體企業的發展。

（二）日本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的根本變化是日本1991年以後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後長期的經濟低迷是日本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的根本變化造成的。日本戰後長期維持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文化面對這個新的環境，出現了種種的不適應。這個不適應，是造成日本90年代以後長期經濟低迷的根本原因。

1.國際環境的變化有兩個方面需要強調：第一個是冷戰的結束和美國信息革命的崛起；第二個是日本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和變化（中國、台灣地區、韓國）。冷戰的結束和美國的信息革命讓美國重新牢牢掌握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和制高點。

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在許多產業質量和數量上都超過了美國。1979年左右日本鋼鐵產量成為全世界第一，1980年左右汽車產量成為全世界第一，1981年左右機床產量成為全世界第一。1987年左右半導體產量成為全世界第一。80年代後期，全世界資產規模最大的銀行基本都是日資銀行。冷戰的結束和中國的市場經濟化在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市場。美國的資本市場和IT革命完美結合，風險資金的注入和迅速的上市，從資金面推動了信息革命的迅速發展。

信息革命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產業的競爭格局和產業的國際分布。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站到了產業鏈的頂端。但是IT革命的興起，讓美國的硅谷站到了全球產業鏈的最頂端。而且，歐洲在1992年2月簽訂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明確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80年代後期，歐洲的傳統大國的經濟明顯開始遜色於日本。歐盟的誕生形成了歐洲的統一市場，對促進歐洲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90年10月3日，西德東德統一。當時德國是僅次於美國日本的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東西德的統一也是區分德國和日本90年代以後明暗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個因素是日本周邊競爭格局的重大變化。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在進行高速增長的時候，中國則在開展各種運動，拱手把發展機會讓給了日本。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上。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徹底讓中國被壓制已久的力量爆發。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韓國的發展在一些領域對日本產生了競爭。中國大陸的紡織業和輕工業、韓國的造船和電子工業對日本產生了競爭。1985年的廣場協議以後，有許多日本企業把生產轉移到中國。截至目前，日本國內外研究90年代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和通貨收縮的時候，往往強調了日本的經濟金融政策和美國的因素。事實上，東亞地區的發展對日本90年代以後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90年代以後，輕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被中國所取代或者轉移到了中國。韓國則在造船、鋼鐵、電子行業的中端領域對日本形成有力競爭。2000年以後，台灣的電子行業對日本形成了很大競爭。

上面兩個因素交織在一起，讓日本戰後的經濟和產業體制受到了根本的挑戰。

事實上，上面兩個因素大部分情況是交織在一起的。比如，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對美國的開放。20世紀80年代的外資主要來源是華僑和日本。1992年以後主要來源是美歐日。台灣電子行業的興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90年代日本的筆記本電腦行業還是處在世界領先的位置。在非常小的空間內配置各種零部件，而且要保證多年的正常運轉是需要很高的技術的。日本企業在這些方面有全世界領先的技術積累。美國英特爾公司開發了筆記本電腦的母板技術（mother board）並將其技術教授給了台灣企業。其結果是台灣企業只要用英特爾公司的CPU、母板、液晶顯示屏就可以很簡單地製造出筆記本電腦。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設立工廠，充分利用了中國大陸的優惠稅制、廉價土地、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大量生產電腦。出口到全世界。

2000年以後，包括索尼在內的不少日本企業開始利用富士康進行貼牌生產。這樣做的結果有兩個，一個是工廠生產流水線上的日本普通藍領工人喪失了工作機會。第二個影響是國際大分工的結果是產品價格不斷降低，日本長期通貨收縮。金融學家往往只從金融政策的角度分析日本為什麼長期經濟低迷和通貨收縮，是存在問題的。

