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工作，以新院士當選而告結束。兩院院士是中國官方設立的科學技術和工程領域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作為從中國科學家中遴選出的優秀代表，他們代表了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最高水平，與其他擁有類似稱號的國際同行一樣，堪稱“科學技術精英”。

　　有鑑於院士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以及他們所起的作用，加上人數極少，他們在中國備受尊重。但物極必反。近年來中國科學界對院士頗有微詞，他們的聲望似乎也在降低。

　　其實，院士是否應該享有特權就值得商榷。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國家規定給當選的學部委員每月100元的補貼（1998年實行資深院士制度後，資深院士每年從求是基金會獲得1萬元津貼）。1993年10月，當學部委員改稱院士時，國家規定每月發給院士津貼200元。雖然國家沒有明確規定，但院士們事實上享受了相當於副部級的住房、醫療保健和乘車等待遇。

院士官本位制

　　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體現，也多少使人感到院士被贖買了。而一些省市和高校、研究院所為了吸引院士，不惜開出更高的價碼，包括科研啟動費、安家費、高額年薪、住房等。

　　相比之下，他們的國際同行不但不享有任何物質利益和特權，而且必須繳納年費才能保持其院士的榮譽稱號。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之初就規定，每個會員有責任繳納入會費，並鼓勵其會員捐資作為專門活動的費用。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如果連續三年拖欠年費，將會自動轉為榮譽院士，從而失去選舉院士等權利。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在國外也不見得高人一等。比如在美國加州大學系統，諾貝爾得獎者僅有一個永久停車位。

　　引起科學界不滿的還在於院士往往會被選入各種專家委員會，主持國家級的研究項目，控制雖然不斷增加但仍然緊缺的科研資源。由於院士事實上在科學界權高位重，擁有與其稱號相聯繫的直接和間接的利益，社會上甚至出現了“院士熱”。

　　新聞報道把地方和單位為吸引院士而競相抬高待遇的做法，當成對院士的尊重而加以讚揚。當選院士更一度被比喻成“中舉”。受利益驅動，有些院士候選人更是自我吹噓，與院士拉關係，還美其名曰“讓院士了解自己”，從而在對他們來說是被動的推薦的過程中反客為主，充當主角，使院士評選成為院士“選戰”。有些單位也為候選人“拉票”。

　　所以，科學精英制度一方面強化了對成就的承認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科學家的學術自主權；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導致一些院士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尋找機會，從而影響到他們在科學共同體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對於精英制度始料未及的這些現象，院士難辭其咎。比如，有些院士不是專心做學問，而是熱衷於對他們並不具備專業知識的領域，隨心所欲地發表見解；有些院士花時間與負責研究經費撥款的人員拉關係，利用院士地位和特權為自己、學生和所在的單位爭利益；有些院士到處兼職，並對兼職單位的福利待遇處理不當。

　　有些院士參加評審和社會活動過多過濫，樂於充當“花瓶”和“明星”；有些院士在院士評選時過分褒揚自己的學生和同事，貶低其他候選人；個別院士將院士選舉的信息透露給候選人。

院士開始檢點自己的言行

　　有些科學家在當選院士前後判若兩人，由謙虛卑微變得目中無人和趾高氣揚。更有極少數院士參與與其身份不符的活動，比如充當偽科學的傳聲筒，涉嫌學術腐敗。這些院士的不負責任的言行，已經給院士群體帶來了負面的社會影響。甚至有人認為，院士制度阻礙了中國科學發展的障礙，到了非廢除不可的地步。

　　在社會這一“顯微鏡”下，院士們已開始注意檢點自己的言行，清除玷污院士群體形象的個人和現象。其實，早在1982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就和其他科學家一起倡導建立“北京科學技術人員道德規範”。

　　1993年，包括著名生命科學家鄒承魯在內的14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呼籲在全國科學界建立類似的道德規範。筆者所訪問的一些院士認為，當選院士其實如同在多一個學術委員會任職。

　　在制度層面，1997年，科學院建立了科學道德委員會。同年，當院士陳敏恆的學生涉嫌剽竊一事被揭露後，中國科學院學部經過調查，確認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後取消了他的院士稱號。

　　有個別“科學新星”雖為領導推崇，但其資格因科學道德問題而一次又一次受到院士的抵制。將候選人的名單在其所在單位張榜公布，接受實名舉報，也是為了取得整個科學界的幫助來捍衛院士稱號的純潔性。同樣，實行資深院士制度也降低了某些年邁院士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2001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主席團通過了《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要求院士在弘揚科學精神和加強科學道德建設方面，成為科技界乃至全社會的榜樣。此次院士增選工作兩院又特別強調過程的公正、公平和公開，反對不正之風，保證選舉質量。