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山虎學校——反思北大》書摘：北大的官學傳統


　　北大有兩個傳統，兩個傳統在北大不同歷史時期占據不同的地位。北大的第一個傳統是北大的官學傳統，第二個傳統才是蔡元培校長所開創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
　　北大百年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前５０年，一段是後５０年。１９４９年以來的若干次政治運動，北大都充當了急先鋒的身份，在許多歷史時刻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中，北大雖然是被利用者，但為什麼會被利用呢始作俑者為什麼會選擇北大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突破口呢俗話說得好：“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北大並非是完完全全的無辜者。北大與政治的關係，真箇是“剪不斷，理還亂”，這裡面有許多耐人尋味的東西。
　　這種毒素要追溯到京師大學堂的時代，這種毒素是先天就具有的。許多學者談到“回歸”問題，希望後５０年的北大向前５０年的北大回歸。其實，比回歸更加重要的乃是清理自身血液中的毒素。僅僅作簡單的回歸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前５０年的北大當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但前５０年的北大與現代中國社會之間關係尷尬，既格格不入又企圖融入，處於兩難的境地，因此它的發展舉步維艱。
　　京師大學堂的建立，是清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跟弘揚學術、創新文化關係不大。設立一所大學，本來是一個教育的問題，在中國卻成為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的鬥爭，京師大學堂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得以脫穎而出，而在戊戌變法慘敗後卻奇蹟般地保留下來，這背後自然有複雜的政治背景。無論是改良派還是保守派，都把京師大學堂當做手中的一個籌碼來看待，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真正意義上的“大學”來看待。德國作家伯爾反覆強調，一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應當遠離權力，然而，北大從一建立的時候起，就與權力如影隨形。
　　庚子事變之後，慈禧太后任命學部及刑部尚書張百熙擔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她把重新開辦大學堂作為挽回朝廷在義和團運動中丟盡面子的方法之一。張百熙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位高權重，讓張百熙來當管學大臣，就好像今天讓一名政治局常委來兼任北京大學的校長一樣。而朝廷的願望，如同張百熙所說，“今值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大學堂理應法制詳盡，規模宏遠，不特為學術人心極大關係，亦即為五洲萬國所共觀瞻”。學術已經不是純粹的學術，而跟“人心”並列，從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擔當着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作用。
　　１８９８年以來，京師大學堂始終處於政治鬥爭的核心地位。美國學者魏定熙在《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一書中指出：“北京大學具有的政治象徵意義來自於它建立時的精英地位和它與中央政府的緊密聯繫；它又具有文化象徵意義是因為它的教職員站在由國家支持的爭取實現中學與西學新的平衡的最前列。這種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的結合幾乎使北京大學的教育和學術活動也產生了政治的影響，在那裡，有關文化的問題的爭論也會折射出圍繞政治權力的鬥爭。”新與舊的鬥爭，中與西的衝突，京師大學堂都處於漩渦的中心。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利用它。而清朝及其以後的統治者更是把它作為自己的禁臠。
　　１９世紀下半葉，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內稱：“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着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妥速議奏。”１２月，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有學生近百人，入學前的身份多為官員，畢業後供職於國家的行政部門。京師大學堂成立以後，繼承了國子監的部分職能，管轄全國各省學堂，既是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又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
