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院士已經不知道學術自由為何物。他們對家人和朋友也許有其君子的一面，我不想說他們不好。但是北大院士絲毫不以向上面匯報為恥，甚至頗自得於能夠通過權勢壓制丘大師的言論。再看看北大的那個曾經在海外留過學的書記，甚至要限制教師在課堂的言論。北洋軍閥時北大的蔡元培先生的辦學原則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今天的北大與之背道而馳，如何能培養出大師？大師的培養決不是通過集訓或建中心能達成，而是需要一種文化之薰染。我覺得，只有當北大能夠為林昭立一塊碑的時候，北大才能找回能夠培養出大師的精神。
丘大師在這方面也有不盡令人仰視之處。一個學術大師不妨義氣用事如牛頓、泡利，也不妨好色如薛定諤、費曼，甚至不妨在強權下委屈求全如海森堡，即使愛因斯坦也好財好色。但大師何必摧眉折腰事權貴？江澤民一戲子耳，靠巴結逢迎成了所謂的核心，之後縱容腐敗，迫害善良無辜之百姓，建勞民傷財的巨蛋，教育產業化令貧家孩子無法讀書，簽賣國條約將大量有爭議領土讓給俄國，提拔自己的兒子成為科學院副院長侮辱中國科學界並以所謂的金盾工程剝奪國人的知情權。但是看丘大師給江的信，其言辭之卑巧和大師對其他學人之倨傲反差何等之大。如果讓丘大師擔任北大校長，我不知大師能否會有蔡元培之傲骨。丘大師在廣義相對論上有大建樹，但是和愛因斯坦對人權道義的關注和在權貴面前的自尊相比則略有所差。
中共表面上尊重學者，但從來都把他們當奴才。寫這些不是貶低任何人。我自己當年也曾被校方強迫寫過“五十六天的回顧和反思”。當時寫了並不覺得怎樣。現在想來實在恥辱。我們應該把恥辱當恥辱。在那個環境下出來的人，想成大師，除非在精神信仰上有所奇遇。
此次論爭被旁觀君子比為江湖武俠，但筆者覺得更類似於一部儒林外史。我們應該看到比儒林外史還醜惡的東西，這個醜惡的東西已經醜惡到使我們已經意識不到它的醜惡。
願蔡元培、林昭之精神能在北大和中國復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