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當前的學術浮躁風與學術量化風

時間:2002年3月17日 作者：黃安年（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學術批評網

80年代“浮躁”二字在學術界尚不盛行，而時下說學術浮躁蔚然成風恐怕並不為過，它已經影響到了學術界的各個領域。這固然和不少學者
的學術道德意識淡化、缺乏嚴謹學風有着密切關係，但是近些年來教育和學校主管部門颳起的學術量化風卻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在學術界並無學術“量化”這一說，當時還只在個別高校基礎課教學中實行引發爭議的“量化”
評估。90年代中期以來，“量化”已經擴及學術界，在科學管理的旗號下，通過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大張旗鼓地推行於各個學術評估領
域，從而使學術“量化”之風愈演愈烈，“量化”管理成了教育和學術主管部門進行人才評價的愈來愈重要的方法，以及評估指標體系的愈
來愈重要的部分。全國極大多數高校的學術獎項評定、學術成果評審、學術考核評價、學術職務評聘、科研項目立項與評審、學位論文資格
審定、學術知名度排列、學術獎勵津貼等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學術成果的量化作為重要依據。而這種量化又是按照教育和高校管理部門下達的
所謂“科學”評估指標“科學化”程序來進行的。

筆者以為要克服學術浮躁風必須儘快剎住學術“量化”風，切實反對學術管理上的形式主義，切實糾正教育管理和學術管理上的不正之風。
而在這類問題上，顯然需要從領導自身做起，從管理改革做起。

教育部2002年2月27日《關於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強調“端正學術風氣，加強學術道德建設成為當前我國高等學校一項刻不容
緩的重要任務”，指出“提高工作的主動性、針對性和實效性，採取切實措施，規範學術行為，促進和保障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主張
“針對學術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現象和行為，建立和完善學術規範，形成有效的學術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端正學術風氣，營造良好的學術環
境。” “把學術價值和創新作為衡量學術水平的標準。在學術研究中要堅持嚴肅認真、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不得虛報教育教學
和科研成果，反對投機取巧、粗製濫造、盲目追求數量不顧質量的浮躁作風和行為。” “反對沽名釣譽、急功近利。”並且主張 “建立和
完善科學的學術發展與評價機制，鼓勵學術創新。”“遵循學術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採取有效措施，鼓勵創新，多出精品成果。在學位論文
答辯、學術論文發表、學術著作出版、科研項目立項與評審、學術獎項評定等方面要體現正確的政策導向，防止重數量輕質量、形式主義，
甚至弄虛作假等不良傾向，建立健全公開、公平、公正的學術評價制度。” 這些思路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在筆者看來，現在是到了清理“量
化”治校、“量化”管理學術的時候了。

過度的學術“量化”助長了“量化”後學術領域的“重數量輕質量、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等不良傾向”，這種“盲目追求數量不顧質量
的浮躁作風和行為”是與“嚴肅認真、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格格不入的。過度“量化”將使學術變味，而“量化”成果一旦和
權、錢、名緊密掛鈎，則極易助長不正之風盛行，導致各種學術腐敗現象的產生和泛濫，污染學術環境，損害學術道德，影響學術事業的健
康發展。

但是目前我們還看不到有關行政部門有切實可行的措施來遏制愈演愈烈的學術“量化”風。筆者以為目前的“量化”管理的科學性、公正性
和權威性存在不少問題，擇其要者如下：

第一，將理工科和自然科學的“量化”管理方法不加區分地運用於人文社會科學

對於學術成果進行科學化管理是必要的，但是科學管理並不等於“量化”管理，更不是現行的“量化”管理。我國需要科學精神同時也需要
人文精神，不同用科學精神取代人文精神，而且精神本身是難以“量化”的。“量化”管理只是科學管理的方法之一，並非唯一方法。科學
管理要符合科學發展的自身規律，人文社會科學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規範化，並非“量化”所能概括的，問題並
不在於“人文社會科學需不需要科學化、規範化的管理”，而在於按照遵循人文科學學科自身的學術發展的特點和規律，來進行人文社會科
學的科學化、規範化的管理。“在科學化、規範化管理人文社會科學時，我們更加需要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及各個學科的內在特殊性、多樣
性。如果我們的管理忽略了這種特殊性、多樣性，那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有可能帶來的不是學術繁榮，而卻有可能在科學化、規範
化的口號下，妨礙了學術繁榮。”（黃安年：《再論人文社科學術成果過度“量化”的弊端——兼與蔡曙山先生商榷》， 2001年12月2日
《學術批評網》首發）

今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學術浮躁風和不合理的科研評估方法成為委員們談論的熱門話題之一。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
段鎮基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郭雷委員等人認為：“部分不合理的科研評估方法誘發和助長了科技界的浮躁風氣。”馬頌德認為：“基礎科
學和應用科學由於性質不同，評估方法應該有所區別。在基礎科學或應用科學內部，由於學科不同，性質也不同，評估工作也應有所區分。
比如評估周期，對屬於應用科學領域的科研進行評估，周期應該要短一些；而對基礎科學的科研評估，周期則要長一些等等。對科研單位和
科研人員進行考核，我們特別需要重視對其成果質量的評估，不僅要重視發表的論文數量，更要重視論文的質量。” （記者王光榮、陳建
棟：《改改不合理的科研評估》2002年3月8日《學術批評網》）

