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應試教育造的孽

時下大學生中，有躊躇滿志、勤奮學習的，也有不讀書混文憑的。只是後者多了，才使得“花甲教授憂心如焚”。俞教授憂國憂民，於4月1日在《中國青年報》上公開了一個業已普遍存在、關乎國家民族命運前途的大問題：為什麼大學生成績“穩步下降”？眾所周知，能上俞教授執教的“某著名高校”的，都是一流的高考“精英”。4月5日該報記者報道了“精英”們的回答，其露骨的功利性令人震驚。也許，這正是應試教育造的孽。

“高考過後好像就沒了明確的學習目標 ”——可悲的理想迷失

記得80年代前期，我校即使是高三也沒補過一節課、訂過一種資料，沉浸在“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學生，擁有自在的韶光，發展閃光的個性。有個工人孩子，在課堂聽愛因斯坦的故事後，去圖書館查閱了許多關於科學家生平的書，對愛因斯坦提出並思索數十年、其他科學家前仆後繼艱苦探究數十年、至今不得其解的“統一場論”產生濃厚興趣，決心追尋愛因斯坦的足跡。爾後他克服了許多困難，成績穩步上升。85年考進北大，89年考上最後一屆“中美聯合招收赴美物理學研究生”，去了耶魯，讀了兩個博士。他在北大時寫信給母校談愛上物理的緣由，自述對理想的追求使他精神生活充實，求學動力常在，即使最終不能圓愛因斯坦失落的夢也無怨無悔。他的信曾感染了一些師弟師妹。只是近十幾年來，這樣的學生越來越少了。俞教授今天的學生的實話實說，反映出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

俞教授的一個男學生說：“好多學生，高考過後好像就沒有了明確的學習目標，進了大學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日子混混就過去了。”女生小 G說：“現在學生的心情挺浮躁的，很多人沒有‘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動力，而在我們這樣的名校，又沒有太大的生存壓力。在這種內無動力、外無壓力的情況下，學習很容易鬆懈。”另一男生在被“問到有沒有人懷着一種求知的心態去上課時”，居然笑答：“這太土了吧？混個文憑就行了。”既然 “ 內無動力、外無壓力”，“混個文憑”便是理所當然。而“ 內無動力”皆因理想迷失，正是應試教育的後果。

應試教育是以應試升學為目標的教育，考分是評價學生、教師和學校的唯一標準，其危害不止是扼殺了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而且還破壞了學生的信仰體系。升學，進名牌大學，是學生的階段性、戰術性目標，但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和價值追求。當非極值性的升學目標被當作終極理想來追求時，無論是古代的修齊治平，還是現代的為人民服務、為中華之崛起，都會不屑一顧。高考前，有應試升學的“動力”，有超強度補課題海戰的“壓力”，一度淪為中國最苦最累的人；一旦進入大學，便以為大功告成，對於不想出國、不想考研的學生來說，升學目標不復存在，“動力”、“壓力”均已消失，自然便會自我放鬆，自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西哲有云：“人是一個在他與上帝的聯繫中的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許的。”我們是不信上帝的唯物論者，如果把“上帝”改成“終極理想”，此命題完全正確。正因為終極理想的迷失，精神家園的疏離，逃課泡吧神侃不做作業、考場作弊“槍手”走俏、東拼西湊抄論文、未婚同居、女生當“三陪”傍大款等烏七八糟的事就不再是新聞，成績穩步下降更是邏輯的必然了。

“學物理，想開寶馬車就不可能了 ”——可怕的價值錯位

量子力學創始人普朗克（1858-1947）和相對論創始人愛因斯坦（1879-1955）是推動20世紀物理學革命、促進一大批高新技術日新月異的科學家，他們，以及他們的前輩、同輩和後學們，恐怕都不是為了“想開寶馬車”而獻身物理學的。普朗克原在慕尼黑大學主修數學，因愛物理而改學物理時，老師曾告誡他“物理學已經是一門高度發展、幾乎完美的學科”，但“以偉大的創造性觀念造福於世界”的價值觀鞭策他知難而進，使他一生中提出了包括量子假說在內的許多科學創見。面對物慾橫流的西方社會，愛因斯坦曾說：“不管時代的潮流和社會的風尚怎樣，人總是可以憑着自己高尚的品質，超越時代和社會，走自己正確的路。現在大家為了電冰箱、汽車、房子而奔波、追逐、競爭，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徵。但是也還有不少人，他們不追求物質的東西，他們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靜。”正因為有敢於超越利己權衡之士，現代科技史才會群星璀璨、光彩紛呈。

