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鹽城響水生態化工園區內的一場相當於2.2級地震的化工廠爆炸事故，將劣跡斑斑的天嘉宜化工廠及其背後的大股東倪家巷集團推到了公眾視野當中。
倪家巷集團位於蘇南無錫江陰市東郊的倪家巷村，距離“天下第一村”華西村不到10公里。其“出身”與華西村非常相似，它的起步也是源於向華西村學習，然而，其後卻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倪家巷集團的前世今生
倪家巷集團控制了天嘉宜化工廠70%的股份，而天嘉宜的前身，正是1992年成立的江陰市倪家巷化工廠。可以說，天嘉宜只是倪家巷集團的一個子公司。
倪家巷化工廠生產規模擴大很迅速，到2006年銷售額已經超過1億元。當時，因為當年的無錫太湖藍藻事件，化工企業在蘇南已經不受歡迎。倪家巷化工廠便搬遷到了對環保要求不嚴格的蘇北——鹽城響水縣。2007年4月，在響水的化工園內，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註冊成立。
搬到響水之後，生產高端化工材料的天嘉宜卻悄悄把化工廢料埋在了家鄉倪家巷。2015年1月，《新華日報》的一篇報道提到，江陰市周莊鎮倪家巷村村民投訴，2014年夏天有人在村邊偷埋大量裝有化工廢料的鐵桶。經江陰警方全面介入調查後發現，涉嫌填埋的正是天嘉宜化工。
位於江陰的倪家巷村雖然面積不大，但擁有五十多家企業，其中的倪家巷集團是國家級集團公司。工商資料顯示，倪家巷集團成立於1987年，註冊資本25080萬元人民幣，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均是倪成良。倪成良的父親曾經是當地村集體企業江蘇倪家巷集團有限公司的財務，2002年，該公司進行私有化改制，最終倪成良成為實際控制人。目前該集團有3個股東，倪成良占股70%，為第一大股東。
曾是村集體企業的倪家巷集團則是由1979年創辦的村辦集體企業周莊針織染紡廠逐步發展而來的。當時，當地很多村向華西村學習，村里集資辦企業。這種鄉村工業企業最初被叫做“社隊企業”，顧名思義，就是依託人民公社或生產隊而辦起來的企業，所有制性質上是集體的，華西村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說起社隊企業的歷史，就不能不提毛主席。
社隊企業——毛主席的偉大構想
毛主席社隊企業構想不是源於書本而是源於實踐，是中國農村集體化過程的產物，是中國億萬農民實踐的產物，經歷了一個萌發、充實、成型的過程。
1954年春，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9.5萬個，毛主席一面大力推動合作化運動，一面密切注視合作化運動遇到的新問題新苗頭和新進展，及時加以指導。《人民日報》刊登了《肥東蘆陳鄉青春、陳祠農業生產合作社對多餘勞動力的解決辦法》一文，介紹了安徽省肥東石敬塘區青春村兩個合作小社為解決多餘勞動力出路而開辦粉絲坊、豆腐坊、養豬組、養魚組的做法，毛主席將該文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把題目改為《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還親自寫了300多字的批語。
在按語中毛主席寫道：“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裡還沒有涉及農業機械化。機械化以後，勞動力更會大量節省，是不是有出路呢?” 這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涉及社辦工副業的論述。
1956年4月，在講述十大關係時，毛主席進一步明確地指出：“農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產，國家不能給他們發工資”。他提倡要組織農民“發展農業和副業相結合的互助”，要幫助農民成立“各種副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合作社”。
從1958年起，毛主席把發展農村工業從增加農民福利上升到消滅所有制差別和工農差別，實現公社化和農村工業化，鞏固工農聯盟，推進國家工業化的高度上來認識。毛主席的社隊企業構想逐步成型，成為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構想。毛主席認為:“不完成兩化(指公社化、農村工業化)商品不能豐富。”也只有“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這才是真正的聯盟”。因此，毛主席要求通過發展農村工業，把農民變成工人，“使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創建“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新型社會組織。