2.關於日本國內環境的重大變化，有兩點是需要特別強調的。

第一點是日本國內追趕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走到了盡頭。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一直走的是學習模仿歐美國家的道路。日本戰後的體制，被日本知名學者野口悠紀雄稱之為1940年體制。1942年左右是日本開展總力戰，構築戰時經濟管制體制的時代。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包括日本國民的心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一成不變的。政治上，從1955年以來基本上都是自民黨一黨執政。經濟上，是以六大企業系列為特點，也就是三井、三菱、住友、一勸、芙蓉、三和六大企業系列（或者說企業集團）。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營業廳

日本的大藏省和通商產業省對日本經濟發展和金融持有巨大的影響力。大藏省負責的政務相當於中國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海關總署＋國家外匯管理局。通商產業省負責的政務相當於中國的發改委＋商務部＋工信部＋工商管理總局＋技術監督局。

在金融體系方法，大藏省主導了所謂的護送船團方式，也就是一家金融機構也不許破產的監管體制。通商產業省則不斷推出保持和支持產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在文化和國民心態方面，是學習歐美社會。

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體制一直都沒有發生變動。這個體制是追趕型的社會體系。1987年左右，日本人均GDP超過了美國。這是在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自己學習了100多年的老師。1985年日本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80年代後期，從經濟水平上來看，日本已經完全步入了發達國家行列。但是日本的社會體制依然是追趕型（catch up）的體制。就產生了一個內在的矛盾。在這裡舉一個小的例子。日本戰後的央行法《日本銀行法》是1942年制定的。這個法律一直到1998年才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類似的事情還很多。日本央行獨立性的低下是造成日本80年代後期金融政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點是日本人口結構的根本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日本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在1998年左右開始下降。日本的總人口在2005年左右開始下降。日本在1987年左右，總人口是美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之後美國保持了人口增長的強勁勢頭，但是日本人口態勢逐年變差。

進入2005年後，所謂的“團塊世代”（1945年-1955年出生的人）開始逐步退休。這些人吃苦耐勞，支撐了日本戰後的技術發展和經濟發展。進入80年代，支持日本經濟發展的許多知名公司的創始人開始去世或者退出經營的一線。

許多人認為泡沫經濟造成了日本失去的10年。筆者認為日本國內外環境的根本變化才是最重要原因。日本的產業實力是非常強大的，1994年日本的GDP增長率就恢復到了4%。1995年阪神大地震，日元升值，日本經濟下滑。1992年之後，中國步入市場經濟，美國開始步入IT產業革命。中國和美國的巨大變化徹底把日本經濟恢復到4%成長時代的可能性打掉了。

二、平成30年的前半期是日本在艱難困苦中謀求變革的15年

筆者基本贊成“失去的10年”的說法，但是不贊成“失去的20年”這個說法。日本在20世紀90年以後，特別是在1997年以後，在困難的環境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個改革在2005年左右就結束了。日本戰後的經濟體制從1950年-1990年基本上沒有變化。90年代的改革很大程度改變了日本戰後的經濟體系。

（一）日本戰後的經濟體系和經營模式明顯與英美國家是不同的

二戰後，政治上日本並沒有形成兩黨制，自民黨從1955年一直執政到1993年，也就是所謂的“55年體制”。經濟上，戰後的六大企業系列把持着日本的經濟發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經濟是被大大小小的十多家財閥所掌控。1945年以後，日本形成了六大企業系列，或者稱為六大企業集團。分別為三井（戰前的三井財閥）、三菱（戰前的三菱財閥）、住友（戰前的住友財閥）、芙蓉（戰前的安田財閥）、三和（戰前的鴻池財閥和山口財閥）、第一勸業系列（戰前的澀澤財閥和川崎財閥）。每一個企業集團都有幾十家企業，都是日本的代表性的企業，負責人定期聚會。這些系列的核心企業為銀行和綜合商社。銀行發揮着融資和監督企業的作用。而綜合商社則擔負着國內外貿易的重要作用。