我有個學生，12歲考上華中理工大少年班，三年獲電子工程本科文憑和學士學位，15歲去清華凝聚態物理專業讀研，18歲獲理學碩士，包括哈佛在內的11所美國一流大學在收到他的讀博申請後都寄來了錄取通知書和全額資助證明書，老師、同學都主張他去名氣最大的哈佛，而且要讀熱門的、就業方便的電子工程系，他卻選擇了斯坦福的應用物理系，理由是對該系系主任、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朱棣文教授開創的邊緣學科生物物理學很感興趣。他了解因為不是學生物的，到那裡第一學年必須先學20多門生物方面的課程，門門都得通過考試，很辛苦，但他認為值得一搏。日前歸國探親，告訴我他們系的教授和研究生是憑着共同的興趣走到一起的，做着一個個前人沒做過的課題，成敗均是未知數，“經濟效益”更無從談起，但做得很專注。有些教授原來在外面辦公司，收入比當教授高得多，但為了到大學教書搞科研，他們辭去了公司的職位，處理了在公司擁有的個人股份。有一個外籍教授偷偷在外面公司兼職，與學生交流少了，遭到學生的投訴，站不住腳。

然而俞教授今天的學生卻是另一種思維。一個學生說：“物理是比較清苦的學科，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在國內學物理的，最好的前途是當個學者，大學裡的待遇雖然也還不錯，但想開寶馬車就不可能了。學計算機、學經濟的經濟前景更誘人。”價值取向如此錯位，固然與當前的社會風氣有關，但近十多年的中學應試教育難辭其咎。

無論是目的還是方法，應試教育都充斥着功利色彩，執意迴避終極價值問題。為了驅使學生泡課堂、游題海、奪高分，慣用的激勵就是灌輸諸如“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世上的一切都必須為我服務”、“金錢比思想信仰更值錢”之類的人生哲學，宣揚類似讀書是為了“黃金屋”、“顏如玉”，“掙大錢”、“娶美女”的價值導向。凡是狂熱維護應試教育、鼓吹中學生“不是要‘減負’而是要‘加負’的人，基本上都是這樣教育學生，智育上把學生看成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實驗中的動物，德育上則把人性曲解為單一的生物性，把幸福的人生主題異化為單一的對物質欲望的追逐，引導學生回歸動物世界。他們甚至“率先垂範”，言傳身教，利用職責之便，打着一切為了高考的招牌，不斷違規成建制補課，成建制訂購五花八門的書刊習題資料和其他商品，以達到亂收費、掙大錢的目的。誰要是公開拒絕同流合污，反對搞應試教育亂收費，破壞他們一本萬利的財路，就會遭到文革式的口誅筆伐，甚至暴力攻擊。人生價值觀趨向形成的中學生耳濡目染這樣的教育氛圍，其價值取向能不錯位的恐怕只能是個別的“出牆紅杏”了。

“ 如果不想出國，90分和60分沒什麼區別 ”——可嘆的利害計較

“電動力學考了94分的男生小C”對學校“不及格的人數不能超過20％”的制度的批評是中肯的，但“ 如果不想出國，90分和60分沒什麼區別 ”之說則非常偏頗。出國留學“師夷長技”無可厚非，但把出國當終極目標，那又是無根的價值取向。每年全國本科畢業生能獲全獎出國讀研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而且集中在少數大學少數專業；如果不可能出國的絕大多數因此不愛讀書、只求60分混個文憑，那將意味着“取法於中，故為其下”，大學生成績不只是“穩步下降”，而會是災難性的整體滑坡。出國的那極少數如果僅僅是耽於物慾，實現買寶馬車之類的目標固然不難，學術上有所作為則會很難。有的以理科的名義出申請，由於怕苦怕難就業，出去後就改行；有的有條件讀博士，但為了早賺錢，讀個碩士就不願再讀下去。

本來，趕超世界科技先進水平，實現諾貝爾科學獎本土零的突破，國人普遍寄厚望於名牌大學的“精英”們。“精英”們為何爭相出國？這還得在應試教育上找原因。

俞教授的學生的直言不諱，觸及了當今大學應試教育的痛處。大學雖不像中學那樣補課打題海戰，但在考試評價機制上與中學堪稱同病相憐，都是老師教什麼就考什麼；老師考什麼學生就學什麼、記什麼、練什麼。