第二，強調學術文章數量，忽視學術文章的質量，甚至只顧數量不顧質量

談到學術成果，我們不能只顧數量不講質量，而質量怎能“量化”呢？現行的“量化”指標體系難道真的體現了精益求精、質量至上的學術
追求了嗎？那種過度“量化”管理方法的弊端恰恰助長了“那些只講高新技術、不講人文精神，只講一朝成名、不講苦練內功，只講大干快
上、不講十載寒窗，只講物質擁有、不講境界升華，只講個人自我實現、不講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想法和做法”的不良傾向。（《為高校學
術道德建設作出新貢獻——我們的呼籲與倡議》， 2002年3月15日，首都女教授聯誼會）

第三，學術成果的認定僅限於期刊出版物，將報紙等出版物排外在外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果的認定，絕不能僅僅限於期刊出版物上的學術文章，而把報紙等載體上的學術成果排除在外，然而目前對於學
術成果的認定幾乎無一例外地只認期刊不認報紙等出版物的。筆者在《兼與蔡曙山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到“現代史上的文化巨匠魯迅先生有
不少名篇就是發表在報紙上（如《申報·自由談》）的。難道可以忽視和低估其學術價值嗎？今天我們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學術成果，同樣
可以發現有些很有學術水平的文章是刊登在報紙上的，當時並無期刊和報紙是否計算在‘科研業績’之內的爭議。”

這裡我們還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文選中發現，大量有理論價值的文章是在報紙上首發的，難道這些也不能算作學術成果，而那
些發表在大量的包括“核心”期刊在內的刊物中的銓釋性文章現在卻成了優秀學術成果，這種情況如何解釋呢？

再說，近些年來，隨着一些報紙改版和擴版，大大充實了一些報紙版面的學術性。其單篇文章的容量足以和期刊上發表的字數不長的一些學
術文章不相上下。筆者曾花費大半年的時間，逐一收錄了2000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類報刊上發表的美國問題文章，在已經收錄的4594
條中，就有一定數量的學術性文章發表在報紙上，難道這些都不算學術成果麼？顯然把報紙上的學術文章排除在學術成果之外，是不公正
的。

此外，作為學術成果的認定不在形式而在內容本身。報紙上發表的某些有學術見解的短文，不乏思想創新的閃光亮點。那些報紙上的“閃光
亮點”不被看成學術成果，而對這些“閃光亮點”進行條理化的說明性期刊文章卻被認定為學術成果，這能算公平合理嗎？

第四，在期刊出版成果中只認“核心”期刊，不認其他期刊

“核心”期刊於學術的利弊已經引發學術界的一場爭議，對於要不要確定“核心”期刊、如何確定“核心”期刊見仁見智，將爭議繼續進行
下去有利於學術的健康發展和純潔學術道德及學術風氣。刊登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不一定都有相當學術水平，刊登在一般非學術期刊上
的文章也不見得就沒有一定的學術水平。楊生茂、劉緒貽、黃安年三位《美國歷史雜誌》的特邀中國編輯，自1992年以來連續十年向《美國
歷史雜誌》（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按照一致意見原則推薦了我國許多優秀的美國歷史論文，其中就有一定數量的非“核心”期刊上
刊登的學術文章。期刊的知名度固然重要，但是期刊知名度和文章本身的質量不能混為一談。只認“核心”的做法違背了學術面前人人平等
的基本原則，並且開創了將學術文章分成“三六九等”的不良先例。

此外北京師範大學自2000年以來施行鼓勵全校文科師生（含退休教師）發表學術論文的科研津貼辦法，並且列出了《北京師範大學文科科研
津貼期刊目錄》，凡師大社會科學處認定的學術文章符合473種期刊之一的均享有不同金額的科研津貼。獎勵學術研究本身是件好事，但是
排斥報紙學術文章之舉和對期刊不一視同仁、排斥學術書評的做法，同樣是不公正的。（見黃安年：《學術性書評不算學術成果嗎？----兼
談學術論文認定中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學術批評網》2001年12月29日首發；黃安年：《北京師範大學文科科研津貼期刊目錄》合理
嗎？——兼談科研津貼中的非學術因素），2002年1月5日《學術批評網》首發）

第五，在學術文章中重字數，不重實際水平

學術文章的質量關鍵在於內容而不在於文章的字數，有的學校規定“每篇論文字數應不低於2500字”，這等於宣布不夠“2500字”的不算學
術文章，按照這種規定，我國20世紀上半葉一些國學大師（如王國維）的學術經典文章肯定過不了“2500字”這一學術認定關的。

第六，將學術隊伍和學術研究項目和學術經費等學術條件等同於學術成果

學術聲譽（例如學術榮譽稱號、學術職稱、博士生導師學術職務），科研立項（例如國家、部委、北京市和學校等各類科研項目），科研經
費等學術條件為學術成果的產出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但是這些條件本身絕不等於已經產生了實際的學術成果。如果沒有產生實際的學術
成果，那麼這些條件對於學術成果來說等於零，不起任何作用。把“學術聲譽”和“科研業績”考核掛鈎的做法顯然值得商榷。（黃安年：
《再論人文社科學術成果過度“量化”的弊端——兼與蔡曙山先生商榷》， 2001年12月2日《學術批評網》首發）

學術“量化”風是某些大學“發明”、有關部門自上而下通過行政主管渠道刮起來的。解鈴還需系鈴人，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主管”不
是“統管”，現在是需要“鬆綁”的時候了，千萬不要讓教師活得太累，成了數字“量化”的奴隸。殷切期望教育主管部門切實採取有力措
施剎住學術“量化”風，改變“量化”和各種利益緊密掛鈎的利益驅動做法，從領導做起、從主管部門做起，端正學術風氣，加強學術道德
建設，保障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

寫於2002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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