日本的公司經營模式與歐美國家也有明顯的不同。“終身僱傭”“年功系列”“按照企業組織的工會”被稱為日本式經營的“三種神器”。

日本的知名學者野口悠紀雄把日本戰後的體制稱之為“1940年體制”，意思是日本戰後體制的基礎是1940年左右日本開展“總力戰”時候的遺留物。戰後日本的金融體制是間接金融為主，和美國的直接金融為主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本的90年代是改革的10年

客觀上，日本的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但是法律和制度上做大規模的變革是90年代以後的事情。日本在80年代進行了日本國鐵、日本煙草公司、日本電話電報公司（NTT）的民營化。日本在80年代開始金融的去管制化（日語：金融自由化）。90年代以後，日本也持續進行了金融的自由化。說日本失去了20年是不合適的。

筆者把1990年-1997年定義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的混亂期和摸索期。1955年到1993年自民黨一直掌握着政權，1993年第一次下野。這次下野的重要時代背景是冷戰的結束。日本國民內心深處也渴望着日本政治的改變。但是1994年自民黨聯合其他政黨，又奪回了執政權。

1996年1月11日，橋本龍太郎內閣誕生，開始着手進行改革。首先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bigbang）。這是模仿20世紀80年代後期英國的資本市場改革。提出了建設“free fairglobal”的東京金融市場的口號。這次改革拉開了對日本戰後金融體系改革的序幕。同時橋本內閣也提出了行政改革的口號。1998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1998年通過了《關於為了整備金融系統改革相關法律的法案》。筆者把1997年視為日本重新導入歐美制度的起點，原因之一就在這裡。從1997年到2005年左右，日本一直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法律，緩慢地改革了戰後50年的經濟體系。

之所以把1997年作為分水嶺，是因為1997年和1998年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1997年日本通過了修訂的《日本銀行法》。該法案是日本規範央行的方案，1942年成立以來就沒有修改過。1998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央行法提高了央行的獨立性。1996年日本的財閥銀行三菱銀行和外匯專業銀行東京銀行合併，成為當時資產規模全世界第一大銀行。

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監督廳。金融監督廳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戰後金融監管體制的改變。日本戰後一直是大藏省執掌財政和金融大權，其金融體制被稱為“護送船團方式”，也就是不允許有發展過快或者破產的金融機構。1997年11月日本四大證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證券宣告破產，北海道最大的銀行北海道托殖銀行宣告破產。這兩家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也意味着日本戰後金融系統走到了盡頭。

1998年4月1日，日本也開始實施新的外匯外貿法。1949年日本制定了“外匯及外貿管理法”（外匯法）和“外資法”。1979年，日本大幅度修改了外匯法，外匯交易原則從原來的原則上管制到原則上自由，廢除了外資法，外國企業可以到日本自由投資。1998年，日本再次修改外匯法，這次法律名稱中去掉了“管理”兩個字，成為“外匯和外貿法”，內外資本交易和外匯業務完全自由化。

還有一個原因是1997年和1998年發生了亞洲貨幣危機。這個時候日本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倡議，但是被美國所抹殺。

1998年以後，日美之間再沒大規模貿易和金融摩擦。之前開放市場等壓力都是來自美國，但是1997年之後的改革更多的是日本自身求變的需求。

另外，1997年，日本修改了1947年制定的反壟斷法。開始允許純粹控股公司的存在。純粹控股公司為日本企業的大規模的整合重組開了方便之門。

20世紀90年代後期，日本的政府機構也實施了重大的改革。在中國也非常知名的通商產業省，在2001年更名為經濟產業省。通商產業省是1949年改革當時的商工省設立的。統管了日本的產業發展和國際貿易。掌管財政金融和稅務的大藏省也改為財務省。

司法制度方面，20世紀90年代後期日本也着手開始“百年一次”的司法制度改革。2001年，《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法》實施，改革了日本戰後60年基本未變動的司法體系。主要受關注的有兩點，一個是法科大學院的設立，這是模仿美國的lawschool制度設立的。2004年，日本的幾十所高校的法科大學院開始招生。2006年日本開始實施新的司法考試。另外一個是陪審員制度的創設。從2009年開始實施。這次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質是向美國司法體系的一次學習和靠攏。