　　北大人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一般都是洋洋得意，所謂“北大領導世界”的說法讓他們陶醉。殊不知，這恰恰是一所大學的“命門”所在。北大誕生之初，其政府部門的身份就強於獨立的知識、文化綜合體的身份。大學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為辦學方針，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為目的，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綱領，以“修身”倫理為育人之始基。由此可以看出，學術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價值取向非常濃厚。京師大學堂不是一棵參天的大樹，而是一株“爬山虎”。在北大百年的歷史中，幾乎從來都是“政治”壓倒“學術”。北大的名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政治上頻頻出風頭而獲得的，而不是因為學術上的傑出成就而獲得的，這是每一個北大人不得不直面的殘酷現實。在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之前，北大大體上是一潭死水，正如魏定熙所說：“它與首都官方文化的密切關聯遠遠超過了它作為國家有活力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存在。”在晚清時代，京師大學堂的官員和老師們都獲得了極高的官銜和俸銀。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地位和國子監的祭酒一樣，每月有俸銀３００兩；普通教師的地位則與翰林院的五經博士一樣，每月有俸銀３０兩到５０兩。每年春節，大學堂的總監照例會帶着學生進皇宮去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請安，而慈禧和光緒則會發給師生數量不菲的賞銀。京師大學堂的師生跟大皇權的關係是恩寵與被恩寵的關係。學堂開始講述一些新的知識，但傳統的祭孔之類的重大禮儀依然被強調，京城長久以來的文人官僚文化仍然占據着主導地位，權力的等級森嚴和對儒家的敬拜儀式仍然如同往常一樣舉足輕重。
　　京師大學堂被官方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成為顯示官方具有改革的決心和開明的姿態的樣板。官場的文化深深地滲透進這個半是學府半是政府的機構之中。當時，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不得意的候補官員們，走正途走不通了，只好把進京師大學堂作為一個“偏門”來姑且一試。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擁有僕人，這些僕人叫學生為“老爺”。“老爺”學生們不僅不用交學費，而且膳食全部免費，如果表現良好，還能夠獲得優厚的“獎學金”。當時的學生在日記中記載，他們常常把高額的津貼用來看戲和逛八大胡同。有一名叫俞同奎的學生饒有興趣地回憶了這段時期的生活狀況：“我們不僅不需要交學費，學校還給我們提供飯菜。每次吃飯，八個人一桌，每桌有六菜一湯。在冬天，伙食更好，四個菜還有個火鍋，頓頓雞、鴨、魚、肉……要是伙食不好，學校堂提調即庶務科長之類的職員，馬上就會發火，並懲罰廚師。有一次，伙食不好，堂提調很生氣，馬上把廚師叫來，讓他跪在食堂前面的台階上。只是由於學生求情，才饒了他。
　　老北大選址在皇宮邊上，離紫禁城只有幾步之遙。這裡原來是康熙皇帝四公主的府第。１８９８年７月２０日，光緒皇帝上諭中批准了將“地安門內馬神廟地方空閒府第”作為大學堂所在地，顯示了朝廷對大學堂的高度重視。此處面積廣大，有許多亭台樓閣和寺院，高聳的圍牆將內外隔開，使學校十分封閉。而學生們自我感覺極其良好，他們把一間禮堂戲稱做“寢宮”，裝飾華麗、面積寬敞的圖書館則被稱為是“公主閨房”。北大學生的優越感從京師大學堂的選址開始，就牢牢地樹立起來了。在早期國外對京師大學堂的介紹中，有這樣一種有趣的說法，把它稱為“皇家大學”。這種說法有沒有一定的道理呢？
　　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在講述老北大的故事時，有一篇專門的文章——《緊挨着皇宮的大學》。世界上沒有哪所大學離皇宮這麼近，離皇宮近是否意味着離權力中心近呢陳平原透徹地分析說：“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念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使帝制已經取消，高高聳立的皇宮，依然是某種文化符號。每天閱讀此符號，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或者欣賞，或者厭惡，但是有一點，皇宮所包含的‘政治’、‘權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閱讀者。北大師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於毫無心理積澱。每回學生示威遊行，都要在天安門前演講，當然不只是因那裡地方寬敞。進入民國以後，‘天安門’作為政治符號，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種開放性，兼有‘公共空間’與‘權力象徵‘的雙重意義，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注目的焦點。“很有趣的是，５０年代北大從沙灘遷到燕園，依然是從王公的府第到王公的府第，燕園在圓明園與頤和園旁邊，頗有皇家氣象。儘管從城市中心到了效區，但北大的王公貴族氣一點也沒有削弱。
　　與西方大學體制的建立相比，北大以及北大所代表的中國大學制度的先天不足十分明顯。中世紀的歐洲，大學最早是在教會的庇護下成長起來的。教會對大學有某種約束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學獨立於世俗政權之外，獲得了相對的學術的獨立性。國王們是沒有權力管理大學的，更不可能像中國的政府一樣，詳細地制定大學的教學計劃，把政府所認同的主流思想灌輸到大學教育中去。１３世紀隨着城市的成長，城市知識分子與大學之間建立了有機的聯繫，同時也在努力使大學從教會的陰影下擺脫出來。
　　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戈夫在他的名著《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１３世紀是大學的世紀，因為這是一個社團組織的世紀。“當時，各大學在它們出現的城市裡，由於它們成員的數量與質量，是一種令其他勢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現。它們在有時與教會勢力，有時與世俗勢力開展的鬥爭中，獲得了自主權。