在1959年2月召開的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進一步明確把辦好農村工業歸結為辦好社隊企業，“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
毛主席關於社隊企業構想對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到1978年底，全國社隊企業共有152.4萬個。其中社辦企業32萬個，平均每個公社6個;大隊辦企業120萬個, 平均每個大隊2個。全國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隊辦了企業。全國社隊企業總產值由1975年的169.4億元增加到達550億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總收入的29.7%，社隊企業工業產值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1.7%。
社隊企業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促進了中國農村建設的進步。在國家的計劃統籌加商品經濟交換的靈活形式下，社隊工業已成為國營工業的重要補充，它既能生產許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輔助設備，也能生產一些優質精密的產品。
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毛澤東構想的嬗變與消亡
社隊企業這個名稱一直用到1984年，才被鄉鎮企業所代替。鄉鎮企業除了包含毛時代及80年代初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前創辦社辦企業、隊辦企業，還包括單幹以後逐步加入的農民個體戶辦的企業。1980年代中後期和1990年代中期是鄉鎮企業得到大發展的兩個時期，鄉鎮企業當時被認為是80年代的成就之一。
因為毗鄰上海這個新中國的商業及工業中心，農村改革之前，蘇南、浙江的社隊企業已經具有相當規模，費孝通將蘇州、無錫、常州為中心的這種鄉鎮企業模式概括為蘇南模式，並設想在此基礎上發展小城鎮，實現消滅“三大差別”以及農民的城鎮化。
然而，到了90年代後期，蘇南模式卻遭遇了巨大危機。關於危機產生的根源，學界論述頗多，筆者只提出個人的一些觀察及看法。
蘇南模式走向失敗的核心原因是內部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產生的無計劃的惡性競爭。蘇南模式在80年代誕生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名詞——“星期六工程師”：一大批上海及周邊的國營工廠、科研單位的工程師在每周的休息日，被高薪聘請到這些小型的鄉鎮企業，將國營工廠的產品、技術私自帶到了這些小型鄉鎮企業。這一方面帶來了蘇南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由於計劃體制逐漸消亡，毛時代兩種經濟（公有制經濟與集體所有制經濟）互補、配合的模式不復存在，蘇南鄉鎮企業與原來的國營大廠形成了惡性競爭，功能相同、品質低下卻價格低廉的工業品很快衝擊着原來的國營企業的產品市場，導致很多國營企業瀕臨絕境，而蘇南模式此時開始隱隱向溫州模式看齊。
這裡簡單說明一下當時與蘇南模式形成鮮明對照的溫州模式。所謂的溫州模式，就是指一種在浙江溫州地區發育成型的不依賴國家投資、不依靠政府組織的由農民自發自生的非農化發展模式。與集體化企業穩紮穩打截然不同的是，靠着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很快讓一大批溫州個體農戶發家致富，誕生了第一批“溫商”，形成了所謂的溫州模式。
到90年代後期，長三角、珠三角的這種小型加工企業遍地開花，產品質量差、技術含量低、產品卻相互雷同，擠垮了原來的國營大廠的同時，這些小型加工企業又開始了相互之間的惡性競爭。再加上，中國市場已經完全對外開放，利潤率高、高端品質需求的小商品被進口產品替代；同時更具技術和資金實力的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已經殺入大陸，給了鄉鎮企業更加致命一擊。
面對危局，為了檢討鄉鎮企業出現的問題，本應對作為手段的“計劃”與“市場”進行辯證分析，及時調整路線。然而，後面的事實卻反其道而行之。在當時的主流話語下，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被描述為產權不清、依賴能人、政企不分。在相關立法和政策的引領下，從1997-2002年的5年時間內，全國159萬家鄉鎮集體企業進行了產權改革，其中20萬家進行了股份制改造，139萬家變成了個體私營企業。蘇南模式退出了歷史，毛主席設想的社隊企業走到這一步也基本消亡。