2005年，日本把原來分散在商法、有限公司法等法律中的內容摘出來，形成了公司法並在2006年開始實施。2006年，修改之前的《證券交易法》為《金融商品交易法》。事實上，1997年以後，幾乎所有金融相關的法律都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保險法》、《保險業法》、《信託法》、《信託業法》等進行了修改。

在經濟方面，筆者概括為舊的六大企業系列整合為新的三大企業系列。2000年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日本興業銀行宣布合併，成立瑞穗（mizuho）金融控股集團。2001年櫻花銀行（原來的三井銀行）和住友銀行宣布合併。2001年三和銀行和東海銀行等合併，成立了UFJ控股。2006年東京三菱銀行和UFJ合併，成立三菱東京UFJ金融控股。到此為止金融行業的整合告一段落。我認為，泡沫經濟的破滅對日本的影響在1998年左右就結束了，2006年左右完全結束了。主要原因是受泡沫經濟影響最大的銀行領域在2006年左右已經完成了整合。另外，日本政府注入大型銀行的國有資金也基本上在2005年左右就償還給日本政府了。

不僅僅在銀行業，日本幾乎所有的傳統行業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合併。保險行業、鋼鐵、石油、礦產、超市、百貨店、汽車等領域都有併購發生。

2000年以後，日本進一步推進了民營化。2005年，小泉純一郎內閣推進了日本郵政公社的民營化。過去的日本郵局主要經營三項業務，也就是郵政業務、簡易保險業務、存款業務。2007年10月，日本郵政集團成立。之後雖然有所反覆，但是總體在朝向民營化的方向前進。2002年，東日本旅客鐵道完全民營化，也就是日本政府不再持有任何股票。2006年，東海旅客鐵道完全民營化，2004年，西日本鐵道完全民營化。2016年，九州旅客鐵道完全民營化。我們可以從日本郵政和日本鐵路系統的變化看到，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仍然緩慢但是堅定地推動了國退民進。

2004年，小泉內閣時代通過了對道路公團（管理運營高速公路的國有性質機構）實施民營化的法案。2005年10月1日，日本道路公團、首都高速道路公團、阪神高速道路公團、本州四國聯絡橋公團被廢止。設立了6個高速道路株式會社（株式會社是股份公司的意思）和一個行政法人，日本高速公路的民營化成功實施。

三、進入平成時代，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為什麼難過了？

1990年以前，幾乎所有國民的實質收入都會伴隨着年齡的增長穩定增長。以1991年為分水嶺，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體系和內部的循環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1945年到1990年的45年，日本是一個完全的正面的循環，日本所有的產業都年年發展（規模和質量以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所有國民的收入都是年年上升的。維持這一切的日本內部環境和國際大環境都不存在了。80年代末，日本在民用客機、油田服務、律師業、製藥行業、酒店業等明顯不如歐美國家，其他行業基本上都在數量或者質量上趕上了歐美國家，特別是製造業。1991年之前的日本是一個半封閉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村落社會”。這個社會內部是有秩序的競爭，對外來者是非常排斥的。

1991年之後日本老百姓的苦首先是從僱傭環境的惡化開始。有幾個方面的因素嚴重影響到了僱傭環境。首先是泡沫經濟之後的企業破產。90年代，有不少企業開始破產。比較多的有三個行業，一個是各種金融機構。第二種是在泡沫經濟時代瘋狂擴展的房地產企業和建設行業。土木工程建築行業被稱為結構性不景氣行業。日本的建築行業的從業人數的高峰時在1997年左右，之後開始下降。第三種是泡沫經濟時代過分投資的企業，陷入困境。

