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一包” 是劉少奇提出來而毛澤東反對的救命政策。 據說救了中國人的命。 三自一包是在1959年鄭州會議毛澤東糾正共產風之後提出來的， 1962年7月遭到批判， 全國推廣是劉少奇當國家主席的60－62年。 三自一包是不是挽救了中國農業？ 請看下邊數據。

年份     產量萬噸 同比變化

1951 14369

1952 16392

1953 16683

1954 16952    1.59%

1955    18394    7.84%

1956    19275    4.57%

1957    19505    1.18%

1958    19765    1.32%

1959  16968    -16.48%

1960    14385    -17.96%

1961    13650    -5.38%

1962    15441    11.60%

1963    17000    9.17%

1964    18750    9.33%

1965    19453    3.61%

1966    21400    9.10%

這個數據怎麼分析？  中國1952年土改結束走向正軌從52年到54年糧食產量基本上沒有變化。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一家一戶公社化以前的組織方式糧食無法增產，產量變化也就是氣候變化。 17000是中國糧食產量在小農經濟下的極限。

中國1955年糧食產量突破極限達到18000萬噸水平， 恰巧中國1954年末與1955年初開始初級社， 而20000萬噸大蓋也就是集體化本身的糧食產量極限， 儘管58年瘋狂投入， 從1955年到1958年糧食產量增加也不多。

這說明什麼問題： 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 種子， 土地， 水利，種植技術限制了產量。極限無法突破。 並且， 從這幾年的糧食產量變化我們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科學的結論： 集體化的產量18000萬噸， 單幹的產量16000萬噸， 57-58年瘋干的產量是19000萬噸。

而從1963年回到集團化的道路之後，中國糧食產量就穩步上升一直到1975年毛澤東病重。  這一段時間的穩步增產是引進培育良種， 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的結果。

如果大家還需要一組驗證數據， 那就是1959年少奇當了主席， 產量又回到16000萬噸水平了， 與1954年大躍進開始之前一摸一樣。 當然， 59年恰巧少奇當主席產量就下降就歸罪於三自一包還是不公平。  因為真正的三自一包是從1960年才開始被有計劃的推行。

可是，可是， 天公不給面子， 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1960到1962年中國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 糧食嚴重減產， 中國餓死了3000萬人（姑且相信吧）。

如果按這個數據評價， 說”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造成中國農業糧食生產災難也算是證據確鑿，不容抵賴了。

在三自一包的3年， 中國糧食產量竟然倒退到1949年了。  客觀一點說， 三自一包的危害未必大到那種程度， 因為中國並沒有全國分田到戶， 安徽河南包產強制執行，危害就大一些， 期他省抵制三自一包的損失就小一些。 糧食減產的另一個原因是天災。  但是假如沒有遇到天災， 60年61年的產量也就是1954年的水平16000萬噸。

如果從空間分析，當年受災最輕的省份人禍最嚴重， 他們都是58年浮誇的典型，又是60年分田單幹的典型。 比如河南，安徽，四川。曾希聖，與吳芝圃都曾為浮誇和三自一包做過深刻檢討， 官方文件雖然不見媒體， 但是文革紅衛兵批判記錄還是廣泛流傳的。

回頭再分析一下”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經濟學原理與政治背景。 ”三自一包” “ 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

毛澤東沒有反對過“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

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強力糾左， 據理力爭， 批判”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 的同時強迫少奇同志承認了大躍進中的錯誤： 也就是不承認生產隊之間的差別，貧富隊拉平，在公社範圍內實行平均分配；公共積累過多，義務勞動過多；破壞等價交換原則，無償調撥生產隊和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產。針對這個錯誤，提出了“縣，社，隊”三級獨立核算。  其中涵蓋了“自負盈虧， 與自有市場”兩項， 並且比自負盈虧和自由市場更為完善， 也就是說按市場規律進行調控， 而不是放任。

自留地是一直到1978年都是存在的， 自留地的比例還經毛澤東親自批准並要求基層嚴令保障的。

但是毛澤東反對“包產到戶”， 更進一步說， 包產本身並不違反毛澤東的原則， 毛澤東反對的是“分田到戶”， 而分田到戶都是在包產到戶的掩護下進行的。 比如說1978年以後本來說聯產承包的， 但是掩護的是分田單幹。

曾希聖檢討說：“強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單幹的農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單薄無法抵禦自然災害， 從而造成糧食減產”。 家裡如果沒有年輕的男勞力， 則無法耕種收割， 特別是南方雙搶季節， 孤兒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蕪錯過農時。

其他人分析認為，分田單幹導致棄農經商，大面積土地荒蕪從而造成糧食減產。前邊說的孤兒寡母錯過一個農時土地就廢了， 只能去經商討飯或者當僱工。

所以， 分田單幹雖然受優勢者歡迎， 符合農民自私心態， 但是，造成農業集體減產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78年以後分田單幹對農業造成危害不大？ 因為78年農村積累近30年，牲畜農具不缺，人口勞力過剩，庭親戚朋友一台小拖拉機就能幫助孤兒寡母強來農時，今天的農民一年只需要在田裡話5個星期時間就足夠了， 剩餘時間打麻將， 或者外出打工。 