復旦大學前校長華中一教授在《論應試教育》（見《新華文摘》2000年第7期）一文中說：“在大學裡，應試教育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偏科’。因為考研究生一般不需要考實驗，所以有的學生在本科階段就不重視實驗，以致動手能力很差。有的學生聽別人說‘將來雙向選擇時，用人單位不可能深入了解畢業生的基礎和能力，一般只要會講點洋涇浜英語，以及說明一下會些計算機操作就可以了’，因此連專業課的學習都不重視，出現嚴重的偏科現象。”

這位前校長在斯坦福大學講學時搞了點調查，發現我國評分制“有很多弊端”。“對學生來說，百分制使他們嚴格遵守教師所講的一切，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本不能發揮其創造性。對於教師來說，也不敢出要求學生認真思考的題目。因為如果考這樣的題目，很容易使班上的成績‘普遍下降’……”他認為歐美採用的“浮動記分制”好，“教師可以任意出題，學生也可以沒有任何顧慮去應考，因為所考的是比較能接近自己的智力水平而不僅是局限於老師講過的那些東西。”

我有個學生在某著名高校現代物理系讀了本科和碩士後獲全獎去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讀博士，不到一年就考過了前兩年的課程，門門成績優秀，但派往美國某國家實驗室做論題實驗時，就感到不如外國同學。他在一封email中說：“一開始感覺有些舉步維艱，太多的以前從未接觸的東西需要學習，硬件的，軟件的……。不過現在情況好多了，但與外國學生比起來，動手能力還是太差，只能自愧不如，畢竟人家從小就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培養了。”另一封email專門比較中美教育，認為“中國教育的關鍵問題還是考試制度”。他說：“現在我覺得在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習過程中，一直在被灌輸教科書上的知識,為了應付考試，拿一個好分數，只需要多做題，死記硬背就行了。在美國，可能更注重培養學生的興趣和創造力以及動手能力。就我而言，我發現自己在做科研的過程中，缺乏一種象外國學生的活力。文獻，別人做了的東西能看懂，但要我自己提出方案，解決遇到的問題就有些束手束腳，而外國學生總是能提出各種辦法，即使他們對問題本身不一定了解得比我更清楚。這當然主要還是我自身的原因，但與從小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也不無關係。……在美國，很多課程是要求作presentation的，而且會作為成績的一部分。做presentation的學生必須提前閱讀大量的文獻，準備好透明片，教授與別的學生在台下隨時都可以提問。在美國，教授講課，學生也可以在下面任意發問，即使提的問題很幼稚，教授也會認真地回答，絕不會嘲笑。相對與中國學生的沉默，在課堂上，美國學生總是很活躍，敢於提出自己的疑問，不輕信權威，學生與教授是一種完全平等的關係，這一點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種風氣。”

我問過一位保送某著名大學讀本科、現已免試讀研的女生：她們考試除了筆試，是否有口試，是否有presentation？她的回答是“不可能有”。她所在大學的名氣和生源與俞教授那所大學旗鼓相當，但教學和考試模式使她失望。許多課，包括高數、英語這類工具課，都是百多人的大課，老師照本宣科滿堂灌，與學生的零距離交流幾乎等於零，課內收穫小，主要靠課外自學，應付考試只須考前借同學的筆記背一背就行了，所以逃課很普遍，她若不是黨員學生幹部，也會逃課的。究其原因，乃是老師忙於辦公司、寫論文、去外面兼課，忙不過來。應付英語四、六考試的辦法還是中學的題海戰術，通過率雖然高得驚人，然而實際應用能力懸殊很大。一些能力差但又想考托、考G出國的於是“堤內損失堤外補”，花大量時間精力去讀“新東方”之類的補習班，當然會衝擊其他課程的學習。她本不想出國，聽到已出國同學介紹美國大學的情況，忍不住也去考了托、考了G。

在另一所著名高校讀碩士的女生近日寫email告訴我，她即將出國，理由就一個，她“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現在真的發現自己是井底之蛙，什麼都不會，從6歲開始到24歲，就只幹了一件事情——考試。”看來時下的出國熱中，有的是基於在應試教育中養成的物質利害的計較，有的則是基於對應試教育本身的逆反。

近十幾年來，國內教育界、新聞界對應試教育的危害揭露、批評很多，教育系統的幹部出國考察的也很多，對發達國家學校教育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都很了解，為什麼應試教育仍然沒有退出歷史舞台？為什麼教育改革這麼難深化，素質教育這麼難推進？除了思想認識有差距，是否還涉及某些人的利益驅動？在分析“學生成績穩步下降”現象時，這些問題似乎不宜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