　　大學與世俗政權的矛盾十分突出。統治者試圖取得對大學的控制，大學將為王國帶來財富和名聲，同時也可以成為對大小官吏進行教育的場所。王公大臣們希望像對自己領地上的居民一樣，對自己王國里的大學切實地行使自己的權威。大學的師生們用生命來捍衛學術的自由，直到獲得勝利。在巴黎，為了爭奪大學的自主權，１２２９年學生與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在這場鬥爭中，許多學生被國王的衛隊殺死，巴黎大學大部分人參加罷課，並撤往奧爾良。有兩年之久的時間，巴黎大學幾乎沒有開過任何課程。直到１２３１年，路易九世鄭重承認大學的獨立地位。在英國牛津大學，１２３２年、１２３８年、１２４０年發生了三次大學與國王的劇烈衝突，最後以亨利三世的退位而告終。世俗政權大體上從大學裡退出。
　　對比中世紀歐洲大學的學生運動與２０世紀北京大學的學生運動，兩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歐洲大學的學生運動是內傾型的，主要目的是維護自身的獨立；而北京大學的學生運動是外向型的，主要的目的是想解決整個國家的政治問題。歐洲大學從一開始起就確立了自己發言的前提，即：先獲得自身的學術獨立性，才談得上對國家的其他方面指手畫腳。讓大學擺脫外部的諸多力量的牽扯，大學不代表誰發言，大學只代表自己發言，這樣的發言才可能是金玉良言。而北大則始終想充當某種更強大的勢力的代言人，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大眾，或者是虛幻的“天下“。中國傳統士子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理想，這一理想貫穿於２０００年的“太學”歷史之中。北大雖然是新式學校，但受太學傳統的浸染很厲害，偏偏心目中沒有自己，這樣的一種“無私”有沒有問題呢假如自己沒有一個穩當的立足點，又如何能夠撬起地球來呢？
　　歐洲的大學通過對自身利益的捍衛，使自己成為一種獨立的、強大的社會力量，而以北大為典型的中國現代大學則被納入政府機構中，成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傳聲筒。西方大學從１３世紀以來就具有的獨立性，對２０世紀末的中國大學來說依然是一個美好的夢境。１３世紀末，愛爾蘭學者托馬斯寫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業者和普通老百姓，名為大城；第二，宮廷周圍的貴族和大教堂，名為舊城；第三，大學生和教員們，名為大學。“歐洲的許多大學都建立在郊外，大學本身就是一座自給自足的小城市。即使是那些處在大城市的大學，在城市的結構中，它們的身份也是獨立的。這跟建立在皇宮旁邊的北京大學相比，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事實就是這樣的：你不依附政治，政治反倒來討好你；你向政治拋媚眼，政治反而把你當做妓女來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所充當的角色，並不比妓女好多少。在“文革”中，北大以叛逆的姿態來充當了可恥的打手，它不僅清洗了內部最優秀的分子，而且向全國所有的大學和教育機構樹立了一個壞榜樣。它與其說是被權力所利用了，不如說是主動地迎合了掌權者的意圖。
　　北大的精英意識，也與它的官學傳統糾結在一起。北大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中最優秀的，所以便有權利決定中國的命運，有權利做中國的主人。追溯傳統，它來源於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而在西方，自柏拉圖以來，也有類似的思路。
　　大思想家卡爾·波普最反感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思路。他總其一生闡明這一思路的危害性。他舉了一個例子，受過教育的人和半受過教育的人不斷問道：“我的投票與絲毫未受過教育的任何清潔工人的投票一樣分量，這難道是正確的嗎難道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精英比未受過教育的群眾更有遠見，因此應當對重要政治決定具有更大的影響嗎”？
　　波普認為，應當無條件地摒棄那種由聰明人和善人統治的柏拉圖式的觀念。究竟誰在聰明與愚昧之間做出選擇呢他強調說：“西方國家所尊敬的無名戰士紀念碑是西方信仰的象徵——無名對普通無名者的信仰的象徵。我們並不詢問他們屬於群眾還是精英：他是一個人，要整體地看待他。”
　　五四運動中，是北大最先打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而民主至今依然沒有在北大紮下根來。在北大，有多少人理解民主的真正內涵呢民主不是聰明人治國，而是所有人一起治國。正如波普所說：“是對外面同胞的這種信仰和對他們的尊重，使我們的時代成為我們所知的最好的時代。這種信仰的誠摯被樂於為它做出犧牲所證明。我們信仰自由，因為我們信仰我們的同胞。這就是我們廢除農奴制的原因。我們的社會秩序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因為它是最樂於不斷改進的秩序。“這段話值得每一個傲慢地對待自己同胞的北大人每天讀上三遍。
　　北京大學的官學傳統是它身上的一顆毒瘤。它使北大的靈魂里摻入了“爬山虎”的因素，在北大漫長的一百年裡，這個慢性病一直在折磨着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的多災多難的大學。
　　（本文原題為《官學傳統：爬山虎學校——反思北大》，摘自《老鼠愛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版，定價：16.00元。社址：鄭州市農業路73號，郵編：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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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U 首頁>> 新聞>>文教>>文學殿堂 2001年8月27日14:09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