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批轉彭小蒙的一封來信(zt)

1979年4月5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擔任過北大附中紅衛兵組織“紅旗戰鬥小組”宣傳部長的彭小蒙，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對當時有些報刊發表批判紅衛兵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彭小蒙在信中說，

“近來，許多文章都說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運動，似乎罪魁禍首就是這些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正好17歲，那時，我們這些中學生血氣方剛，幼稚純樸，真的把這場動亂看成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保住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永不變色，奮起投入戰鬥，自發成立了“紅旗戰鬥小組”，我擔任了宣傳部長。1966年7月25日，在北大萬人大會上，我們見到了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一夥。在這個會上，我講了一個多小時，滔滔不絕地背誦馬列主義的時髦詞句。8月1日，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向他們表示熱烈支持。這些都極大地鼓舞了我們這批幼稚無知的青年，也沖昏了我們的頭腦。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我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我當時認為，自己的“革命”已推翻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統治，剩下的就是如何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創建新型的學校。我們組織了二十幾個人到江西共大參觀，幾乎跑遍了全江西，收集了大量資料，設想辦一個當年抗大式的共產主義學校。但是到了1966年9月，各地各單位開始揪第一、二把手，工廠亂了，交通亂了。這一切在我心中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在我頭腦里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怎麼當權派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呢？共產黨不就是這些人組成的嗎？我結束了串聯，回到北京，和幾個同志起草並散發了“五問中央文革”，向江青等人提出責問。從此，我從“造反派”變成了“保皇派”，也成了曇花一現的“政治扒手”。我被施加“噴氣式”鬥爭，半夜裡被投進監獄，突擊審訊。當時，我曾給主席寫了三封血書，陳述被關押的人對毛主席、黨的忠心赤膽，並向江青、陳伯達、戚本禹提意見。（人家和偉大領袖一起過生孩子的親老婆就不對自己的親丈夫和親丈夫的黨忠心赤膽啦？）

雖然主席批准釋放了“聯動”成員，但我的命運同成千上萬的老幹部家庭一樣，父母被關押，自己在上海坐牢。釋放後，四處流浪，挨打受罵，歷盡艱辛。我頹唐過，悔恨過，掙扎過，鬥爭過。十幾年來去始終堅信一條，就是林彪、“四人幫”總有垮台的一天。（林彪以自己的一死，喚醒了多少被催眠的人！從中國官場腐敗到無可救藥看，四人幫還真是清廉得格登登的。）

回顧過去的13年，我深感由於自己的幼稚，的確做了一些錯事，說了一些錯話，傷害了一些同志（打人是刑事犯罪誒）。當年我們一腔熱血，帶有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把革命想成自己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看問題很不全面，好走極端，似乎我們生下來就是革別人命的。因此被利用，上了當，一度充當了打手。一個青年人走了革命道路，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今天總結這些錯誤，並非是要懺悔，而是從中收到教益。我認為，誰也不是天生的聖人，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明了這整整十年竟是如此這般“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如果當年我們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革命漠不關心，甚至反對，那真是不可理解了。站在今天看，當年雖然是錯了，可我們有理想，有抱負，有最基本的階級覺悟。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只有等待歷史來做結論。但是，對待一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做出正確的、歷史的估價，卻是應該做到的。是誰造成了這場悲劇？是誰幾乎毀了青年一代？難道要今天要我們這些當年十七八歲的孩子來為那幾個千古罪人承當罪責嗎？現在不少青年人思想十分混亂，“看破紅塵者”甚多，他們不但對社會主義發生懷疑，對黨也失去信心。許多人認為“文化大革命”使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我卻認為精神上的崩潰更為嚴重。有什麼比青年人沒有理想更可怕的嗎？！我們要建設祖國，實現四化，如何教育青年一代，使他們振作起來，既發揚過去的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又避免那些盲目性、片面性，積極投入新的長征，是當前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總結過去，我覺得失掉的東西固然不少，但絕不後悔。要革命就得受點挫折，把革命想得像詩人描繪的那麼美，才會一遇到這些“污穢和血”就驚慌失措。革命是艱苦的工作，實事求是糾正錯誤，同心同德克服困難，團結起來搞四化，才是我們革命青年當前的正確方向。這就是我想要和您談一談的出發點。”（你憑什麼革人家的命？）

胡耀邦同志在接到彭小蒙的信後，批轉給有關領導同志，認為她的意見很值得我們注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這樣那樣錯誤的青年，有一個相當大的數量，我們必須作具體的歷史分析，並要在這樣那樣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總的來說，其中的絕大多數是因為他們缺乏經驗，受騙上當是難免的。對他們的絕大多數如果仍然採取譏笑、諷刺和歧視的態度是很錯誤的。他們中的情況，十幾年來又有很大的不同，對於不同的情況更要做進一步的分析。總得原則是要注意團結絕大多數，並且要使他們心情舒暢、精神振奮地干四化。只對極少數仍不覺悟、表現不好的要進行批判教育。幫助他們轉變。（胡耀邦也只是說‚值得注意，並無褒貶。）

資料來源：徐心華着《三記集》頁41--42，科學出版社，2011年。

（張承先是彭小蒙父執輩的老革命、老幹部，她至少應該叫叔叔。自己的父母倒台是錯的。張承先子女的父親倒台就沒錯？）

張承先

張承先（1915年－2011年1月26日)，山東高苑（今高青）人。清華大學肄業。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魯西北特委書記，魯西區委員會宣傳部、冀魯豫區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冀魯豫邊區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歷任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部長，華北行政委員會文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中共河北省委書記。1966年“文革”甫一開始，時任河北省委文教書記的張承先到南開大學煽動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年任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代理黨委書記。工作組宣布撤銷後，他自己也遭受到迫害。

1979年後，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1982年4月－1983年8月任教育部黨組書記。1984年籌備煙臺大學建立事宜，後任該校第一任校長。1995年12月被推選為第六屆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副理事長。是中共八、十二大代表、十一屆三中全會當選中紀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從未聞彭小蒙道歉。）

【附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位於海淀區中關村附近（摘錄）

* 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京大學一萬師生員工面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澤東五天後寫的支持當時還只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的信中受到點名表揚。暴力行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全面興起。（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卞仲耘是在8月5日）

* 初中一年級的女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於是她就成了“混蛋”。班上的一些男紅衛兵要打她的時候，她奔進了女廁所試圖躲避。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彭小蒙也在女廁所里。萬紅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彭小蒙把她從女廁所里拉了出來。萬紅被命令站在一個凳子上挨斗。有同學用銅頭皮帶打她，又有同學把凳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上。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間裡睡覺。她帶着滿臉青紫腫塊，在陽台上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