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學術抄襲現象

薛涌

最近，北京大學人類學教授王銘銘的抄襲事件震動了大陸的學術界，並引起五十餘家媒體的報道。人們對抄襲者進行口誅筆伐之餘，“建立
學術規範”的呼聲，又一次迴蕩在中國學術界。真是無巧不成書，在太平洋彼岸，兩位著名歷史學家的抄襲事件，也震撼了美國的媒體。

美國一般的公眾既不愛讀書也不關心歷史。這次歷史著作的抄襲案之所以在媒體能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兩位被揪出來審判的，是美國最得
寵的歷史學家。第一位是安布羅斯（Stephen Ambrose），他總共出過30本書，在最近五年就完成了八本書，內容從世界大戰到美國總統，幾
乎無所不包。他的書一出就被排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的最佳暢銷書排名榜上高居不下，媒體好評如潮。他的名字，就像名牌商標一樣，
成為書商經營的大招牌；他本人自然也成了文化名人。

另一位叫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是一位致力於研究美國總統的歷史學家。她關於肯尼迪詹森、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書都影響甚
巨。其中關於羅斯富的一書獲得1995年的普利茲獎，並從1999年起，成為普利茲獎的評委。每次總統選舉，或總統作出什麼重大決定，她都
會上電視現身說法，有時天天都能在電視上露面。她甚至還是哈佛大學的執行董事之一，在教育界影響甚大。

被逮個正着

然而，樹大招風，這兩位大腕寫手最近幾乎同時被人抓住。據《每周正論》(Weekly Standard)報道，安布羅斯的近著The Wild Blue中有幾段與
奇爾德斯（Thomas Childers）1995年的著作Wingsof Morning中的段落相似得幾乎難以區分。比如，在The Wild Blue中有這樣一個片段：Up, up,
up, groping through the clouds, no amount of pratice could haveprepared them for what they encountered: B-24s,glittering like mica.而在六年前出版的Wings of
Morning中，有這樣一段：Up, up, uphe went, until he gotabove the cloud. No amount of practice could haveprepared the pilot and crewfor what they
encountered: B-24s, glittering likemica.在處理這一段落時，安布羅斯在注釋中提及奇爾德斯，但沒有在文中打引號。最近，安布羅斯承認他的書
中還“借鑑”了另外兩本書。他為此事公開道歉，並保證以後要嚴格處理書中的引用段落。在賓西法尼亞大學任教的奇爾德斯則要求對方親
自向他道歉，並把一本安布羅斯的書從自己課上的指定書目中拿掉。

古德溫的問題出在她1987年的著作“The Fitzgeraldsand theKennedys”上。這本書剛出版時，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的最佳暢銷書排名榜上呆
了五個月之久。但據《每周正論》的報道，她這本書中有十幾處與另外三本書中的段落驚人地相似。比如在麥克塔格特的Kathleen Kennedy中
有這樣一段：Mrs. Gibson gave a teain her honor tointroduce her to some of other girls, hardly aroutine practice for new recruits. 古德溫除了把Mrs. Gibson換
成了全名Mrs. Harvey Gibson外，整段照搬到自己的書中。此事本來在80年代末就被McTaggert抓住，她曾威脅要對古德溫起訴。古德溫急忙要
自己的出版商與McTaggert“私了”，賠錢遮醜，誰知如今事情還是敗露出來。

面臨當今媒體的口誅筆伐，兩位大師各有說辭。安布羅斯辯稱，“當我寫書要借用別人的段落時，我就順手把句子打出來，然後加上注釋。
我希望當時我能加上引號。可是，我不是在寫博士論文，而是在講故事。”言下之意，他是在寫暢銷書，應另有規範，只要加了注釋，不應
算是太離譜。

是百忙中出錯

經常要上電視的古德溫態度則好得多。她說：“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歷史學家的職業標準絕不能因為寫暢銷書而被犧牲。我喜歡注釋。注釋是
為未來的歷史學家留下的指針，承認前人在自己領域內的貢獻是至關重要的。我這件事發生在15年前，那是我第一本大型歷史著作，長達
900頁，注釋有3500個，完全是用手寫出來的。遺憾的是，我的注釋系統被證明不那麼牢靠。我作研究時的閱讀筆記都是用手寫，並註明從
他人書中抄出來的段落的來源；同時，我也隨手寫下自己的評論和感想。我的書就是在這些筆記的基礎上完成的。書稿完成後，我對從三百
多本書中引用的段落再檢查了一遍，保證注釋和引號沒有錯誤。可惜在這一複雜的過程中，出了幾個錯誤。當我第一次被抓到時，感覺實在
很壞，急忙與人家私了，不想為自己的幾個疏忽去面臨整個世界的審判。但15年後，這件事又回來了。我絕不是抄襲，而是忙中出錯。事實
上，我的書中到處都引用這些作者的文字，我不會傻到要存心漏過其中的幾個注釋。這是個技術錯誤。我相信我不會再犯。”

然而，這些辯辭並不能為媒體完全接受。一位批評者尖銳指出，古德溫是負責監管哈佛大學的校方執行董事會的成員之一。在哈佛大學發給
一年級新生的學生手冊中明確寫到，如果你引用別人的東西不加引號，就屬於抄襲，不管你是有意無意，也不管你加不加注。有沒有引號，
是決定是不是抄襲的關鍵。如果你是一個18歲的哈佛大學新生，犯了這一錯誤，你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你可以被要求離開學校兩個學期，丟
掉你掙到的所有學分。你在學校的個人檔案上會留下不誠實的永久記錄。我們為何對大學者就要法外開恩？古德溫的辯護者們則稱這件事只
能說明了犯錯誤是多麼容易。已開始用電腦寫作的古德溫本人決定在作研究筆記時嚴格把自己的評論和引用的段落分記在兩檔里，以免未來
再忙中出錯。她甚至於3月3日致信普利策獎的評委會，主動要求退出這一新聞界最高獎的評委會。理由是由於媒體的壓力，她已感到自己無
法勝任此職。

安布羅斯引起的不滿則更多一些。有些學者指出，一個人不可能在五年內認真寫出八本書來。那麼大的產量，其實就是學術不嚴肅的證據。
他簡直把自己的書房變成了作坊，完全被金錢所驅動。事實上，由於安布羅斯的書暢銷，出版社頻頻向他施壓，要他提高產量。他一度表示
封筆退休，但出版社又拿出新的“物質刺激”，保證作坊的繼續運轉，而在抄襲之事被揭露之後，也拒絕把書撤出市場。

對比一下太平洋兩岸的抄襲案，實在讓人為中國的學術而嘆息。其實，美國這兩個抄襲案，以中國的標準看都屬於雞毛蒜皮、咬文嚼字，根
本不可能構成抄襲。

中國學術界在“無一字無來歷”的士大夫傳統中浸染過久，學術著作的引用、注釋全無規章，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了。最讓人遺憾的是，這
種事出在被西方的嚴格制度訓練出來的“海歸派”王銘銘身上。學術本無國界。海外的博士不一定比土生的博士出色。但是，海外博士長期
在西方受訓，對於學術規範總是知道得多一些，體會得深一些。他們對於在中國建立學術規範，本應有所貢獻。可惜，許多海外學子，寫英
文時規規矩矩，一寫中文就變得“無法無天”。更有些人抱有酸葡萄的心理，稱西方的學術規範是“洋八股”，束縛人的創造力。海外學人
如果不停地在中西之間以“國情不同”為由用雙重標準做學問，中國的學術，就更不會有規範可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