當年的鄉鎮集體企業轉制帶有明顯的向原經營者傾斜的特點，即壓低企業資產的估值，轉讓給原來的控制人。轉制後，鄉鎮集體企業消失殆盡，但鄉鎮企業仍在，只是性質變成了私營企業。倪家巷村的倪家巷集團就是在2002年完成產權改制的，獲益者竟是原來集體企業的會計;而華西村則是少數堅持下去並繼續走集體化道路的典型。
鄉鎮集體企業改制實際上否定了毛主席設想的農民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參與集體工業、提高收入的發展方向，驅使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務工，至此，“春運”、“農民工”才正式走上歷史舞台。
回看蘇南模式，毛澤東時代通過先進國營企業帶動社隊企業，完全可以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社隊企業的技術進步和飛躍式發展;“星期六工程師”固然為蘇南模式打了一針“強心針”，讓蘇南模式出現了短期的燦爛，帶來的結果卻是非常惡劣的。“星期六工程師”醉心於小企業的高額外快，已經無心於國營企業本身的技術累積和進步;鄉鎮企業“劣幣驅逐良幣”式的惡性競爭，擠垮了國營企業領頭羊，很多毛時代累積起來的以品質著稱、出口世界的國營老品牌消逝於歷史的記憶中，這些國營老廠被迫破產改制，這完全是對中國製造業的一次“降維打擊”。
兩條道路：倪家巷與華西村
2016年《浙商》雜誌曾介紹倪家巷集團，“2016年銷售額達到60-70億元，利潤接近2億元，在全國設有7個工廠，產品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地，並往歐洲發展”。與“天下第一村”相比，倪家巷集團所在的倪家巷村也很富有，但富的卻只是少數人。2008年-2013年，倪家巷集團前董事長吳龍增連續5年入榜胡潤中國富豪排名榜，其中，年逾八、九旬的吳龍增多次當選“中國最年長的億萬富豪”。
在百度檢索“倪家巷村+舉報”的內容，可以看到多條村民舉報村委腐敗、村霸非法侵占的內容，而上面提到的天嘉宜100頓有毒廢料掩埋也是源於村民舉報。由於缺乏一手資料，倪家巷村貧富分化的具體狀況難以說清楚，但從頻繁的舉報也能看出該村兩極分化、內部矛盾重重的端倪。
作為鄉鎮集體企業改制的副產品，則是私營企業的唯利是圖，不惜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企業的高額利潤。媒體在扒倪家巷集團及其所屬的天嘉宜化工廠的老底時，就發現這是一家在環境污染和生產安全隱患方面劣跡斑斑的一家國家級私營企業。如此企業，像響水爆炸案這樣悲劇事件的發生也只是時間早晚的事。
與倪家巷集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華西村。華西村原為華西生產大隊，1961建立。在大隊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1963年開始創辦集體工業企業。1965年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室就戶、華西大隊發展隊辦工業寫了調查報告。毛主席以其59年在第二次鄭州會議就社隊企業所說的名言批示，“這是農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1965年至1978年，華西大隊工業企業連續13年飛躍發展。2002年，江蘇華西村年產值超過500億，人均年收入8.5萬元，富甲四方，號稱天下第一村。堅持集體經濟的華西村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家家別墅，醫療、教育、養老全免。
除此之外，華西村在環境保護方面也是走在了前沿，被評為江蘇省生態文明建設示範鎮村。我們看看華西村的具體舉措：經濟上，更加注重增長的質量，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堅持共同富裕與合理消費;思想文化上，加強文化建設，提升村民素質，培養奉獻精神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樹立長遠意識，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生態建設上，加強環境治理，再造生態風光，重視環保監管，倡導綠色生活。而集體主義、長遠意識、奉獻精神、合理的消費觀——這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產物，在任何一家私營企業都是完全無法出現的。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感慨，毛澤東偉大構想已經消逝在歷史的記憶中，但是面對響水爆炸案這樣的悲劇，這段歷史不該被忘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