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本地訪日活動，您對哪個項目印象最深？”看到日本外務省問卷里的這個題目，我毫不猶豫地寫下了我的感想：在兒童福利院和小孩子們一起度過的時光最快樂，也印象最深刻。

　　這次訪問是日方安排的，為期10天，先後訪問了日本外務省、防衛廳、文部省，作為關注中日關係的記者，獲得了許多一手的資料，對工作自然大有裨益，卻獨獨對小孩子感興趣，這在外人看來似乎有些不正常，日本駐華使館的福永先生打電話詢問感受時，聽到我的答案也似乎有些意外。

　　我所訪問的兒童福利院名叫至誠學園，隸屬東京都，我們一行四人去訪問的那天是9月9日，毛澤東逝世紀念日。

　　進入會議室，首先躍入眼帘的是一份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頒發的感謝狀。石原慎太郎，就是那個在中國媒體上屢屢出現的著名右翼政客。這份感謝狀大意是感謝至誠學園院長高橋利一對教育所做出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它是“感謝”而不是“表彰”或者“表揚”，讓我這見慣了官方表彰的人大為驚詫。

　　接待我們訪問的就是校長高橋利一，他的父母拿所有財產辦了這個機構，他繼承了這份事業。分賓主落座後，高橋介紹說，學園資金來源是國家、地方、個人共同負擔，其中國家撥款55.4%，東京都地方政府撥款29.1%，其他便是自籌資金。學園收養了76個孩子，其中孤兒不到10%，多數情況是父母由於酗酒、有精神疾病等原因無法正常撫養孩子。

　　可以這麼說，在日本這個比較富裕的社會裡，我們見到的是無法享受父母之愛的孩子們，不能斷定他們是最窮的，但算作“貧困生”應該並不過分。

　　然而，這些孩子的狀態令人驚詫。

　　他們住的房子是一套大的單元房，兩個人一間屋，裡面有廚房、衛生間。當校長帶着陌生人走進來時，一個調皮的孩子做起了鬼臉，看到我的相機馬上跑開了。就在校長介紹情況時，一個10歲左右的男孩子抱着校長的大腿嘰里呱啦一通日語，校長歉意地沖我們笑了笑，沒有斥責這個孩子，當我們試着和他打招呼時，小孩子臉紅紅地跑開了。過了一會兒，他一個人斜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看起了小人書。

　　另外一間屋子裡，一位“男家長”（只能這麼叫了，他們不是老師）在陪兩個小女孩畫畫，看到我們的相機，無論“男家長”怎麼勸說她們也不肯看鏡頭，後來聊天時發現，這位“男家長”的慶應大學政治系的畢業生，畢業時曾經在這個學園實習，後來在企業工作了幾年後，對於此地無法忘懷，於是辭去待遇優厚的工作來到這裡。慶應大學和東京大學齊名，兩所高校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北大和清華。

　　公平地說，孩子們的衣服顯得很土，也不是特別乾淨，但他們呈現的是真實的狀態，沒有任何虛偽和做作，學園是他們的家，他們不必懼怕“家長”，不必仰視他們的校長，他們從心底里發出的快樂和童真的眼神讓我震撼。從這個小小的學園裡，我看到了日本的厲害之處，最貧困的孩子，也這樣真實地、有尊嚴地活着，沒有像西安的小學生一樣用誇張的語氣歡迎“連爺爺”的到來。不用再查閱日本的義務教育普及率了，一個好例子足以說明一切。

　　高橋利一告訴我們，日本1947年就頒布了《兒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兒，不問國籍，全部由政府收養，保證完成高中教育。那個時候，二戰結束剛剛兩年，日本處在極端貧困的條件下，許多家庭連維持生計都困難，許多孩子只能赤着腳去學堂。再往前推，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時就實行全民義務教育，有的地方官因為無法完成義務教育的任務而剖腹自殺。

　　一個把教育辦成這樣的國家，你如何去跟它競爭？即使全力以赴今天取得優勢，那麼，明天呢？GDP只是今天的表現，而教育決定着將來。

　　校長介紹完情況後，我們和一群不到10歲的孩子們玩起來，其中一個孩子說：“他的理想是長大了開個麵包店，如果朋友來了不能免費，但可以給與優惠，一個麵包500元，我5元賣給朋友，不，一元就可以了！”

　　真實的、有尊嚴的生存，真實、可以實現的理想，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日本的“貧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