另外，日本的不少產業轉移到了國外。這個過程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就開始了。由於日元升值和日本勞動成本的上升，日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始轉移到中國等國家。另外由於日美汽車摩擦日益加劇，日本的汽車行業開始採取在美國設廠生產的方式解決貿易摩擦。在9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美國的汽車數量就低於在美國當地生產的汽車數量了。

上面文章中也談道，從1996年左右開始，日本的各行各業拉開了合併重組的大幕。但是企業合併之後首先面臨的就是裁員，特別是在傳統行業。1991年之前，日本實施的完美的終生僱傭制度，大部分男性在大學或者高中畢業後一輩子在一個單位工作。1991年之後，企業的破產讓一些員工另謀職業。另外，由於不景氣，許多企業限制了每年的新畢業大學生的錄用。1995年-1997年左右的大學生就業市場被稱為“冰河期”。90年代以後，非正規僱傭（所謂的派遣員工和按小時計算報酬的臨時工）越來越多。

上世紀90年代以後，養老的問題也開始沉重地壓在了日本國民頭上。從90年代初期到現在，日本國民的平均壽命基本上都是全世界第一。長壽是好事情，但是長壽也意味着一個人退休後的生活費，醫療費用、養老護理費用的增加。這個負擔沉重地壓在了日本政府和國民的身上。年輕人和中年人考慮退休後的生活，對消費開始壓縮。

與此同時，伴隨着現代化的連鎖流通企業（超市、方便商店、電器量販店、服裝量販店等）和電子商務的崛起，傳統的小型零售企業陷入困境。日語中有一個詞叫“駅前商店街”，意思是車站前的商店街，大部分都是家庭單位經營的生活相關商店。上世紀90年代以後，大部分的商店街陷入困境，一些個人商店店主收入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後的日本，誕生了許多反映這個社會現狀的詞彙。“working poor”（窮忙族）是那些一直以非正式僱傭的形式工作的人，薪水比較低，而且也不能伴隨着年齡增長增加收入。“名ばかり管理職”（只有名字的管理職）是指公司為了節省加班費，讓一些本來不是管理崗位的人成為管理崗位。在日本的公司，如果是普通員工加班是必須支付加班費的，如果是中層以上的管理崗位的人，是不需要支付加班費用的。“下流老人”是指那些老後生活困難的老年人。

另外，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的晚婚化和不婚化趨勢明顯。其背後的一個原因是社會價值觀的多樣化。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一些男性的收入過低，難於結婚。上面也談到，日本進入90年代以後，開始進行各種領域的大幅度的改革。打破了戰後長期存在的“結果平等主義”，成功者和失敗者的差距會拉大。

四、平成時代日本國民如何“共克時艱”和“消費降級”

1991年之後，伴隨着日本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日本的改革，日本也誕生了一批新的企業。直到今天，支撐日本經濟的大型企業基本上也都是1945年之前成立的企業。1991年之後，日本誕生了一批新型的企業。第一類就是IT企業。日本的IT企業並沒有能夠領先全世界，但是也並沒有明顯落後。以樂天為首，也有一大批互聯網企業存在。第二類是銷售廉價商品的連鎖型的零售企業。比如，百元店（店裡的每種商品都是100日元一個）的大創產業。電器量販店的“山田電機”和“Big Camera”等。專門銷售二手書的“Book Off”。銷售廉價家具的“似鳥家具”。銷售各種廉價商品的“堂吉訶德”。銷售公司職員套裝及襯衣的“洋服青山”和“青木”。主營休閒服裝的“優衣庫”。銷售二手名牌品的“KOMEHYO”和“大黑屋”。第三類公司是老人護理公司。伴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日本誕生了一大批老人護理運營企業。

日本普通國民開始可以出國旅遊或者購買歐美的名牌產品應該是1985年以後的事情。1985年9月22日的廣場協議讓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在兩年左右上升了一倍。9月22日的時候1美元大約為240日元。兩年後上升到120日元左右，也就是以美元計算的日本人的收入兩年左右上升了一倍。