關於78年以後的分田單幹， 這裡還有一片文章把數據整理出來。  所謂要吃糧找紫陽純屬胡編亂造。 另外最不長臉的是小崗村，大包幹的典型，全世界資本家和鄧政府的支持， 把省政府派的欽差都累死了， 依然爛泥扶不上牆。

三自一包挽救大躍進是個天大的謊言

文章來源：http://yang2007187.blog.hexun.com
文革後，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從中國農業的發展史看，三自一包與歷朝歷代的“小農經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三自一包從來就不是一個創新，而是一種復古。也可說是一種倒退。不要說現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範圍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麼先進事物。當時的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規模化““機械化”。這是農業發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卻背離了這一方向。

三自一包是大躍進出現波折和困境時的一種回潮。那麼是不是三自一包挽救了當時的農業危局呢？在這裡我們用一糸列數據和資料，來戮穿這個謊言。

1980年數據，全國大多實行了大包幹。糧食產量6364.4億斤，比1979年的6642.4億斤減產4.2％。當時已經有人指出這是1962年以來最大的減產年。後來把數據 “糾正”到6411.2億斤，才把減產率下降到3.48％。  全國大包幹第一年就創造了減產的新紀錄 。但實際上6364.4億斤也是大大誇大的。一搞大包幹農業就直線下降，糧食大幅度減產，一下子倒退六年，回到了 1975年以前，而決不僅僅減產4.2％。這是有根據的。
　　據《人民日報》1984年4月27日《亞太地區農業的發展和問題》說：

　　聯合國糧農組織第十七屆亞太會議於4月24日至5月3日在巴基斯坦召開。……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農業生產持續增長，……1971至1980十年，亞洲糧食年遞增3.5％，81、82兩年平均5.2％。這十年亞洲大多數國家糧食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增長最多的有朝鮮、巴基斯坦、印尼、緬甸、菲律賓和中國。

　　注意：在這十年中，世界上亞太地區的農業生產是屬於增長比較快的，達3.5％，但是比我國1966到1975的3.876％還是要低。

1982年我國的糧食進口量猛增到300多億斤，1976年進出口相抵不過12億斤。 1977年減產以後年年猛增，到 1982年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糧食進口國，《參考消息》1990年11月15日[德國《科隆新聞報》11.1.文章]《中國敲響警鐘：每天出生6萬嬰兒》說：“中國共11.33682501億人，……要比80年多養活1.3億人口，儘管經濟取得了發展，今年秋收又創最高紀錄 ，但人均穀物供應量比10年前還少 。”

從小崗村到滁縣，三自一包是福是禍？

早在1977年萬里就到滁縣推行大包幹，可效果怎樣呢？筆者搜索到了《滁州市志》、《滁州編年史》以及《滁州市志：第七章農業·引子》（見附錄）。看到安徽歷次搞“責任制”的效果恰恰和他們吹噓的相反。1961年滁縣就實行了三自一包，結果當年就造成大幅減產。達到歷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我們從來沒有、也絲毫不準備強調天災而否定人禍。下面將會看到這個人禍不是別的正是“三自一包”。

大包幹的1961年，播種面積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萬畝，與1960年比淨減了 28.12萬畝，超過1960年受災面積總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幹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爭的事實。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減產最多的也是安徽省。這就是為什麼七千人大會上，劉xx要槍斃曾xi聖的原因。但在曾希聖面前劉xx不得不承認“責任制”是“經過中央同意”的（即劉xx同意的）

現在誰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劉xx的政績，但1966年作檢討時，劉xx確實把責任推卸給下屬了。他說：“鄧zi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後，他就在好幾處幹部會議上鼓吹包產到戶。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於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之後，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0會0主0義革0命和社0會0主0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沒有把他頂回去，……”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聖慘痛地說：“我是被劉xx斗下來的。”

1962年底滁縣才開始糾正責任制，1963年播種面積就上升，達76.23萬畝，1966年文革開始，上升到82.48萬畝。與1962年相比糧食總產量增長63.3％，年平均增長15.8％；農業總產值增長44.5％，年平均增長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減產的原因是，有些地塊，集體有能力組織人種，個人沒能力去種了。另一方面。個人對於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1978年是安徽推行包產到戶的第一年，滁縣播種面積立即從1976年的95.78萬畝，下降到 87.86萬畝。不但滁縣如此，全安徽都如此。1978年糧食大幅度減產，從1976年的1684.2萬噸下降到1482.6萬噸。為了說明大包幹促進了農業大豐收，掩蓋嚴重減產， 當局不得不給安徽調撥了11.34億斤的救災小麥，供應人口1108萬。再看1980年，安徽的大包幹推行到全國，全國大減產，安徽也又一次大幅度減產，糧食產量只有1453.9萬噸。

《三年困難時期自然災害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大躍進是怎樣餓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