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仁”，概念的轉換與人道的訴求

前面說到，我把“仁”的原意說破，只是出於無奈，因為這個忌諱不破，就無法理解孔子和中國文化的一些深層的東西，就無法對孔子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理解孔子，離不開他生活的時代背景，繞不過一個人：管仲。                                                                   

先說宏觀的，周朝建朝後，實行分封制：天子把天下土地分封給功臣、親屬或俯首稱臣者，讓他們各管一方，成為諸侯；諸侯在各自的國家裡，又把相當部分的土地封給卿大夫，由他們管理開發。當時的社會主要階層由上至下包括：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隸；其中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屬於貴族階層。在權力繼承上，貴族階層由長子繼承家族最高權力，其他兒子則降一級。圖三是個理論上的權力繼承圖譜，從兄弟兩人一個天子一個諸侯開始，假設每一代每一家只有兩個男性後代。從這個圖譜上可以看出，天子永遠只有一人，但隨着代數增加，整個大家族擴大，越往下的階層，人數會越積越多。

這當中，士是一個特別的階層。不像諸侯和卿大夫，有自己的國土或封地，靠收稅收租過日子；士是提供服務、拿薪水過日子的：戰時要上前線打仗，平時做做隨從公務員，參與地方管理。由於士不受封地的約束，有較大的自由度，可以到不同的國家為諸侯卿大夫效力。作為士，為主人而死或曰“成仁”，算是一個基本的期望和標準，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也。

諸侯和卿大夫，往往是兄弟表親伯侄。貴族之間，往往沾親帶故。

這個制度，建立在血緣關繫上，都是自家人，有人當頭有人做事，乍看之下井然有序，似乎兼顧了家族的穩定和運行，但卻忽略了人性的弱點，在孔子之前，就禮樂崩壞，玩不轉了。管仲的生活年代比孔子早了100多年，他的經歷，就是一個見證。

據說管仲是周朝第五代天子周穆王的後代，但他卻生活在周朝開朝元勛姜太公的封地齊國，可見他是周穆王的N次旁支，已經沒落了。年輕的時候，他和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分財利時總要占便宜；服兵役時，他多次開小差臨陣逃脫。他和召忽同為齊國公子糾的隨從，公子糾和弟弟公子小白爭奪王位，公子小白占了上風，迫使魯國殺了公子糾，召忽為主人殉道自殺，管仲卻沒有，最後還成了公子小白暨齊桓公的CEO。管仲生活奢侈，喜歡炫耀，豪華程度不遜於國君，但卻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國家管理者。對內，他通過稅收政策，搞活經濟，增加國家實力，他是中國酒店娛樂業的始祖；對外，他通過打貿易戰，制伏了其它國家，使齊桓公得以稱霸諸候，號召天下。按照孔子的話，如果沒有管仲，中華文明早就被野蠻部落征服了。    

從公子小白奪兄長之位這件事，可見當時長子繼承家族最高權力的這個規則，已遭破壞；兄弟之間權力鬥爭，已是你死我活的較量。到了比孔子稍早一些的楚靈王，他殺了自己的侄子篡位，最後被他的三個兄弟推翻，兩個兒子被殺，自己也上吊自殺；但這還沒完，三個推翻他的兄弟，兩個又遭另一個算計，自殺。為了權力，一家死了6個男的；四個兄弟，三人自殺，其中兩人是在王位上。

管仲在公子糾被殺後，沒有隨主人而死，孔子的兩個學生子路和子貢，分別就此質疑管仲不仁，但孔子卻認為齊桓公不假武力、多次召集諸侯盟會，一匡天下，人民受惠，多虧了管仲，這就是管仲之仁！孔子對“仁”賦予了新的含義。

另一方面，孔子對管仲又很不屑，覺得管仲這個人很膚淺，愛顯擺，就一暴發戶，“管仲之器小哉”。

從對管仲的評價中，孔子顯然已經產生了“公德”和“私德”的概念。對國家管理者，“仁”是公德，比私德更重要。

這個公德的“仁”到底是什麼玩意呢？

一部《論語》，共512章，59章談到仁，“仁”字出現了108次。很多時候是學生提問，孔子回答，但孔子的答案卻頗多不同。孔子的很多學生來自平民家庭，想當公務員，聽說貴圈重“仁”，不把人命當回事，當然想澄清“仁”到底是什麼。對學生的問題，孔子有時好像也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有時他好像就在搪塞迴避，但在評價管仲時，他已經很明確了，不死人就是仁：管仲之仁，在於他輔助齊桓公稱霸，卻不以兵車，不通過戰爭。

到了晚年，孔子對“仁”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新定義，這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說話，是非常機巧有保留的。比如他35歲在齊國避難，齊景公問政，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回答，實際是說國君就要盡到國君的責任、符合人民的期望，但當時的場合，其實是個面試，孔子避實就虛，只說國君就要像個國君，沒有指明像個國君的標準是什麼，讓齊景公自己去填空。齊景公理解成國君理所當然就要享受國君的權利，對孔子的回答很滿意，要給孔子封地。只有齊國上大夫晏子聽出了孔子的弦外之音，覺得孔子有自己的想法，從當權者角度，不可信不可用。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又是一句含義豐富非常機巧的話。 最直接的一層，還是要借晏子這個人來說明。

晏子史謂賢臣，實際上是個心胸極為狹窄的權謀之士，他死後不久，齊國就被田成子篡奪，從他對孔子和同僚的的手段，齊國之衰，早有端倪。話說齊景公有三員隨身武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聞名。有一天晏子經過他們，三位武士沒有站起來向他致意，晏子馬上就動了殺機。本來晏子是文官，和武士沒有職場競爭關係，以他的心機，要制服幾個粗人，還不是易如反掌。但晏子這個小矮人，特別敏感，他的玻璃心一但受傷，後果很嚴重。

晏子設了一個局：讓齊景公派人給三位武士送了兩個桃子，讓他們比功勞，功勞大的兩人一人一桃。公孫接和田開疆報出自己的功勞，分別各拿了一個桃子。待古冶子報出自己的功勞後，公孫接和田開疆自覺不如，交還桃子，羞愧自刎。古冶子說：“他們兩人死了，唯獨我活着，這是不仁”。

古冶子按照“仁”的古意，遵守士的榮譽準則，拔劍自殺，“成仁”了。這就是“二桃殺三士”的典故。這個故事說明，“仁”是多麼容易被當權者濫用。

設想一下回到當年的歷史環境，當有權勢的人期望自己的隨從“成仁”或想以“仁”的名義草菅人命時，孔子不動聲色的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下子就把人噎住了：如果你自己不想死，就不要讓別人隨隨便便去死！這是孔子之“仁”的第一層意義。

“仁”，一個原意為人祭和自殺殉道的習俗，經過孔子的努力和影響力，轉變成一個抵制無謂犧牲的訴求、一份對生命的尊重，僅此一點，孔子救下了不知多少人命。耶穌犧牲自己為世人永久贖罪，要結束野蠻的人祭，孔子通過對概念的轉化，成就了同樣的功業。

然而，歷史往往充滿悲劇色彩，孔子要保護他的學生，而他最信賴的學生子路，為了堅守“仁”的古意，公元前480年，在衛國“成仁”殉道，次年，孔子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