筆者認為，日本所謂的“消費降級”，並不是很明顯。1991年之後，炫耀性消費和奢侈性消費確實少了，國民的普通生活消費的質量沒有明顯下降。這是因為伴隨着國際大分工的實施，日本進口的東西越來越多，價格不斷下降。

在國際分工中，日本企業負責了上游的部分，也就是產品的設計、品質的管理和日本國內的流通。比如經常在日本的各種慶典上使用的蝴蝶蘭，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

上世紀80年代，一盆蝴蝶蘭需要在日本進行三年以上的培養，銷售價格在6萬日元以上。90年代以後，日本的園藝企業採取了東亞地區分工的方式。日本企業負總責，負責開發新的品種和日本國內的流通銷售。在台灣地區培養種苗，三個月後運送到福建省進行一年的養殖。之後運到日本進行銷售。蝴蝶蘭的品質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價格從6萬日元降低到2萬日元。

日本公司員工和公務員每天都要穿西服打領帶。上世紀90年代以後，普通職員的西服和襯衣的80％以上都是在中國生產的。一件襯衣的價格也就是5000日元左右，折合當時人民幣300元左右。筆者在過去就曾經發現同樣是made in china的襯衣的不同。同樣價格的襯衣，日本銷售的中國製造襯衣明顯質量好於中國，而且細節的地方好於中國。比如，中國的襯衣（即使是800元左右的知名品牌襯衣）扣子和袖口處往往有很長的線頭存在，但是日本銷售襯衣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這是因為日本企業在進行嚴格的品質管理。而且面料質量往往好於同價格的中國襯衣。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也誕生了不少“百元店”企業，有一些甚至發展到了東證一部上市。這些企業的產品90％以上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回顧90年代以後日本的發展，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通過企業的經營努力（技術發展和管理的改善）和國際化分工，許多商品的價格都下降了，但是品質沒有下降，許多產品質量還提升了，也沒有產生任何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從日本平成時代的經驗來看，經濟的下滑和消費降級不能畫等號，和容忍假冒偽劣更不能畫等號。

五、日本失去了什麼？沒有失去什麼？得到了什麼？

（一）日本失去了什麼？

如果問1991年以後日本失去了什麼，筆者認為是百年一遇的產業革命的引領權。IT革命被稱為第三次產業革命，在這個百年一遇的革命中，日本基本上是一個跟隨者。在IT的硬件方面（半導體和電子零部件），日本應該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貢獻國家，但是在軟件和商業模式創新方面，日本基本沒有可以稱頌的業績。

在政治方面，日本也沒有獲得明顯的進展。日本國民曾經期待的兩黨制的嘗試失敗了。日本的戰後政治體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冷戰時代形成的。冷戰結束以後，日本的政治體制需要有所改變，但是直到今天還是延續了冷戰時期的政治手法。政治的舊態依然和經濟上的挫折造成國民心理的嚴重的閉塞感。

日本有一個詞叫“政治的劣化”，意思是指平成時代，以國會議員為首的政治家的素質的下降。1993年日本進行了國會議員選舉制度的改革，從原來的中選舉區制度改為小選舉區制度和比例代表並列的選舉制度。這個改革，造成了日本國會議員的整體素質的下降。一個國家如果政治家素質低下，對國家長期的穩定和繁榮是會產生惡劣影響的。

筆者認為，關於泡沫經濟之後的 “失去的十年”這種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日本沒有失去什麼？

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經濟長期低迷，1997年1998年左右還發生了金融危機。有一段時間政權也頻繁更替。但是大家都能看到，日本社會這30年來並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盪和社會不安。2011年的“3·11”大地震暴露了日本電力系統和風險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但是停電的大城市東京卻井然有序，沒有發生任何的社會混亂。發生大地震和海嘯的地區，社會也沒有出現任何的混亂。經濟低迷了30年，但是日本的街道依然是乾淨整潔的，事實上城市比1990年以前更加漂亮了。最近30年，日本並沒有誕生新的城市，但是舊的城市也在緩慢進化和變化。東京的CBD丸之內和大手町，過去的30年，幾乎一半左右的建築物都進行了重建。

經濟低迷30年，但是日本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制度、高的國民素質沒有任何動搖。這應該說是平成時代沒有失去的。日本的暢銷書作家中島孝志曾經寫過一本書說“即使經濟二流、政治三流、國民一流的國家一定會繁榮”，也許他的這個觀點是對的。

2014年，日本明仁天皇夫婦

最近幾十年我們的經濟學教育都是建立在英美經濟學著作的基礎上的。日本的經營體制和文化有一定的特殊性，西方經濟學並不是完全適用。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到日本後都感到困惑不解，經濟蕭條下的日本為什麼社會井井有條，沒有任何經濟大蕭條社會的樣子？

我們在談論日本的時候，往往關注GDP增長率的下降和人均GDP的下降。這裡有一個潛在的前提，那就是GDP的增加和人的社會福祉的增加是一致的。但是在發達國家，這個等式不一定是成立的。比如，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起到2017年，成年人的吸煙比率是逐年下降的。日本煙草公司（JT）在90年代以後也陸續關閉了一些國內的工廠，JT公司的員工也主動離職了不少。煙草行業的GDP是下降了，但是這個下降並不意味着日本國民福祉的下降。

日本從1970年到現在，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也是年年下降的。1970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16765人，2017年這個數字是3694人，是1948年以來的最低數字。發生交通事故，在修理汽車、治療受傷者、警察處理事故等方面都會有GDP產生。這些GDP都是沒有價值的，負面的GDP。

黑社會成員的數量在平成年代也是連續下降的，相關的刑事事件和地下經濟都下降了。這些事情對GDP增加沒有貢獻，但是對於社會福祉的提高是正面的。

（三）日本得到了什麼？

筆者認為，2010年以後日本發展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發達國家。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日本企業都是出口主導。1985年以後，日本企業和日本國民開始走向全世界。80年代以後，日本開始接納外國留學生。2010年以後有越來越多的外國觀光客到日本，2017年，這一數字達到了2400萬人次。

在日本的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雙向開放的格局。日本社會和企業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國際化。這是外部環境給日本帶來的結果，也是日本主動適應外部變化的結果。這個對日本的產業發展也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過去，日本的國際化行業都是一些出口行業。現在過去傳統的國內行業也變成了出口行業。比如日本的鐵路運輸行業、餐飲行業、零售行業、醫療服務、酒店業等由於外國觀光客的大量湧入，成了非常景氣的行業。戰後日本的經濟體系明顯是一個兩元的體系，也就是出口型企業和非出口型企業。最近幾年，這個兩元體制被打破了。

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日本，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是很低的，結婚以後一般辭職做專職主婦。在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中，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1986年，日本通過了男女僱傭均等法。1991年之後，在社會的各個領域活躍的女性越來越多。這也是日本社會整體的進步之一。

刑事案件發生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17年，刑事事件的數量是日本戰後70年最低的。日本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從1970年就開始下降，平成的30年也是年年下降的。過去7年，日本自殺人數連年下降。國民的人均壽命也緩慢上升。應該說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可以做到這一點。政治家和公務員隊伍的廉政程度進一步上升了。1999年，日本推出了《組織犯罪處罰法》，強化了對暴力團（黑社會組織）的取締。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的黑社會成員的數量是逐步下降的。

1991年以後的日本，國民對公眾人物（政治家、知名藝人、體育明星、公務員、社會名流等）和大型企業的道德要求越來越高，對其違法行為和不檢點行為的容忍越來越低。2018年下半年，中國關於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不少的討論。日本基本上沒有國有企業了。但是民營企業並不意味着就可以只考慮謀求利益。在日本談論企業的倫理和道德的時候，經常用到一個詞彙叫“公器”。私有企業也是公器，也承擔着社會的責任，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

2005年以後日本經濟已經從“短小輕薄”進一步進化為“高精軟遠”。“高精軟遠”是筆者創造的詞彙。

高精是指日本的經濟進一步向高科技化發展。軟是指日本的軟實力開始增強。2017年，有20多萬留學生在日本學習。泡沫經濟高峰期的1990年這個數字是5萬人左右。自然科學領域，2000年以後18位日本人獲得了諾貝爾獎。2017年，有超過2000萬的外國遊客去日本旅遊。

遠是指日本企業的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升。上世紀90年代以前，日本企業大部分是進口原材料，進行加工後出口的摸索。90年代以後，日本企業開始在全世界設立工廠或者分支機構。2000年以後，日本的對外大規模併購不斷發生，國際化程度加深，國際化方式多樣化。

我們大家的印象中，日本企業的高新科技依然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傳統企業都落敗了。平成的前15年，這種現象比較明顯，但是後15年，日本的一些傳統行業也爆發了蓬勃的升級。這主要是日本企業長年的技術積累和經營努力帶來的結果。

比如，日本的愛媛縣今治市是日本知名的毛巾浴巾的產地。上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逐步衰落。周邊國家的廉價毛巾幾乎擊垮了日本所有的毛巾生產企業。但是2005年以後，今治的純棉毛巾卻起死回生。今治市的毛巾生產量最近十年連續上升，不僅實現了製造業的回歸，而且還實現了品牌和利潤率的大幅度提升。其背後的原因是今治市的毛巾企業溝通打造了“IMABARI”（IMBARI為今治的日文發音）的品牌，對於在潔白度、吸水性、手感等達到標準的產品，准許使用“IMBARI”的共同品牌。

日本開始生產威士忌也才不到100年時間。1980年以後，日本國內威士忌的產量和消費量連續下降了20年左右。但是最近十多年，日本的威士忌產量和消費量連續上升。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威士忌的質量不斷提高，目前國際評價為日本製造的威士忌已經超過了威士忌發祥地的蘇格蘭。

純棉毛巾和威士忌並不是高科技產品。但是日本企業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經歷巨大打擊的情況下，依然沒有放棄對品質的追求。在2000年以後成功把要衰敗的傳統行業起死回生，大放光彩。日本的家庭常用藥企業在2010年之後，產量和利益也是逐年上升。隨着外國觀光客的不斷增加，日本的家庭常用藥人氣銷量不斷增加。

上面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從1996年-2005年左右日本實施了一系列的法律的修訂，其結果是幾乎修改了所有的法律。修改的方向和藍本明顯是美國的體系。也可以說現在的日本是處在一個新的經濟和法律框架下的，完全市場化的起點下。其今後的經濟發展至少是不應該悲觀的。

平成時代的日本其實做了不少改革的事情。可稱之為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三次開國。而且這一次，已經在2005年之前完成了。日本在“失去的20年”的喧囂聲中，已經靜悄悄地改變了自己。讓自己國家成為了一個在制度上距離歐美國家更加接近的國家。

日本人在形容昭和的時候，習慣用“激動の昭和”這個詞表現。在日語裡“激動”是非常激烈的變動的意思。筆者認為如果形容平成30年的話，是不是可用“轉變的平成”。也就是說日本平成年代是明治維新以後追趕歐美的國家目標基本形成，從追趕型國家轉換為成熟的發達國家的30年。

進入2018年之後，媒體上“共克時艱”和“消費降級”等字眼多了起來。日本平成30年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發。第一個是經濟困難的時候，也可以通過改革吹響產業升級和重振經濟的號角。第二個是經濟的低迷下，消費者不一定要“消費降級”。消費者並沒有一定要忍受低劣產品的必然性。第三個是經濟低迷的時候，社會對精英階層和大企業會提出更高的倫理水平的要求。

（作者李海燕為訪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